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聊校長。
關于校長,業內很認同這句話,“一個好校長就等于一所好學校”。
對于一所學校,校長是靈魂,是頭雁,作用不言而喻。
這幾年教育迎來大刀闊斧的改革,要從深陷內卷中掙脫出來,在AI時代真正解放孩子,成全生命,利國利民。
校長的作用比任何時候都重要。一個個校長,好比一個個船長,在風高浪急的水中掌舵航行。
然而卻發現一個現象,不吐不快:
本該離課堂最近的校長,卻遠離了課堂。
校長不上課,或者上“水課”越來越普遍。
教學是一所學校的核心和靈魂,說破嘴皮子不如做出樣子。
校長能夠親自帶課,跟老師們如切如磋,跟孩子們如琢如磨,自然打成一片,和諧美好。
校長也真正體味和把握教學改革的方向,以及現實中的教師壓力、學生狀態和家長訴求。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很多校長不再上課,或者僅僅象征性地上幾節考查科目,甚至“掛名”上課。
因為遠離了課堂,就離老師和學生遠了,看不到真實狀況,卻還要指導上課、育人,豈不是緣木求魚?
有的校長不上課,還熱衷于巡課和推門聽課,在會場上大談教學,老師嘴上不說,在心里吐了一地。
校長離課堂遠了,就離權力、球場和酒桌近了。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這邊擠少了,那邊自然就多了。
一些不上課的校長,成天琢磨著如何“討好”上級、“折騰”老師;還有些熱衷于用大把工作時間“養身”“鍛煉身體”;還有些跟商人、掮客周旋于酒桌之上,勾兌利益。
校長遠離了課堂,好比鳥兒遠離了天空,魚兒遠離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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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吊詭的現象:
能當好老師的人,不一定能被選為校長;而當上校長的人,往往不再當好老師。
問題首先出在選拔機制。
選拔校長的標準是什么?是教學能力,還是行政能力?是師生愛戴,還是上級賞識?
現實中,不少校長是從“聽話”的中層一步步升上來的。會寫材料、會迎檢、會來事,比會教書更重要。
其次在于校長權力的來源。
校長的權力本應來自專業權威,要懂教育,會上課,能帶領團隊進步。
但現實中,校長的權力更多來自行政授權。他們的任免、考核、評價,都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決定。
于是,校長的眼睛習慣向上看:上級滿意,比教師認可更重要。
當校長的權力來自行政而不是專業,他的精力就會流向行政,而不是課堂。
于是,我們看到了太多熱衷于開會、發文、迎檢、評比的校長。
他們熱衷于琢磨上級的心思,而不是思考教育本身。
當“官帽”壓過了“教鞭”,校長當成了“官”,而不是“首席教師”。
這三個悖論,看似不同,實則同源。根源在于:
校長的評價標準,出了問題。
評價一所學校,看的是升學率、排名和各種榮譽;
評價一位校長,看的是管理是否“規范”、上級是否滿意、迎檢是否到位。
至于校長上不上課、懂不懂教學、在師生中有沒有威望,這些最重要的東西反而排在了后面。
當校長的評價標準偏離了教育本質,校長的行為就會偏離教育軌道。
讓校長當“官”,校長就只做“官”的事;讓校長當“師”,校長才會做“師”的事。
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校長?
1944年,蘇霍姆林斯基擔任帕夫雷什中學校長,一干就是23年。
他的辦公室不在行政樓,而在教學樓;他的辦公桌不在文件堆里,而在課堂上。
他堅持每天聽課、每周上課、每月和每個學生談話;他帶著孩子們種花、養蜂、夜讀、遠足,把學校變成了“快樂王國”。
他說:“校長不是發指令的人,而是引導者、鼓勵者、點燃火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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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陶行知創辦曉莊師范并任校長。他脫下長衫,穿上草鞋,和師生一起開荒、種地、蓋房子。
他提出“生活即教育”,主張“教學做合一”。他說:“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要評價一個學校,先評價它的校長。”
蘇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告訴我們:校長不是官,是首席教師;校長不是“管理”師生,而是“引領”師生的。
校長的靈魂,是蹲下身來,和學生平視;是卷起袖子,和老師一起干;是把教育從書本上,搬到生活里。
這大概是“好校長”最樸素的樣子。
當 校長不再是 “ 官 員 ” 的代名詞,而是 “ 首席教師 ” 的同義詞 , 教育,才算真的回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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