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泰瑞爾拍了104分鐘：AI末日派和樂觀派誰更慌

104分鐘，足夠看完一部紀錄片，也足夠讓一個人從"AI要毀滅人類"切換到"AI能拯救世界"再切換回來。查理·泰瑞爾（Charlie Tyrell）發現，這種精神分裂式的焦慮，正在成為當代人的日常。

這位曾憑《我死去父親的色情錄像帶》入圍奧斯卡短片名單的導演，花了兩年時間跟蹤拍攝AI行業。他的搭檔丹尼爾·羅爾（Daniel Roher）是2022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納瓦爾尼》的導演。兩人拍攝期間先后當了父親——孩子出生時間只隔一周。這個巧合成了整部電影的隱形骨架：當你剛迎來一個新生命，卻同時在拍一部關于"人類可能終結"的片子，心態很難不分裂。

泰瑞爾把這種分裂命名為"

從桑德伯格到奧特曼：兩派人怎么互相看不順眼

泰瑞爾和羅爾采訪了上百人。鏡頭前的人分成兩個陣營，彼此幾乎無法對話。

一派以OpenAI CEO薩姆·奧特曼（Sam Altman）為代表。他在片中的姿態很有代表性：技術必然向前，問題可以在前進中解決。另一派是"末日派"，比如AI安全中心執行主任丹·亨德里克斯（Dan Hendrycks）。他們的核心論點很簡單：一旦AI超越人類智能，我們沒有任何可靠手段控制它。

兩派的矛盾不只是技術分歧，更是世界觀沖突。泰瑞爾發現，當你問"AI會不會毀滅人類"時，得到的答案往往取決于對方的工作性質。搞研究的傾向于量化風險，搞政策的傾向于講監管框架，而真正寫代碼的人——很多人選擇不談論這個話題。

「我們采訪了一些工程師，他們明確表示不想在鏡頭前討論安全議題?！固┤馉栒f。這種沉默本身成了電影的一部分。

為什么父親身份改變了拍攝

羅爾和泰瑞爾的孩子在2023年底出生，相隔七天。這個時間表讓兩人不得不邊換尿布邊剪片子。

泰瑞爾承認，父親身份讓他對"長期風險"有了不同的體感。「以前討論'人類滅絕'是抽象概念?，F在你會想，我孩子的孩子還會不會存在？」但他也警惕這種情緒被濫用——很多科技公司喜歡用"為了下一代"來包裝自己的敘事。

電影里有這樣一個細節：奧特曼談到AI可能帶來的醫療突破時，語氣輕快；而當他被問到"如果錯了怎么辦"時，停頓變長，句子變短。泰瑞爾沒有剪掉這些停頓。他認為，這些縫隙比任何宣言都更接近真實。

「我們不想做那種'真相在中間'的虛假平衡。我們想展示的是：兩邊都有盲區?！?/b>

從圣丹斯到SXSW：觀眾反應比電影更分裂

《AI紀錄片》1月在圣丹斯首映，3月在西南偏南（SXSW）加映。兩場觀眾的反饋截然不同。

圣丹斯的觀眾更熟悉科技批判話語，問題集中在"誰擁有這些系統"和"訓練數據從哪來"。SXSW的觀眾則更關心個人使用場景：我的工作需要AI嗎？我的孩子該學編程還是學別的？泰瑞爾注意到，越貼近日常生活，"末日"和"樂觀"的界限就越模糊。

一個反復出現的觀眾反饋是：看完電影后，焦慮沒有減少，但變得具體了。以前怕的是"AI"，現在怕的是"我的崗位被自動化"或"我分不清真假信息"。泰瑞爾認為這算進步?！改：目謶肿钕娜恕Ｖ辽佻F在你知道自己在怕什么?！?/p>

電影的制作團隊名單也值得關注。除了兩位導演，制片人包括《瞬息全宇宙》的導演組合丹尼爾·關（Daniel Kwan）和喬納森·王（Jonathan Wang），以及《納瓦爾尼》的制片人謝恩·鮑里斯（Shane Boris）和黛安·貝克爾（Diane Becker）。這個混搭陣容——從政治紀錄片到科幻喜劇——某種程度上預告了影片的調性：不站隊，但拒絕輕松。

泰瑞爾自己的立場：還在搖擺

采訪最后，我問泰瑞爾拍完電影后，自己是更樂觀還是更悲觀了。

「更困惑了。」他說。然后補充：「但困惑是誠實的?！?/p>

他提到一個被剪掉的鏡頭：一位AI研究員在訪談中突然停下來，說"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你知道嗎？我們都沒做過這個。"泰瑞爾本想保留，但最終為了節奏刪掉了?，F在他有點后悔?！改欠N時刻很珍貴。整個行業都在高速運轉，但底層是大量的'我不知道'?！?/p>

電影3月27日在部分院線上映。泰瑞爾說，他希望觀眾帶著一種特定的期待進場：不是來尋找答案，而是來確認自己的焦慮有人共享。片名里的"Or How I Became an Apocaloptimist"（或我如何成為末日樂觀主義者）是個半開玩笑的宣言——不是解決方案，只是描述一種狀態。

「我們不是在拍AI的未來。我們是在拍現在，拍人們如何談論AI。」泰瑞爾說，「而現在的特點是：每個人都在說，但沒人確定自己在說什么?！?/p>

電影結尾沒有總結陳詞，只有一個問題懸在空中：如果你的孩子問你"AI會讓我們過得更好還是更糟"，你會怎么答？泰瑞爾說他還在想。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