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河北游擊軍第十三路軍及江東升領導的自衛軍歷史介紹

1938年春天，大清河北一帶的莊稼剛剛返青，河道里卻滿是被戰火打斷的木筏和船板。對岸的村民一邊修堤，一邊盯著遠處飄來的槍聲，嘴里嘀咕一句：“又是哪路隊伍打上了？”在冀中這片平原上，短短兩年時間里，各種名目的武裝此起彼伏，有的一夜成名，有的轉眼煙消云散。就在這些雜亂勢力中，有一支從“土匪味兒”很重的地方武裝，一路跌跌撞撞，最后竟被納入八路軍建制，后來成了解放軍一支主力團，這就是抗戰初期的河北游擊軍第十三路軍，之后改稱華北民眾自衛軍的江東升部。

要說清這支部隊的來龍去脈，繞不開1937年那個風聲鶴唳的夏天。七七事變剛過，華北戰局節節失利，前線部隊被迫后撤，許多帶著怨氣的官兵、流散的潰兵，加上地方民團、土匪、鄉勇，攪在一起，既是隱患，也是可能被改造的力量。河北游擊軍第十三路軍，正是在這樣的縫隙里生長出來的。

一、“七連兵變”：從掩護部隊到“四大隊”

1937年8月，華北戰線崩得很快。東北軍第53軍奉命南撤河南，部隊一退再退，留下第165團3營7連在河北雄縣一帶負責掩護。7連官兵多是東北人，家園早在“九一八”時就丟了，看著部隊再次后撤，怨氣自然不小。

更麻煩的是，連長孟某平日里打罵士兵、克扣餉銀，早就結下死疙瘩。8月5日，在雄縣小辛莊，7連一排長江東升聯合二排長曹學敏、司務長左清臣和幾名骨干，悄悄串聯，發動兵變，當場處決了孟連長，全連九十多人集體脫離大部隊。

這一伙人往北轉移，經過白溝、泗莊，最后落腳在北沙口村。一路上，為了解決吃飯問題，他們在新城縣東南鄉搶掠過群眾，在固安馬莊劫掠時，還被當地民團團團圍住。民團兵多，裝備差；江東升這邊槍好，人數少，雙方僵持半個月，誰也吃不掉誰。

僵住的局面，是靠地方勢力給解開的。北沙口村大地主陳丹橋出面調停，給這支流亡部隊找了個名分——改編為新城縣北沙口三十六村保衛團。既然掛了“保衛”的牌子，總要有個組織形式，于是按三個大隊加一個特務隊的架子建起隊伍。當地人嫌叫起來拗口，索性叫他們“四大隊”。

“四大隊”總部設在北沙口村，總指揮是江東升，參謀長左清臣。一大隊長張興五駐毛公寺，二大隊長郭洪奎駐辛橋鎮，三大隊長曹學敏駐堃上村，特務隊長魏登高則留在總部附近。隊伍表面算“保衛團”，旗號卻很快換成了“抗日”。

四周散兵游勇、土匪頭目、潰兵聽說這兒來了支裝備不錯、號稱抗日的隊伍，紛紛投奔。白溝、泗莊、辛橋等地的民團頭頭也都來“拜碼頭”。人是多了，問題也跟著來了：靠誰養？怎么養？

有意思的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并不高明。四大隊吃飯主要靠兩個來源，一部分是北沙口周邊村莊攤派糧食、經費；其余大頭還是靠“出外活動”——到附近村攫取糧食財物，有時干脆綁架鄰村地主家屬，勒索贖金。短短幾個月，這支原本掛著“抗日”牌子的隊伍，行事方式越來越像一幫土匪。

就在這時，一個20歲的中學畢業生，帶著一紙上級指示，闖進了江東升的世界。

二、地下黨“接盤”：從土匪武裝到“第十三路軍”

1937年秋，新城工委書記劉佩榮，接到保屬省委要求各地地下黨員就地發動和武裝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心里盤算著：像江東升這樣有裝備、有人員的隊伍，如果不能改造為抗日力量，反而可能成了大患。

劉佩榮有一個關鍵“關系戶”——他的中學同學陳德音，是北沙口大地主陳丹橋的侄子。正是這層關系，讓他和地下黨員鄭文明得以順利見到江東升。劉佩榮說得干脆：“我們是知識青年，也想參加你們隊伍，一起抗日。”對方是陳丹橋“舉薦”，江東升不好拒絕，便同意他們入隊，還讓他們組織了一個“四大隊政訓處”。

一開始，劉佩榮沒有急著伸手要兵權，而是從“嘴上和紙上”做起：辦抗戰小報，教官兵唱抗日歌，到村里開大會，宣傳抗日道理。表面上看，是在幫“四大隊”貼金，實際上，是在悄悄改變這支部隊的政治面貌。

問題在于，江東升這些人還沉迷于“舊習慣”。白天，一幫人喝酒、睡覺、賭博，晚上出去搞綁票、搶劫。閑聊時，江東升還時不時感嘆：“國軍幾十萬都擋不住日本人，我這幾百人能管啥用？”這句話給劉佩榮提了個醒：這幫人到底想不想認真抗日，真得打個問號。

疑慮積累到一定程度，劉佩榮和鄭文明找了個“請假”的由頭離開隊伍，繞道去了安新縣，找到剛從晉察冀根據地受訓回來的保屬省委書記張君，詳細匯報了在四大隊工作的情況。

張君聽完，提出了兩點：冀中地區，紅軍出身的孟慶山、東北軍起義將領呂正操正在組織抗日武裝，隊伍已發展到十多萬人，十分缺干部；既然在江東升部暫時打不開局面，不如先把人轉移到冀中主力那邊去發揮作用。

接到這個指示后，劉佩榮火速趕回北沙口，與同志們一商量，決定留下唐保蘅、楊可材兩人繼續在四大隊內堅持工作，其余人則前往冀中根據地參加河北游擊軍。劉佩榮本人，被任命為河北游擊軍第八路軍政治部民運科長。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邊人馬剛走，那邊江東升的隊伍，又迎來了一輪瘋狂擴張。到1937年底，通過吸納潰兵、吞并民間武裝，江部隊員發展到三千余人，勢力范圍已經伸進新安縣，和河北游擊軍第八路軍劉克忠部開始出現摩擦。

矛盾越拖越大，河北游擊軍司令孟慶山決定動一動真格。趁江東升出兵攻打雄縣城，他調集一萬二千人包抄江部，將這支自視甚高的隊伍打得一敗涂地，當場生擒江東升和參謀長左清臣。

押到司令部的那一刻，江東升心里七上八下，既懊悔貿然攻雄縣，又擔心自己會被槍決。意外的是，他在司令部里看到了一個熟人——劉佩榮。

“原來你在這里？你們怎么走了？”江東升忍不住問。劉佩榮也不客氣，回了一句：“因為你們不打日本人。哪兒真抗日，我們就去哪兒。”

這段對話，點破了問題的實質。劉佩榮隨即向江東升介紹孟慶山的來歷——紅軍出身、冀中抗日武裝的重要領導人。孟慶山態度倒很耐心，他提出：可以放江東升回去，但有條件——回去后必須真正抗日，有多大力量打多大仗，部隊番號要改為河北游擊軍第十三路軍；同時，劉佩榮回到江部，擔任政治領導，以后重大事情要與他商量。

對這筆“買賣”，江東升和左清臣不難接受。第二天的群眾大會上，他們公開承認過去搶劫百姓、消極抗日的錯誤，同意將“四大隊”改編為河北游擊軍第十三路軍，江東升仍為總指揮，左清臣任參謀長，唐保蘅任政治部主任。劉佩榮、許硬、楊英、魏健等地下黨員分任組織、宣傳、民運、總務科長。

為了避免再與河北游擊軍第八路軍發生地盤沖突，江東升把司令部從北沙口遷到了白溝——這是一處兵家必爭的水路碼頭，北通容城，南接雄縣。新番號、新地點，帶來的是一個真正抗日的起點。

1938年3月初，第十三路軍迎來了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對日作戰。劉佩榮、左清臣挑出二百名精銳，夜襲日軍占據的高碑店火車站，破壞鐵軌，焚燒站房，俘虜了一名日軍士兵和三名隨軍韓國婦女。第二天，駐高碑店的百余日軍乘卡車來追，被引入事先挖好的陷坑，再遭伏擊，只好狼狽撤回。戰士們開著繳獲的日軍卡車滿載戰利品返回白溝，這一仗的影響，比繳獲的物資還大——農民、學生、舊軍人聞訊后，主動來投的人迅速多了起來。

就在這一系列勝利與擴軍的過程中，江東升的心態悄悄發生變化，他開始不滿足于“河北游擊軍第十三路軍”的位置了。

三、“自立門戶”：華北民眾自衛軍的高峰與潰散

高碑店一戰后，短短兩個月，第十三路軍人數膨脹到近兩萬人。部隊迅速變大，給了江東升更大的舞臺，也助長了他的政治野心。他不愿意繼續做河北游擊軍下屬的一路，而是萌生了“自立門戶”的想法，希望把部隊改名為“華北民眾自衛軍”，與冀中其他主力并列。

對于這個改名想法，唐保蘅、劉佩榮等人起初堅決反對，擔心脫離原有體系后，政治上會出現更多問題。考慮到爭執難以在內部解決，1938年4月冀中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安平縣召開時，劉佩榮專門向黃敬、呂正操、孟慶山匯報了此事。

幾位領導的態度頗具針對性：改名可以，只要一條——必須堅決抗日。軍區政治部還派出一個考察團，由組織部長張君帶隊，到白溝實地觀察部隊建設和作戰情況。十多天走村串戶、聽群眾意見后，張君在干部會上明確表示，同意第十三路軍改為“華北民眾自衛軍”，并當眾稱贊這支隊伍是真正抗日的武裝。

1938年5月，改編正式完成。華北民眾自衛軍成立，總指揮江東升，副總指揮左清臣，劉佩榮任黨代表，唐保蘅任總政治部主任。部隊下轄三個師、九個團及一個特務營。三個師長仍由原四大隊三位大隊長擔任：張興五、郭洪奎、曹學敏，三師的政治部主任分別是黃山虎、李士齋、王子卿。

短短一年，從一支兵變后形成的小股“殘兵”，膨脹成擁有三師九團的大型武裝，不得不說，這在冀中地區也是少見的。隨后，劉佩榮、左清臣率部向北挺進，到麻家營整編了西北軍第29軍孟子賓部，設立獨立團，仍由孟子賓擔任團長，實力進一步增加。

不過，隊伍大了，舊習慣也跟著放大。各級指揮權仍牢牢掌握在舊軍人手中，許多人保留著軍閥式作風，對下屬動輒打罵，紀律問題頻發。為改變這種狀況，劉佩榮開始大規模推行類似八路軍的政工制度——支部建在連以上，逐級健全政治工作機構。

由于政工干部不足，宣傳科長許硬開辦了青年教導培訓班，通過二十期培訓，培養出一批營、連級政工骨干。訓練團長王山則組織輪訓，每次一個營，重點講軍紀、作風、黨組織建設等內容。到1938年夏，自衛軍整體面貌已有明顯變化，訓練認真，軍民關系有所好轉，違規亂紀的事情少了很多。

在各師中，曹學敏領導的第3師變化尤為突出。該師在政治部主任王子卿的推動下，思想轉變較快，地下黨員數量也最多，成為劉佩榮心中的“主心骨”。

自衛軍的不斷壯大與整頓，逐漸引起華北日軍注意。此時日軍主力多在華中作戰，冀中地區兵力相對不足，只能以飛機偵察、轟炸為主，并未立即發動大規模地面“掃蕩”。趁著這段難得的空檔，自衛軍選擇主動出擊。

1938年6月初，自衛軍第1師1團在固安縣大沙堡村與日軍遭遇，團長李玉齋指揮部隊頑強抵抗，最終擊退敵軍，繳獲卡車兩輛。7月初，定興駐軍一部企圖偷襲自衛軍在天宮寺的前線指揮部，行至傅莊時被哨兵發現，戰斗打響后，副總指揮左清臣親自率一個團前來增援，鏖戰數小時，將敵人擊退，自己也付出犧牲連長胡建三在內七十余人的代價。

7月中旬，駐雄縣的日軍一部準備進攻白溝，江東升得到情報，率部搶在馬莊大堤布下伏擊，迫使日軍撤退。到了8月上旬，曹學敏率第3師北進固安三區，收繳大量民團槍支，三次攻打由偽軍把守的固安縣城，可惜由于缺乏攻城重武器，終未得手。

8月24日，左清臣又率一個百人騎兵連奔襲固安縣宮村鎮，繳械偽軍全數。事后日偽軍兩千余人趕來報復，自衛軍據守陣地，苦戰至傍晚方才撤出，犧牲包括副連長趙慶至在內三十余人，有戰士負傷昏迷前仍高喊“打，打呀！”這一幕，在當時不少老百姓口中流傳了很久。

到了1938年9月初，冀中形勢又出現一個新插曲。米家務聯莊會武裝受國民黨特務劉玉珠影響，公開掛出“忠義救國軍”的牌子，與華北民眾自衛軍分庭抗禮。劉佩榮曾派朱德生多次前往協調，毫無結果。而后在軍區主力第27大隊配合下，自衛軍收繳了該地大部分武裝，繳得大量槍彈，使冀中抗日根據地進一步連成一片。

局面看上去在不斷向好，但真正的考驗在1938年秋冬。10月，日軍攻占武漢后，部分兵力自華中回抽，華北“掃蕩”隨之升級。11月初，日偽軍六千余人，在飛機、坦克、大炮配合下，分三路撲向自衛軍總指揮部所在的白溝。

由于自衛軍事先幾乎沒有獲得準確情報，也缺乏對大兵力“掃蕩”的經驗，還下令各師在各村“死守陣地”，結果面對敵人火力優勢，部隊雖然浴血奮戰，還是節節失守。白溝撤退后，自衛軍試圖在新地區重組，結果又被日偽部隊包圍，隊伍大部潰散，犧牲和失蹤的官兵極多。

冬季反“掃蕩”失敗后，江東升、左清臣、唐保蘅帶著一百多號人退入白洋淀。白洋淀蘆葦掩護下，散兵一點點聚攏，一個月后，身邊已有千余人。劉佩榮則留在米家務一帶，帶一部分政工干部組織游擊小隊，同時和朱德生、許硬、王山等人認真總結失敗教訓。

他們歸納出兩個關鍵內因：一是自衛軍改名后與冀中軍區聯系中斷，對日軍這次掃蕩的目的和部署完全不清楚，戰術上極為被動；二是地下黨員幾乎都集中在政工崗位，缺乏扎根在指揮系統的軍事干部，導致關鍵時刻無法有效指揮部隊。隨后，劉佩榮組建了由地下黨完全掌握的新城獨立大隊，人數很快發展到兩百多人，成為重新整合殘部的一支核心力量。

1939年初，冀中軍區領導聽完劉佩榮關于華北民眾自衛軍潰散情況的匯報后，作出整合決策：將殘余部隊與新城獨立大隊合編為八路軍冀中軍區第6支隊，以統一冀中地方武裝。新成立的第6支隊，江東升任支隊長，唐保蘅任政委兼黨支部書記，劉佩榮任政治部主任兼副書記。

黃敬特意給劉佩榮配了一部電臺和十萬冀中幣，這份“重托”既是支持，也是一種監督。借助這股力量，第6支隊在宣傳和組織下很快恢復到三千余人規模，看上去又站穩了腳跟。

四、結局與命運：有人隕落，有人走上主力之路

1939年春，為了提高冀中地方武裝的戰斗力，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賀龍率師主力六千余人進入冀中。由余秋里指揮的第3支隊來到大清河北，與第6支隊協同，邊作戰邊整訓，一批紅軍出身干部也被補入6支隊擔任骨干。

5月，新城縣菊花臺一帶，第6支隊與第3支隊聯合作戰，一個多小時激戰，擊退來犯日偽軍，斃傷敵八十余人。這是華北民眾自衛軍殘部重建為6支隊后取得的首場像樣勝利，士氣大漲。

5月28日，第120師發布命令，將第6支隊改編為第120師獨立第3支隊第8團，同時將原3支隊所屬部隊編為第7團。裁撤老弱傷殘后，8團官兵703人，由原6支隊副支隊長左清臣任團長，劉佩榮任團政委，江東升升任3支隊副支隊長，3支隊支隊長為紅軍老干部賀炳炎。

為了照顧江東升的“面子”，不久后，又讓副司令員常德善與他一起，帶著特務營兩個連返回大清河北，以原6支隊名義重建，繼續在當地進行游擊戰。此后，這支重新組建的6支隊被改編為3支隊第9團。

上級看重的是江東升多次潰散后還能迅速召集舊部的號召力，希望他再拉起一支生力軍。問題在于，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心理變化。在江東升看來，這一系列調整，讓自己離老部隊越來越遠，等于逐步被架空。與他性格相近的舊軍人，多把職位、番號看得很重，難免心里擰巴。

沒過多久，江東升帶著少數心腹擅自離隊，聲稱要脫離八路軍、另立山頭。這種行為，對于經歷過長征、內戰的老紅軍干部來說，是絕對不能輕視的隱患。

常德善對此極為重視，親自帶人將江東升一伙抓回，以“叛變”罪處決。這個處理在當時的環境里，并不算罕見。到了1988年9月14日，新城縣委對這件事重新作出結論，認為當年定性“叛變”過重，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脫隊”。不過，也不得不承認，以江東升屢次有“自立山頭”念頭的性格，就算當年未被處決，將來在復雜環境中能否妥善相處，也很難說。

江東升被處決后，他曾領導過的部隊繼續前行。1940年5月14日，第3支隊第8團官兵，連同其他兄弟部隊，奉命離開戰斗了三年的冀中，轉移到晉西北抗日根據地。不久，第7、9團陸續撤并入8團。抗戰后期，8團被編入八路軍第358旅，解放戰爭時期，又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1軍1師1團。能從地方“土匪味”頗重的民間武裝一路發展成為正規軍主力團，這在各路武裝的演變史中，確實不多見。

至于當年的主要人物，后來的命運可謂各不相同。

左清臣，原本是第十三路軍副總指揮兼參謀長，也被視為江東升最倚重的心腹之一。部隊改編后，他擔任第8團副團長。1941年1月10日，曲陽縣洪梁巖戰斗中，日軍偷襲其駐地，敵我力量懸殊，他率部迎戰，最終在戰斗中犧牲，時年三十七歲。

劉佩榮，曾任第十三路軍組織科長，后來擔任第8團政治處主任，又任第一野戰軍第1軍1師副政委。全國解放后，他轉入國防部戰略部門工作，1964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0年病逝，終年七十三歲。

王山，早期擔任華北民眾自衛軍訓練團團長，后來出任新城縣縣長。抗戰期間曾被日軍俘虜，戰后出獄仍留在原地堅持斗爭。1948年2月，被土頑武裝王鳳崗部殺害，終年五十歲。

王子卿，曾任華北民眾自衛軍第3師政治部主任，之后在八路軍冀中第十軍分區任營長，后調任抗大二分校教員，再到解放軍晉察冀野戰軍第4縱隊任團長。全國解放后，歷任吉林省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1960年授予大校軍銜，2001年去世，終年八十四歲。

如果把這些人的經歷放在一條時間線上，從1937年那次看似偶然的“七連兵變”算起，到1940年代后期各自走向不同歸宿，中間不過十來年。但這十來年內，他們從掩護部隊中的一名排長、一個縣里的地下黨員，到游走于白溝、白洋淀之間的地方武裝，再到八路軍番號下的正規建制，經歷了一系列起伏。

河北游擊軍第十三路軍、華北民眾自衛軍這段歷史，既是冀中抗日武裝發展的一段插曲，也是民間武裝在大時代中被整合、重塑的一個典型例子。有人的野心，有人的局限，有人的成長，也有人的犧牲，這些碎片拼在一起，構成了那段烽火歲月中略顯復雜卻又頗為真實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