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吾心吾鄉 | 李最雄的巖壁丹心

　　以精準實驗數據替代經驗判斷，李最雄推動文物保護從手藝活升級為“科學嚴謹”的系統工程。他主導的“應用PS-C加固風化砂礫巖石雕的研究”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是我國砂礫巖石窟保護加固的重大突破

　　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已超過300人，為全國20余省（區、市）300余處文化遺址保護提供技術支撐與服務，相關合作已延伸至共建“一帶一路”國家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張玉潔 何問

　　文物承載著民族的記憶與精神。在莫高窟壁畫前、玉門關遺址旁、布達拉宮殿堂里，有這樣一位學者，他以理工科背景深耕文物保護領域，用“神奇藥水”破解千年文物風化難題，以嚴謹科研構建文化遺產保護屏障，用半生足跡串聯起我國文物科技保護從無到有、從零散到系統的發展歷程。他就是我國第一位“文物保存科學”博士，我國古代壁畫與土遺址科技保護事業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李最雄。

　　2026年1月，李最雄遺著《巖壁丹心——我的文物保護之路》正式發布。透過這部著作，人們得以走近這位文保工作者，感受他對文物保護事業的執著堅守和深厚情懷。

李最雄在做實驗（資料照片） 敦煌研究院供圖

在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游客參觀莫高窟復制洞窟第276窟壁畫（2024年6月7日攝） 郎兵兵攝 / 本刊

　　五年磨一劍，尋找對抗風化的“神奇藥水”

　　在文物保護長期依賴手工技藝的年代，李最雄較早打破“手藝傳承”的局限，將科學精神引入文物修復領域。1964年，他從西北師范大學化學系畢業，懷揣著對傳統文化的熱愛，進入甘肅省博物館，開啟文物保護研究之路。

　　在甘肅省博物館的一間土坯房里，李最雄開始了科研實驗。當時房屋條件差，沒暖氣，也沒有上下水設施。靠館藏全英文圖書資料和進口實驗儀器，他在困難中撐起一片科研天地。他勤勉好學，不怕吃苦，一年時間，就能基本閱讀和翻譯文物保護方面的英文文獻。

　　甘肅地理空間狹長，分布有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慶陽北石窟寺等200余處石窟。這些石窟大多開鑿于砂礫巖構成的崖壁上，巖石結構相對松散，易風化。李最雄將砂礫巖石窟的風化及保護確定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李最雄和同事發現，砂礫巖體的膠結泥質中含有較多蒙脫石，其反復膨脹和收縮是巖體風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為找到適配的保護材料，他帶領團隊開啟攻堅之旅。

　　甘肅省博物館原副館長王琦回憶，20世紀80年代初，他們在各大石窟寺踩點取樣，檢測標本，一遍遍做實驗。“我們在石窟一住幾個月。冬天，炳靈寺石窟水路交通不通，我們帶著設備器材步行三小時前往。那時很少有蔬菜，吃飯時往土豆面條里撒把鹽。”

　　經過反復實驗，高模數硅酸鉀（PS）水溶液進入他們的視野。PS材料的加固原理并非“物理粘合”，而是“化學變化”——不是簡單地“粘”住文物，而是與膠結泥質發生反應，生成新的穩定結構，力學強度顯著提升。所謂模數，通俗理解就是“骨架密度”：模數過低，加固后強度不足；模數過高，則滲透性變差，易在表面形成硬殼。

　　李最雄的自傳記載著他們測試PS材料性能的過程：將不同模數PS水溶液和定量膠結泥質制成的巖體試塊，放進80攝氏度的烘箱中烘干8小時，再取出置于恒濕箱中8小時，循環120次后，與原始試樣進行強度對比。這是測試溫濕度變化對強度的影響，此類耐候性能試驗需要測試的類目有十余種。

　　歷時5年，經過大大小小上千次試驗，他們篩選出最佳的PS模數——3.8至4.0。該模數的PS與膠結泥質作用后形成的材料，在水中浸泡一年不會崩解，同時具有較強的耐凍融性、耐二氧化碳、耐溫濕度變化等特性，制備的PS溶液對砂礫巖體也有很好的滲透性。

　　以精準實驗數據替代經驗判斷，李最雄推動文物保護從手藝活升級為“科學嚴謹”的系統工程。1988年，“應用PS-C加固風化砂礫巖石雕的研究”獲原文化部科技成果二等獎，1995年再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這一成果是我國砂礫巖石窟保護加固的重大突破。

　　這些研究成果應用于麥積山石窟、莫高窟、榆林窟，以及交河故城、玉門關、西夏王陵、秦長城等諸多遺址中，使這批遺址得到有效保護。

　　深耕破難題，以開放專業鑄就世界典范

　　1985年，李最雄調入敦煌研究院，不久前往日本學習，1991年成為我國首位“文物保存科學”博士。

　　人們欣賞敦煌壁畫時，常疑惑畫像上菩薩臉龐為何發黑——其實千年前繪制時本是膚色，隨著時光流逝，顏料變色。敦煌壁畫顏料的穩定性與變色機理，是李最雄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研究重點。

　　此前研究認為，壁畫變色主要受敦煌氣候干燥、紫外線輻射強的影響。李最雄研究認為，這一結論可能存在問題，因為陽光難以照射進洞窟內。此前的結論建立在實驗室使用碘鎢燈進行模擬實驗基礎上，碘鎢燈紫外線輻射強，遠超莫高窟洞窟內實際光照水平，導致結果出現偏差。

　　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李最雄參與了國際合作研究項目，開展壁畫顏料分析、保護材料研究等工作。期間，李最雄及其團隊運用X射線衍射、紅外光譜等多種現代分析技術，系統研究敦煌壁畫顏料變色，證實了鉛丹在光與濕度作用下轉化為棕黑色的二氧化鉛，是壁畫變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過持續合作研究，李最雄基本摸清敦煌壁畫中的顏料穩定性規律。如藍色、綠色源于石青、石綠、青金石等天然礦物質顏料，受溫濕度、光照的影響不大；朱砂對溫濕度不敏感，但光照會導致其變色；最不穩定的鉛丹，在高濕度、高堿性的環境下，容易變色生成棕黑色二氧化鉛。

　　當時，國內學者沒有做過石窟壁畫顏料穩定性研究，國外學者也未進行系統研究，所有實驗數據都是李最雄對莫高窟壁畫開展調查取樣，并在實驗室中分析獲得的一手成果。憑借嚴謹的科研精神和從實際出發、以數據為依據的治學方式，他得出獨創性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為文物保護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撐，用于指導科學修復與材料選擇，構建洞窟微環境調控標準，還成為建立敦煌壁畫顏料標準數據庫的理論基石。

　　1991年，他以此項成果為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李最雄生前曾向記者回憶那次難忘的學位授予儀式：“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為了激勵更多年輕人的學習熱情，特意邀請我的導師前往敦煌，在敦煌研究院舉行隆重的學位授予儀式。段院長如此安排，不僅是對我個人的激勵，也推動著敦煌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

　　秉持開放理念、重視國際合作，是李最雄學術生涯的鮮明特色。

　　20世紀80年代末，李最雄帶領敦煌研究院保護團隊，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國際合作。合作雙方聚焦藝術價值高、病害程度深的莫高窟第85窟，歷時多年。第85窟的突出病害是有“壁畫癌癥”之稱的酥堿。這種質地酥松易碎、析出白霜“返堿”的病害，是壁畫保護工作中經常遇到的難題。

　　通過監測分析，中外專家鎖定了導致酥堿的“元兇”——巖體中的鹽分。隨著濕度變化，鹽分反復潮解、結晶，將壁畫地仗層“撐”成粉末。團隊試驗了80多種灌漿材料配方，最終篩選出性能最佳的方案，運用科學灌漿與脫鹽相結合的工藝，成功治理酥堿頑疾。

　　莫高窟第85窟的這次國際合作被視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不僅成功挽救了珍貴壁畫，還建立了一套科學的壁畫保護修復理念和流程，推動了行業標準《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的出臺。

　　甘肅省文物局局長仇健說：“李最雄積極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成功在國際巖石力學與工程學會創建古遺址保護專業委員會，并擔任首任主席。這讓中國文物保護的技術成果與實踐經驗登上國際舞臺，也讓我國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獲得了重要的話語權。”

　　李最雄始終將目光聚焦于亟待搶救的文化遺產。2001年至2007年，李最雄牽頭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薩迦寺進行保護。這三處文化遺產的壁畫病害中，空鼓病害的面積占比達到80%。盡管已年過六旬，他仍18次進藏，搶救約6000平方米壁畫，完成了他口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工程。

　　李最雄在自傳中寫道，在布達拉宮東大殿西壁，空鼓病害面積達到75平方米，最嚴重的部位壁畫已脫離墻體10厘米，分割成幾塊的空鼓壁畫僅剩一絲相連，懸在空中。稍有不慎，壁畫塊就可能從五六米的高處掉落地面摔碎。

　　布達拉宮壁畫的地仗層硬而脆，遇水崩散，因此敦煌常用的揭取、整形、修復、回貼、加固等辦法在這里不適用。團隊采取先原位整形，再灌漿回貼，輔以錨固加固的方案。盡管環境高寒缺氧，但修復的每個關鍵環節，他都堅持在場、親自指揮。

　　“李最雄勇于擔當、認真負責、不畏艱難。他嘔心瀝血，患上嚴重的冠心病，心臟一次被植入3個支架，但圓滿完成了保護修復任務。”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黃克忠說。

　　從敦煌石窟到雪域高原，從壁畫修復到遺址保護，他用嚴謹治學的態度與無畏擔當，樹立了以科技保護文物的典范。

　　薪火相傳，守護文明根脈

　　李最雄的成就，不僅在于攻克無數技術難題，更在于他以高尚的品格、開闊的眼界，構建起文物保護的人才體系與協作網絡。對后輩而言，他不僅是一位專家，更如一盞明燈——既照亮技術前路，更照見做學問、做事業、做人的準則。

　　20世紀90年代，榆林窟東崖險情十分嚴峻，崖體內兩組裂隙近乎交錯切割。一旦遭遇地震，崖體便可能發生大規模傾倒，對洞窟和文物造成毀滅性破壞。面對這一風險高、責任重的搶險加固工程，李最雄對每一個實驗環節、每一道施工工序都極致嚴格。

　　跟隨他工作的中鐵西北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方建生回憶，一次在榆林窟開展實驗時，突然天降冰雹，擔心實驗條件受到影響，李最雄堅持守在現場、不肯離開。“李老師不允許哪怕0.01%的差池，那次我們在現場待了6個多小時。他對技術的追求令我終身受益。”方建生說。

　　面對重大工程，李最雄對質量嚴苛以求；面對年輕人成長，他總是壓擔子、給機會，讓年輕人在一線經風雨、長才干。

　　當時，剛調入敦煌研究院一年多的王旭東，還是一名年輕的文物保護人員。李最雄安排他負責榆林窟東崖搶險加固工程施工現場。“李老師非常相信年輕人，放手讓年輕人承擔重任，以項目培養人，將科研扎根于文物保護一線。這份信任給了我巨大的鼓勵和鞭策，也磨礪了我的意志，為我長期投身文物保護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王旭東說。

　　在重大工程中，人們看到的最雄對事業的執著和對質量的堅守，在日常點滴中，人們感受到他的仁厚、溫暖與擔當。

　　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說，李最雄在加拿大訪學期間，用節省下來的生活津貼，購買了一臺先進打印機和整套文物保護書籍帶回敦煌，改善當時簡陋的辦公條件，彌補國外研究資料不足。他多方籌集資金，想盡辦法添置先進科研設備。“這些設備在敦煌文物保護工作中起到巨大作用，一些設備至今仍在使用。”

　　這種溫暖，也落在與人偕行的細節里。

　　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攝影師吳健，與李最雄并肩走過很多地方。有次從拉薩去阿里途經定日縣，他們計劃拍攝珠峰。高原反應來得又急又猛，不少同行人都感到身體不適。清晨，吳健不到5點起床，下樓時卻發現，李最雄已經在大廳等他了。“到了珠峰腳下，他幫我背著攝影包、三腳架，健步如飛。剛支好相機，太陽就從珠峰頂部冉冉升起。”吳健為李最雄拍攝了一張個人肖像。照片里，他眺望遠方，身后雪山皚皚。這張照片一直掛在李最雄家中。

　　“30年里，我們不僅是同事、上下級，更是忘年交，亦師亦友。我在他身上感受到宅心仁厚、謙遜大度、克己奉公的品格。”吳健說。

　　在很多人的記憶里，李最雄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他在敦煌工作時，家人都在蘭州，人們常能看到他吹著口哨做面條。在四周荒蕪的榆林窟，他買來音響播放磁帶，教大家跳交誼舞，戈壁灘上溫暖的燈光、悠揚的音樂，成為年輕人心中美好的記憶。

　　妻子魯蕓回憶他們攜手走過的日子：“我們曾登上窟頂看日月同輝，我們曾靜聽九層樓風鈴叮當，我們曾踩著宕泉河上的堅冰，我們曾漫步林蔭花徑聞沙棗香……”

　　2019年，李最雄與世長辭。

　　仇健說，李最雄是我國文物科技保護從“零散探索”邁向“系統攻關”的奠基人之一。他推動了多項技術突破，更始終著眼長遠，搭平臺、建團隊、育人才，為文物保護事業夯基壘臺。他著力構建跨區域、跨行業、跨學科的協作機制，培養了數十位文物保護方面的領軍人才。

　　蘇伯民說，在李最雄的引領下，敦煌研究院構建起集基礎研究、技術研發、設計施工為一體的產學研用文物保護全鏈條新模式。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已超過300人，為全國20余省（區、市）300余處文化遺址保護提供技術支撐與服務，相關合作已延伸至共建“一帶一路”國家。

　　女兒李黎追隨父親的腳步，從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工作，現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她說：“父親簡單執著，一言一行里藏著對事業最深沉的愛。父親的精神已經融入我的骨血。他培養的學生們，也已成為行業領軍者。這是他最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