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生璽：泛舟學海試航錄

陳生璽與鄭天挺

小時候作文，第一句話往往就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間……”如何如何。那時是照抄小學模范作文，并不知其真實含義，而今已虛度七十有余，驀然回首，果真如此。人生識字糊涂始，從小學到中學，那是青少年時代，還未覺悟，固不足論。即從1952年入大學到現在，轉眼之間，也已五十余年了。這五十年來，也是不堪回首，一是有負于師輩的教誨，二是有負于友朋之期望，三是有負于時代的要求。

我在家鄉陜西乾縣讀中學時，功課就學得并不很好。解放前國民黨政治腐敗，教師經常發不出工資。解放戰爭期間，學校幾次關門停課，根本就不能維持正常的教學。解放初期，在政權更迭之際，地方上以整頓和搞運動為主，并不把學習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我在中學時期，并沒有把應該學的課程按部就班地學完學好。加之自己不甚用功，課余時間還喜讀一些文學作品，數理化也非所長。幸好1952年全國高校統一擴大招生，我就考入了南開大學歷史系，由一個偏僻的農村來到數千里之外的沿海城市——天津，時年二十一歲。對我個人來講，這是我人生的一個大的轉折點，是禍是福，便由此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了。

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那時最熱門的是理工科，由于我的數理化學得不好，所以理工科沒有考取。對于學歷史，亦非我所料及。那時考大學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學畢業后能有一份好的工作，至于進名牌大學、做專家學者，根本沒有想過，認為那是不可企及的。當時多數學生都希望學理工或經濟，喜歡文學的人想當文學家，想學歷史的人是太少了。所以當時被錄入歷史系的，多非自己的志愿。因而入學之后，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專業思想不鞏固。我自己比較喜歡文學，文史是相通的，所以當其他同學鬧專業情緒時，我在很短時間內就比較安心學習了。在這方面我應該感謝老師們的循循善誘和鼓勵。在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王玉哲先生教我們中國古代史先秦部分，期末布置了一個作業，我寫了一篇《秦統一中國的原因》,得到了王先生的好評，對我鼓勵很大。第二學期戴蕃豫先生教秦漢魏晉南北朝史，期中布置了一個作業——《漢代的科學發明》,也得到了先生的好評，發作業時我被放在第一位，他說放在前邊就是最好的。這篇作業我作了幾次修改，七千余字，后來發表在《新史學通訊》(1954年10月)上，算是我的處女作。由此我堅定了學習歷史的信心，每天三點一線，寢室一食堂一圖書館，整天沉浸在書海中，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按理，如此下去，會學到很多東西，但當時是教學全面學習蘇聯時期，對教師要求徹底批判過去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和課程內容，按照蘇聯的課程體系組織教學；對學生而言，要求又紅又專，在接受老師的教學過程中，能夠批判老師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這樣使老師和學生都處在極端矛盾的心態之中，老師怕教不好受到批評或批判，學生本來知識甚少，很難判斷老師講的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只能按照一些空洞的政治教條判斷。

不久，李希凡、藍翎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文章發表之后，將學術批判運動推向高潮。當時在青年中萌發了一種思潮，誰能勇敢地站出來批判老師的所謂資產階級學術觀點，誰就是英雄，可以出人頭地，受到領導的重視，是李希凡、藍翎第二。緊接著就是批判胡適，隨之又是批判胡風。在這些運動中，被批判的是老教師、老專家，批判的主力則是年輕的教師和學生。

鄭天挺和雷海宗先生，都是院系調整后從北大、清華調來南開的，他們的學問大家都很敬佩，但那時他們又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專家，他們的學術觀點要受到批判。在這種政治情況之下，學生和老師極難融洽相處，學生既要向老師學習，認真聽課，但又要能從老師的教學中發現或者挑出他的資產階級觀點來有所批判。當時無論是教或學，都強調政治掛帥，所以大多數學生便把注意力放在政治表現上，學習的好壞則是次要的，能過得去就行了。若過分重視學習，就會被認為是只專不紅。由于這種特殊情況，大大影響了教學效果。教師也不敢把他自己的特長或拿手好戲拿出來，因為他們都是在舊社會受教育的，他們的拿手好戲可能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學術，這本來是應該批判的，若拿出來弄得不好，可能要再遭批判，所以當時的教師講課都非常謹慎。所以在大學四年，我就是在這種夾縫中走了過來，雖然學到了一些基本知識，但并沒有顯得有什么特長。而對雷海宗先生講授的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以及鄭天挺先生講的明史專題、清史專題和史料學，則印象極深。

1956年大學畢業，正值號召向科學進軍之際，我國開始實行研究生制度，我便考取了鄭天挺先生的明清史研究生。剛入學不久，還沒有來得及進入角色，在1957年那場政治風暴中，被劃為右派，終止了學業。至于這場運動，全國被打成右派者共55萬人，所禍及者并非我一人，它的負面影響是人所共知的，在此不必贅述。

我被終止研究生學業后，被處分勞動改造，共四年。1962年初宣布摘帽后回校，被安排在校圖書館工作。當時以為形勢略有緩和，幻想以后能夠重操舊業。但不久又重提階級斗爭，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自己怕再犯“錯誤”,對于今后能否再搞學術已不敢存有奢望了，只是利用在圖書館工作的機會，讀一些自己喜歡讀的書籍。由于“反右”運動，自己受到批判，促使我對一些理論認識問題有所思考，主要是關于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方面的著作，如法國啟蒙思想和唯物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曾讀了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類理解論》、伏爾泰的《哲學通訊》、盧梭的《民約論》和《人類平等的起源》、拉美特里的《人是機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以及俄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者普列漢諾夫的《一元史觀之發展》、《唯物史論叢》等書，這些著作對我增長知識、開闊眼界、思維訓練大有好處。另外還讀了其他一些文學書籍，這對我后來繼續研究歷史都很有幫助。

我在圖書館工作整整十七年，打倒“四人幫”之后于1978年歸隊，回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工作，仍然是隨鄭天挺先生研究明清史。從1958年離開鄭先生至此整整二十年，經過二十年的風風雨雨，能夠重新回到鄭先生的身邊聆聽他的教言，實是不幸中之大幸。這時鄭天挺先生又開始招收研究生，1979年受教育部委托，他舉辦高校青年教師明清史進修班，我隨堂聽鄭先生講課，自己也分擔了“清兵入關”和“黃宗羲的思想”兩個題目的講授，同時協助鄭先生抄錄一些文稿。1980年鄭先生主持召開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我參加了會議的籌備工作，與鄭克晟世兄整理編輯出版了鄭先生的學術論集《探微集》。鄭先生主編《明清史資料》,我編寫了其中三章。鄭先生主編高校《清史》教材，我分擔了第三章皇太極部分，從此我便正式進入了明清史研究的角色之中。

鄭天挺先生是20世紀明清史研究的開拓者，他研究學問重基礎，反浮夸，主張研究問題要一個一個來，一步一步深入，反對淺嘗輒止。

經過十年“文革”災難之后，當時是百廢俱興，學術研究也空前活躍。我們正在他的領導下，準備把中國的明清史研究推向高潮。由于他擔任全國史學會長，過分忙碌，且年事已高，于1981年辭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師。我是他解放后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也正是由于他的教導和提攜，我才能進入歷史研究的行列，忝列一員。我遵從他的教導和治學方法，進行明清史的研究。

關于明清歷史，我的關注重點在明清之際，因為明清之際是我國古代最后兩個封建王朝政權的更迭時期，明朝是以中原漢族為主體建立的政權，清朝是東北地區滿族進入中原之后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在這一政權更迭之際，經歷了一次大的社會動蕩，在動蕩的關鍵時刻，發生了一次戲劇性的變化，即1644年春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以摧枯拉朽之勢進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李自成在北京僅四十余天，還未站穩腳跟，卻突然被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引導的清軍所擊敗，被逐出北京，從此清王朝便成為統治中原的主人。自從1944年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極為熱烈。郭沫若認為李自成進北京之后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迅速腐化，不聽從部將李巖等人的正確勸告，大將劉宗敏搶劫了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導致吳三桂去請清兵，即吳梅村《圓圓曲》中所謂“沖冠一怒為紅顏”者也。解放后，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認為中國歷史上只有農民反抗封建地主的階級斗爭和農民起義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由于農民起義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不是被地主階級所鎮壓，就是被野心家所利用，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并套用哲學上的一對矛盾決定論，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對矛盾中的兩個方面互相斗爭來決定的。明清之際的社會矛盾，明朝統治者為一方，李自成的農民起義為一方，這兩方的矛盾斗爭決定著明清之際的歷史發展。明朝之所以滅亡，是由于它的腐朽和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被農民起義推翻了；但農民起義在推翻明王朝之后又為什么失敗了呢?又說是由于地主階級對農民起義的仇恨，進行反攻倒算的結果。吳三桂就是代表漢族地主階級引清兵入關，鎮壓了農民起義，所以一切的罪責都集中在吳三桂身上。這種觀點就陷入了一個自我互相矛盾之中，農民軍既有力量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為什么卻無力量打敗地主階級的反攻倒算?地主階級的政權已經腐朽，被農民軍推翻了，何以能有力量再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我的研究與他們不同，我根據當時的歷史事實，認為明清之際并不是一對矛盾、兩種力量進行斗爭，而是三種力量：明王朝為一方，在關外建立的清政權為一方，以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軍為一方。明清之際的歷史是這三種力量相互較量長期斗爭，最后導致了明朝滅亡、李自成失敗、清朝勝利這種局面。因為遠在農民起義之前，清在關外的東北已經興起，屢次打敗明軍，統一了東北全境，并征服了漠南蒙古。在農民軍占領西安于1644年春由西安東進進攻北京之際，在關外的滿族從1616年建立后金至此已經二十八年，是一個和明王朝對峙的強大的政權，它已四次越過長城進入內地進行掠奪。明王朝是受到東西兩面夾擊，先敗于清軍，后敗于李自成的。為此我寫了《清兵入關與吳三桂降清問題》(首刊于《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2輯，《新華文摘》1981年10期轉載)一文，詳細論述了李自成于1644年3月19日進入北京，崇禎帝吊死煤山，明朝滅亡。明朝官員大部分都投降了李自成，舉國上下都認為李自成的大順王朝已經成為中國新的主宰，何以僅4月22日東征山海關失敗，4月30日即退出北京，清軍于5月2日進入北京，前后共四十二日，中原大地卻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我第一次揭示了所謂吳三桂去請清兵的過程。從歷史事實嚴格而言，清兵并不是吳三桂請來的，因為在吳三桂去請清兵之前，清兵已經出動了，清兵是在半道上碰到吳三桂的使者的，清兵的統帥多爾袞起初并不相信吳三桂，因為吳三桂在山海關外若干年來一直是抗清的，他怕中了吳三桂的圈套。于是他扣留了吳三桂的一位使者，派人隨另一使者去了解真實情況之后，才改變了行軍路線，直奔山海關而來，最后迫使吳三桂投降，在山海關打敗了李自成。而李自成又采取了錯誤的逃跑政策，把北京扔給了清軍，自此一敗涂地，毫無反手之力。所以我的結論是：李自成并不是敗于明朝地主階級的反攻倒算，而是敗于自己的競爭對手——在關外新興的滿族勢力多爾袞，這才使清朝代明而進入中原地區，統一了全國。

由于過去套用哲學上的一對矛盾論，只注意明朝和農民軍雙方的矛盾和斗爭，把當時早已經參與這種斗爭的清軍排除在自己的視野之外，所以把一切罪責都推給自己認為對立的階級那一方，往往把臟水往一個人身上潑。這里涉及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一事，小說《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為了說明農民起義的偉大作用，他說明末各種記載李自成進北京以后軍紀不好，大將劉宗敏搶走了陳圓圓把吳三桂逼反了才去請清兵，根本就無此事。陳圓圓在李自成進北京之前就死在山海關外吳三桂的駐地寧遠，說劉宗敏曾搶陳圓圓一事，是來自地主階級對農民軍的仇恨而編造出來誣蔑農民軍的。有的學者為了肯定李自成而譴責地主階級，說農民軍中根本就沒有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將軍李巖，一切有關李巖曾向李自成進諫而被拒的記載，也是地主階級出于對農民軍的仇恨而編造出來的，等等。為此我撰寫了《陳圓圓事跡考》一文，說明了陳圓圓的家世、出身、如何被皇親掠至北京，以及農民軍進北京后吳三桂全家被掠、后隨吳三桂至云南、三藩之亂失敗后陳圓圓死于云南，基本上澄清了歷來關于陳圓圓其人的傳聞及其爭論。

另外，又撰寫了《李巖在北京史事新考》一文，根據李自成進北京后，李姓諸將李過、李友、李巖的駐地不同，故有“東李”、“西李”之稱，由此引起了關于李巖有無其人的誤解，也基本上澄清了關于李巖的問題。

在明清之際，影響戰局發展的另一個大問題，就是蒙古問題。蒙古原為明朝北方的屏障，是明朝用以牽制后金的主要力量。但在蒙古內部統一分裂之后，漠南蒙古被后金征服，使清朝增加了實力，明朝失去了北方的屏障，清軍數次越過長城進入內地，以蒙古人為向導，不僅加速了明朝的滅亡，而且改變了中國北部的形勢。對蒙古本身而言，內蒙古即近明邊的察哈爾部和河套的鄂爾多斯部乃是蒙古的主體，喀爾喀外蒙古乃是蒙古的一小部分。

關于明清議和問題。在明清雙方進行戰爭時，清朝是主張與明朝議和的。明清議和的失敗，責任在明朝，這是明朝處在農民軍和清軍雙方夾擊下決策上的一次重大失誤，從而喪失了獲得喘息和扭轉局面的機會，此實明清存亡之一大機。李自成的失敗，也是由于進北京后沒有采取與清軍議和的態度，因為此前清朝曾主動致函農民軍，商討如何共同打擊明朝中分天下。若不與之和，就應固守北京，使清軍和過去幾次進入內地一樣，面對明軍固守北京，只能擄掠一番，再退回邊外。

清朝入關統一全國之后，影響明清一代滿漢民族關系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剃發易服問題。我前后撰寫了《清初剃發令的實施與漢族地主階級內部的派系斗爭》(《歷史研究》1985年第4期)與《明末清初的剪辮子運動》(《中華文史論叢》2000年3月，第61輯)論述了剃發易服本來是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問題，如何演變成一個政治問題。清朝堅持“以剃頭為一統”來象征自己的統治權力，而到清末辛亥革命時，則以“剪辮子”作為反清革命的標志。

關于李自成的歸宿。李自成于山海關之戰失敗以后退出北京，被清軍和吳三桂尾追不舍，由山西退到西安，1645年春復退出西安，由商洛山中南逃，5月在湖北九宮山被地主武裝所殺，本無疑問。但有人不忍心英雄有此末路，或假李以自重，則又傳說李自成未死，匿名到湖南石門夾山寺為僧，名奉天玉和尚，一直活到康熙十三年(1674)。這本來是好事者所為，前些年石門為了發展旅游事業，建造李自成墓，忽又重提夾山為僧之說，引起了學界熱烈討論。為此我曾撰寫了《關于李自成夾山為僧說若干問題的質疑》(西安碑林博物館《碑林》集刊第八期，2000年)從清朝方面、南明方面、地方志與族譜三方面記載，論證了夾山為僧說不能成立，對這個問題亦有所澄清。

以上這些都是明清之際比較重大而學術界比較關心的問題。

我遵從鄭天挺先生的教導：研究歷史首先要詳細地占有材料，因為歷史已經成為過去，要了解過去的歷史，必須根據歷史遺留下來的歷史資料；其次是廣泛聯系，因為資料并不等于歷史，必須對各種資料廣泛進行聯系、分析、比較，找出它們之間內在的必然聯系；三是前后左右都要說得通，對某一歷史事件研究的結論，必須和它周圍相關的事物和整個歷史背景都能說得通，不能互相矛盾，應該“字字有根據，句句有來源”。近些年來有些專家不通就是這個原因，他們對某一個問題鉆得很深，結論提得很高，但結果卻和周圍相關的問題、大環境、歷史背景說不通，這就難以獲得人們的認可。另外，我遵從雷海宗先生講課時那種廣闊的視野，富于理性的思維，使我能放開思想，敢于思考。我吸取鄭、雷兩位老師的這些優點，結合我自己受到的西方哲學著作的啟發，我研究問題的方法是由面到點，而不是由點到面。所謂由面到點，就是先弄清這個問題所依賴的歷史環境，即面上的基本情況，然后再進入這一具體問題即點上。即對點而言，一個重大的歷史問題，它涉及的面很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它所依賴的客觀條件也很多，一個條件出了差錯，就會影響全局，甚至于滿盤皆輸。所以我研究這些問題，不論大小，我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把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把這個問題的核心與關鍵點搞清楚，微觀上要深入，宏觀上要全面，只有把問題搞清楚了，才能闡明它的意義，對同一件事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認識，但絕不能因此而改變事實本身。我的上述幾篇論文就是在這種思維指導下寫出的。對我自己而言，也算是一家之言，大部分收錄在拙作《明清易代史獨見》一書中。

關于名妓陳圓圓事，必須回溯到我上大學時，聽到老師們講陳寅恪先生如何有學問，考證功夫很深，講隋唐史時，甚至能考證出楊貴妃入宮時是否是處女(因涉及唐明皇與太子的關系)。他們講的時候都抱著極端崇敬的心情，由此我對陳先生也很崇拜。1957年“反右”之后，我心情比較沉悶，便借了一本《元白詩箋證稿》來讀，讀后對陳先生那種以詩論史、史詩結合的論證方法深為嘆服，如《鶯鶯傳》、《琵琶行》、《長恨歌》,確為不朽之作，只有經過陳先生一番勾稽考證，才能顯示出它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讀起來也有更深一層的意味。由此我便對明末詩人吳梅村的《圓圓曲》產生了興趣，因此我也渴望能有一篇以陳寅恪先生考證《長恨歌》那樣的功力來考證《圓圓曲》的文章。當時由于我對明清史尚無研究，又不諳于文學，所以對《圓圓曲》也未能讀懂。后來由于接受處分前去勞動，也就不了了之。事隔二十余年，我在研究清兵入關與吳三桂降清問題時，收集到一些有關陳圓圓問題的資料，其中有清末民初江蘇丹徒丁傳靖先生的《滄桑艷》傳奇一本，故事較為完整，情節亦很動人，聲律也很嚴整。我怕我收集到的這些資料散失，便仿陳寅恪的方法，對《滄桑艷》傳奇進行箋注，將有關陳圓圓與吳三桂的各種資料分別錄入注釋之中，涉及重要史實則加筆者按語，予以辨析，于是便成《滄桑艷(箋釋)》一書出版。

80年代末，為了繁榮學術研究，給青年學子打開學術殿堂之門，天津教育出版社組織了一套《學術研究指南叢書》,約我主持撰寫一本關于清史研究概述的書，我便約請杜家驥共同撰寫，介紹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清亡，訖于1986年，近八十年有關清史的研究概況。由我撰寫序論一章，從總的方面敘述了從民國初年撰修《清史稿》開始，以及各種有關清史研究的著作和學人概況，包括解放后臺灣的清史研究狀況。由杜家驥分撰專題研究部分，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中外關系、人物評述等十一個方面，全書共四十萬字。1991年以《清史研究概說》書名出版，很受讀者歡迎，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特來函索取。這是上一世紀國內第一部系統介紹清史研究概況的書。惜其印數太少，早已脫銷。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學術研究領域的不斷開拓，為了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以提高現代從政人員的人文素質和領導藝術，1993年我退休以后，一些出版社請我從中國古代典籍中選擇那些有關治國方略和從政經驗的篇章，予以注釋評論，供廣大從政人員閱讀，擴展他們的知識。為此我比較廣泛地閱讀了我國古代一些政治著作，從這些著作中，我看出政治學是我國古代最發達的一門學問，無論是儒家的仁政、道家的無為、墨家的兼愛、法家的術勢，都是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提出自己的不同治理方法，即如《四書》、《五經》、《二十四史》以及諸子百家，相當一部分都是討論社會和國家治理的諸多問題的。從這方面講，專門研究治理國家的政治學，乃是我國古代內容最豐富的一門學科，不僅有許多精湛的理論著作，而且還記述了許多正反面的管理經驗。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這門學科被忽略了，主要原因是形而上學和極左思潮，認為我國古代討論政治方面的著作都是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統治術，是欺騙人民的說教，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法全否定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們要學習吸收當代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文化和思想，但也要吸收我國傳統文化中那些優秀部分，以豐富我們的思想和認識。因為我們的現代社會是從古代社會發展而來的，古代社會所產生的一些問題，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也會產生，我們可以看看古代社會這些問題是如何產生的，當時是如何解決的，哪些問題解決了，哪些問題沒有解決，原因是什么。這些都可以為我們今天提供參考。為此我選擇了歷代一些政治家(包括某些帝王)的政論，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吏從政經驗總結的著作，相當一部分是人們不常見或不常讀的，如荀悅的《申鑒》、劉廛的《政論》、杜恕的《體論》、桓范的《世要論》、陸景的《典語》、傅玄的《傅子》、陳襄的《州縣提綱》、呂本中的《官箴》、許月卿的《百官箴》、胡太初的《晝簾緒論》、陳宏謀的《從政遺規》、袁守定的《圖民錄》、汪輝祖的《佐治藥言》、丁日昌的《牧令書輯要》等五十部，輯為叢書，取名《政書集成》(十輯五百萬字)刊行。對這些著作中所涉及的主要問題，諸如關于民本思想、打天下與守天下不同、君主應該怎樣治國、佞人問題、廉政問題、重視歷史借鑒的作用、如何做好地方官、關于正風俗、關于吏胥、保富民等，我都在前言中略加論述。另外每部書前又有內容提要，為閱讀和有興趣進一步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我又約請幾位同行，在相關典籍中精選了部分有關典型事例的章節，分段進行標點、注釋、評論，使不諳于古代漢語的同志能夠讀懂原文，按照我們今天的觀點去理解古代政治，何者可取，何者不可取。以《治國明鑒》(上下冊，一百二十萬字)為書名出版，根據我自己的體會，以“中國古代政治中的幾個問題”作為前言，論述了德治與法治問題、納諫問題、用人問題、吏治問題等。

社會在發展，歷史在前進，我們回顧歷史，并不是要回到古代去，而是為了正確對待歷史，從那里吸取一些營養，更好地改造現實。例如德治和法治問題，我們今天要以法治國，但法律是外在的，違反了就要受到制裁，是人們行為的最低準則。從人的思想內在而言，應該自覺地遵守各種社會道德規范，這樣才能為自己的行動創造更大的空間，這就需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道德和法律的作用是相輔相成而不可互相替代的，一個社會不僅需要法律制度，還需要道德觀念來維系，道德能起到法律起不到的作用，一個社會不可能只有法律而沒有道德。對于行政官員和領導者來說，更應該以良好的道德行為示范社會，這樣才能更好地執行法律，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我國古代儒家提倡德治，這一優良傳統應該結合我們新社會的實際予以發揚。又如吏治問題，良好的社會制度和法律需要官吏去執行，我國古代即提出“圣人治吏不治民”,一個國家只要把各級官吏治好了，整個國家也就治好了。“治吏”在今天而言，就是干部管理問題，若對干部管理不嚴，睜一眼閉一眼，國家是治理不好的。

儒家主張德治，所以特別重視教育。皇家對子弟的教育更為重視，他們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效法古圣先賢，要效法古圣先賢就要讀書，歷代皇帝的太子府的屬官，主要是負責教育的。為此由我負責主編、整理了明代大學士張居正為萬歷皇帝朱翊鈞講授《帝鑒圖說》、《資治通鑒》、《四書》的經筵講稿。當時萬歷還是一個十歲的小孩子，母親李太后主持政務，便讓大學士張居正給朱翊鈞講課。由于朱翊鈞年齡小，這些講稿是用明代最普通的白話文寫的，每次講完后，再修改謄寫進呈，讓他在宮中閱讀復習。張居正是明代的大改革家，他在給小皇帝講解歷史知識時，也貫穿著他的改革思想。《帝鑒圖說》選取了歷史上有意義的故事，并配以插圖，是一本很好的古代兒童讀物。《資治通鑒》講稿原名《通鑒直解》,整理注釋后以《資治通鑒皇家讀本》(上下冊，一百二十萬字)出版。《帝鑒圖說》以《帝鑒圖說評注》(二十五萬字)出版，對于普及歷史知識也極有用處。

1978年我歸隊時，正當中年，曾暗下決心，要加倍努力，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但光陰荏苒，倏忽之間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只有這么一點點成績，而且多是舊事重提，按我們的時代要求，應該開辟新的研究領域，解決新的歷史問題，才不愧于時代。對此我深感力不從心，一是由于學養太淺，二是年事漸衰，正如陶淵明所說：“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雜詩》)光陰不會倒流，失去的時間不會再回來了。孔子晚年喜歡讀《易》,韋編三絕，他說“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史記·孔子世家》),是說再給他數年的時間，他對《易》就會有更好的理解。我們應該效法孔子這種鍥而不舍、老而彌篤的精神，爭取以有生之年，再做些工作，以彌補此生之缺憾。

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