周小川：用關稅解決全球失衡或是條“彎路”

本文轉載自3月25日騰訊財經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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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資本流動規模大幅擴張，跨境融資日趨普遍，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持續推進，無論是中國的滬港通、深港通，還是歐洲資本市場一體化進程，都意味著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已今非昔比。

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傳統上屬于各國內政范疇。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國際社會對跨國政策協調的需求并不強烈。貨幣是本國貨幣，通脹是本國通脹，收支平衡與財政問題也主要在國內框架內處理。然而，隨著全球化持續深化，這一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歷次金融危機的爆發，正是推動國際協調的直接催化劑。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二十國集團（G20）于1999年正式啟動財長和央行行長部長級會議機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G20更升格為領導人峰會。可視為“危機驅動政策協調”的典型案例，即正是金融危機，促使各方坐到一起討論政策制定與政策協調。

然而，危機終會消退，協調的緊迫感隨之下降。當前，地區性沖突頻發，其根源多在于國內因素，國際社會的介入與斡旋作用仍不明朗。但是看起來并沒有人緊急呼吁二十國集團去關注、去提供結束戰爭的解決方案，這些地區性沖突，其實也會加劇大國之間的緊張狀態，并且提升各國對于國內利益的關注，而不是對于國際協調的需求。在這樣的一個階段，想協調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它比過去處理起來更棘手了。

在此背景下，當前仍存在強烈國際合作需求的四個重點方向：

其一，氣候變化。盡管美國已退出巴黎協定，但是從全球看大部分國家，尤其是歐洲和亞洲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是非常關注的，他們希望做出地區性的努力，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減輕氣變的影響。

其二，支付系統。將支付系統和數字貨幣定位為金融基礎設施，其不應僅依賴于商業銀行或私營平臺，新加坡等東盟國家已在跨境支付領域取得積極進展，未來游客消費、線上商戶、中小額貿易結算等場景，均有望借助跨境支付體系實現便捷的互聯互通。

其三，債務問題。新冠疫情之后，部分發展中國家仍面臨沉重的債務問題，G20于2020年推出的債務延期支付政策及此后啟動的債務重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這一訴求，但問題至今尚未得到非常好的解決。

其四，全球失衡。比如匯率機制，隨著全球的發展，可以看到人們更多去討論，在這個新的階段，比如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否發揮更多的作用，去解決全球的不平衡問題。當然這個不平衡有不同的形式，（包括）投資的不平衡，資本流動的不平衡，需要多邊的解決方式，不僅僅是雙邊或區域措施，去解決全球不平衡的各類問題。很遺憾的是，美國事實上也處于這種全球不平衡的境況之下，但是美國決定不使用匯率機制或者類似機制來解決這個不平衡問題，而是使用稅收的方式來解決這個不平衡問題。但是稅收問題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應該使用IMF的框架措施，來解決不平衡的問題。

針對亞洲經濟體為何普遍傾向于匯率穩定、而非浮動匯率這一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作出解釋：

一方面，中國等具有計劃經濟歷史的國家，傳統上傾向于價格穩定，慣用購買力平價衡量匯率的合理性，認為既然購買力平價未發生變化，匯率便無需大幅波動，這是計劃經濟思維的歷史延續。

另一方面，很多國家都會關注國內經濟實體的信心，他們會關注異常的資本流動，如果這些信心發生了變化，可能會有大量的資本內流或外流，也就是說它的流動規模會比你預期的更大。這樣的一種資本流動，實際上會夸大經濟的問題，不管是國際收支的平衡還是其他問題。所以在匯率發生變動的時候，不管是30%還是50%的變動，從經濟學上來講會認為需要的調整不會那么大，也就是匯率浮動超過了需要調整的幅度，它會給決策者帶來相當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