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變遷與明清時期侯馬鎮的興起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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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西侯馬是典型的交通導向型城市，其設市雖始于1958年，但其興起可追溯到明代。明清時期，侯馬鎮的興起與交通變遷密切相關，同時，這也為新中國成立后侯馬最終得以與曲沃縣分家設市和經濟的飛速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侯馬”之名的出現始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最初為驛路改道后設置的驛站“侯馬驛”，在驛站的基礎上又設立了侯馬鎮，并于明代中后期因驛路帶來的交通優勢、驛站設置產生的巨大消費市場、人口的大量增加與曲沃重商風氣的興盛，形成了以“貨物集散”為主要功能的“侯馬集”。到了清代，侯馬集的商業交易規模逐漸擴大，成為省內重要的商業市鎮之一，侯馬鎮行政管理制度遂隨之規范，光緒年間清廷遂在此設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侯馬鎮巡檢”，以加強對驛站和集市的管理。

關鍵詞：交通變遷；明清時期；侯馬鎮；侯馬集

山西省侯馬市，位于臨汾市西南部，其設市籌備工作始于1958年，正式完成設市在1971年。在明清時期，侯馬僅僅是鎮級，自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設曲沃縣起長期隸屬于曲沃，沒有形成城市，行政級別較低，故目前學術界對明清時期的侯馬鎮關注較少，對自明代以來侯馬鎮逐漸興起的原因和過程的討論也不夠完善。雖有部分學者如張憲功、田建文、楊辰秀、李永喜等注意到了交通在明代以來侯馬鎮興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對明清時期侯馬地區的驛道走向、驛站設置等做了一定的考證，但還沒有研究成果對侯馬如何將交通優勢轉化成商業優勢進行深入分析。因此，本文擬從復原明代以來侯馬驛路交通格局入手，對明代侯馬因驛成鎮、侯馬集的興起與發展、清末侯馬鎮巡檢司的設立等情況予以考察，以闡明交通變遷對明清時期侯馬興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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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侯馬的驛路交通與集、鎮的出現

1.1明代以前的交通概況

明代以前，侯馬境域內并無驛站的設置，自平陽府城（今臨汾市堯都區）南下通往陜西的主驛道也不經過侯馬，而是在經過晉橋店、故關店、蒙坑、高顯等地后直達絳州（今新絳縣）。據嚴耕望先生考證，隋唐時期河東道境內有一條自北都太原至首都長安的驛路，是溝通京城長安與北都太原兩個節點城市的最重要的主驛道之一，絳州即為此驛道上的關鍵節點，“絳州為京師、同州入太原諸道之總匯，故奉使往來者甚多”。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山西在全國交通格局中的地位隨之發生變化，元代開通的北京一井陘 一太原一平陽一西安大驛道也經過絳州，這條驛道“不僅首次打通從河東山西前往西北地區的交通路，而且還打開了華北地區與西北地區相聯系的直接通道”。當時，在主驛道絳州段設有一處驛站，名曰金臺驛，地點在元代絳州城東二里處（今新絳縣站里村）。“據《唐郵驛交通圖鑒》記載，古驛道由長安經絳州本州島，北達平陽自太原出雁門關，本州島設金臺驛。”據元代熊夢祥《析津志·天下站名》記載，這條驛路由平陽府南下分為兩路，其中西南一路即由平陽府過絳州至河中府，“平陽、絳州（正南八十）、聞喜（西南九十）、泓芝（七十）、臨晉（正南偏西五十）、河中”，其中，“絳州”即為金臺驛。

1.2明代主驛路改道與侯馬驛的設立

明洪武八年（1375年），絳州鄉宦都御史高鐸上書朝廷，認為金臺驛在汾河西岸，平陽府城在汾河東岸，境內原有的主驛路自平陽府城至金臺驛需跨越汾河，易導致延誤，遂提出將南北驛道東移，并將絳州的金臺驛和太平縣的相里驛（在今襄汾縣南相李）遷至汾河東岸的曲沃縣境內，改置為侯馬驛和蒙城驛，這條建議得到了朝廷批準。洪武二十七年（1393年）官方修成的地理志《寰宇通衢》載：“建雄驛至本州島河東驛，六驛四百五十里。建雄驛九十里至蒙城驛，五十里至侯馬驛，八十里至涑川驛，九十里至泓芝驛，六十里至樊橋驛，八十里至河東驛。”由此可知，明初洪武年間起，這條南北向的主驛路改道，從汾河東側南下，自平陽府城的建雄驛（在今臨汾市堯都區），經蒙城驛（在今曲沃縣蒙城鎮）、侯馬驛、涑川驛、泓芝驛、樊橋驛，可至蒲州河東驛，再由蒲州沿黃河西岸南行至風陵渡，由此渡黃河至潼關進入關中地區。

此外，侯馬附近還有一條東西向通往澤州（今山西晉城市）的干線道路，與通往蒲州的主驛路在侯馬交匯，使侯馬成為山西交通格局中的一個“十字路口”，這條東西向的干線雖不屬于主驛道，但在經過澤州后，一直向南延伸到了河南省，因此，是明代山西、河南兩省聯系的主要道路之一，地位也較為重要。這條道路的具體走向是從侯馬向東，經曲沃、翼城、沁水、陽城至澤州（今山西晉城市），再轉西南行至天井關，越過太行山到達懷慶府（今河南沁陽），一直通向洛陽。

具體到侯馬驛附近的驛道走向，據嘉靖《曲沃縣志》曲沃縣域圖（圖1），在曲沃縣城西門外有一條南北向道路正經過侯馬驛，即為這條主驛道的一部分，其具體走向是自蒙城驛南下后，由北向南過滏河橋、南秦里、西莊里到侯馬驛，再經澮河橋、下馬里、驛橋里鋪出境。

明代的侯馬驛設在曲沃縣城西南30里處的侯馬里，“侯馬驛，屬曲沃縣，在縣西南三十里侯馬里，洪武八年建”，即今侯馬西街文物管理站對面。侯馬驛內部設施及工作人員數量，據嘉靖《曲沃縣志》所載，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驛站有駐節堂5間、前堂3間、廚房倉庫14間、儀門3間、鼓樓3間、驛丞宅1所、馬房20間。驛站管理人員包括“管夫”“庫子”“斗級”各2名。驛站內有馬25匹，（上等馬11匹、中等馬8匹、下等馬6匹），騾24頭，馬夫25人，騾夫24人。

明代還在侯馬設置了遞運所和急遞鋪。明代的遞運所主要運輸糧食、貢物及軍需物品，此外，還有押解囚犯的職能。“侯馬遞運所，在縣西南三十里，洪武八年建。嘉靖二十四年知縣石鯨修。”明初平陽府原設有多個遞運所，見于記載的有府城建雄遞運所、蒲州河東遞運所、霍州霍山遞運所等，但經過明萬歷六年（1578年）的裁汰，至明后期僅存曲沃縣侯馬遞運所、安邑縣運司遞運所，之后在萬歷十五年（1587年）侯馬遞運所也并入了驛站。明代的急遞鋪則主要運輸公文，急遞鋪設置地點“遍布沖僻各處，凡有州縣建置之地區，便莫不有鋪”。故明代僅曲沃縣每10里設1鋪，每鋪設5至10人，除縣城設有總鋪外，還設有大量分鋪，見于記載的有容裕鋪、辛村鋪、神泉鋪、林城鋪、秦村鋪、侯馬鋪等，侯馬鋪即為其一。

1.3明代的侯馬鎮與侯馬集

侯馬驛設立后，明代在驛站所在地設侯馬鎮，屬曲沃縣下馬里。嘉靖《曲沃縣志》載曲沃縣境內有蒙城、侯馬、曲村、西莊、高縣5個鎮，但并沒有記載其設鎮的具體時間。光緒《曲沃縣志》載：“明洪武八年，知縣朱武于吏字約、蒙城鎮、侯馬鎮、神泉、喬村、西莊、驛橋、高縣設立社學八處。”可知，侯馬、蒙城在洪武八年（1375年）就已經成為鎮，而嘉靖年間成為鎮的西莊、高縣此時還沒有設鎮，加之侯馬、蒙城二驛即在洪武八年（1375年）設立，因此，侯馬、蒙城應是在洪武八年（1375年）驛站設立后就立即設為鎮，而境內沒有設驛站的西莊、高縣等應是在洪武八年（1375年）至嘉靖年間才設鎮，時間要晚于侯馬鎮和蒙城鎮。

據嘉靖《曲沃縣志》記載，曲沃縣除縣城內部有布市、花市、鹽市等市集外，在周邊各鄉鎮還設有8個鄉集，即“侯馬集、蒙城集、隘口集、汾陰集、高縣集、曲村集、下塢集、屬寺集、北五村集、西莊集”。《曲沃縣志》中所記8個鄉集的順序并不按照南北方向排列，故其排列的順序可能反映了當時各鄉集的規模，八鄉集中以侯馬集為首，規模應是8個鄉集中最大的一個。侯馬集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侯馬鎮地理位置較好，其位于曲沃縣西南部，在汾河、澮河兩條河流的交匯地帶，是山西省商品陸運和水運的交匯點之一。明代，陜西、河南等地商品輸入山西主要有兩條通道，第一條通道是陸路運輸通道，以風陵渡為起點，貨物運達風陵渡后北上，沿主驛道經樊橋驛、泓芝驛、涑川驛，再到侯馬驛。詩人胡天游有《曲沃行》一詩：“曲沃西南向臨晉，百貨來從大風近，風陵渡口帆落時，貨輦車牛爭不盡。吳材楚產秦粟兼，河南暖種多木棉，打包喚載得知數。道路隘塞行人邊······”。這首詩所述即為明代陸路商品運輸的情況，不僅明確寫明了“風陵渡口”為運輸起點，還點明貨物運輸經過“臨晉”（即明代臨晉鎮，設有樊橋驛，今屬運城市臨猗縣轄），抵達曲沃后集中的終點是“曲沃西南”，也就是侯馬驛所在地；第二條通道是水路運輸通道，自渭河運至黃河，在禹門渡轉向東至汾河，經河津、稷山至絳州，再與陸路通道相接。這條水運通道直到民國時期還一直使用，“晉以南惟絳有水運，每歲秋冬，陜船自渭河入黃河，轉汾以至絳，春初西返”。因此，這兩條貨物運輸通道實際上是在絳州附近也就是侯馬完成匯合，再接陸路北上，這為侯馬地區提供了巨大的優勢。

二是侯馬驛的設置促進了侯馬集的興起與發展。日本學者加藤繁曾強調驛站對集市發展的重要性，指出集市的發展必須經過“草市”階段，其起源一般在農村、館驛、旅館、橋畔渡口等地附近。在《曲沃縣志》所記8個鄉集中，排行第一的侯馬集和第二的蒙城集都是在驛站附近，即屬于加藤繁所謂“起源于館驛附近”的鄉集。按明代規定，官員出行可住宿驛站，為了給官員及其隨從提供食宿，驛站一般要在附近大量購買所需物品，過往的官員或隨從也往往會在驛站附近購買一些物品，這就必然形成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此外，驛站所在地交通便利，又有常駐的驛丞進行管理，社會秩序穩定，紀慧娟指出：“當驛站附近的居民選擇貿易場所時，驛站所在地便成為他們的首選，隨著集市貿易的發展，驛站所在地也漸漸發展成為市鎮。”崇禎十三年（1640年）正月二十五日，明代官員王在抵達侯馬驛時，“時值集市，可數萬人，肩相摩也，菽粟、布帛、騾馬、牛羊充牣于市，紅紬闐滿廛頭，余欲托宿而無其地”。由此可知，侯馬集距離王在欲投宿的侯馬驛站必然不遠，且直到明末崇禎年間集市貿易依然興盛。

三是明中后期曲沃縣土地產出無法滿足當地人口所需，曲沃逐漸形成了“重遷徙，服商賈”的重商風氣。明代曲沃屬于“土狹人眾”的地區，“曲沃地狹土瘠，不足供所用，多取給于臨境”。實際上，曲沃自然地理環境相對晉中、晉北來說已經十分優越，縣境除東部邊緣有丘陵、北部和南部邊緣有山地外，中間的大部分地區均是臨汾盆地的組成部分，且中部有汾河、澮河流經，灌溉水源充足，在明初中期是山西主要農作物種植區之一，甚至可以種植水稻。萬歷《平陽府志》也記載當地稻米有“粳糯二種”，“臨汾、襄陵、洪洞、曲沃、稷山、夏縣、聞喜諸縣俱出。”但自明代中后期以來，山西各地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問題，土地單位面積糧食產量不斷下降，加上曲沃縣地理面積過于狹小和人口的快速增長，原有的土地資源和水資源越來越無法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夫曲沃四境不過百里，而民則十萬有奇，其在城者，無田之家十居其六，在野者十居其四”。因此，曲沃縣形成了經商的風氣，“且以一人之身，有俯仰之累，有庸調之勞，抑將何處？則其離父母而為商為賈者，豈得己哉”。經商風氣的濃厚和商人數量的增加進一步促進了曲沃縣周邊鄉集的形成。

侯馬集中常見的商品以初級日用品為主，主要有谷、麥、柴、碳、鹽、木、鐵等，“谷麥自猗氏至，柴炭自絳縣至，鹽自安邑至，木自靜樂至，鐵自陽城至，集四方之用，而民用始足矣”。侯馬集的性質應是“貨物集散地”，在鄉集中交易的物品并不僅供當地使用，而主要是為周邊各縣提供一個場地進行商品交換。以陽城縣為例，陽城縣盛產鐵，主要生產地在縣城東北30里的史山和縣城西5里的金里谷堆，明代山西境內冶坑“唯陽城尤廣”。天順五年（1461年）六月，陜西總兵梁珤上奏曾提到：“聞山西陽城縣鐵冶甚多，每年課鐵不下五六十萬斤。”是，陽城縣不產鹽，其所需食鹽即由當地商人前往曲沃縣用鐵換鹽，成化九年（1473年）十一月，陜西巡撫馬文升奏言稱：“山西澤州陽城縣產鐵甚賤，而河東鹽課不費煎熬，往年澤州人每以鐵一百斤，至曲沃縣易鹽二百斤。”曲沃縣實際上也不產鹽，而是輸入來自安邑縣的河東鹽，因此，陽城縣商人販鐵至曲沃之后，得到的鹽實際上不來自曲沃，而是來自安邑，曲沃僅是中間交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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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侯馬的驛路交通與鎮巡檢的設立

2.1清代侯馬的驛道與驛站

清初驛路沿襲明代，未有改變。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曲沃知縣張坊上奏河東道道臺喬光烈、山西巡撫明德，提出將蒙城驛撤銷，改設為太平縣史村驛。其理由有四：第一，蒙城、侯馬二驛并屬曲沃一縣，相距僅50里，沒有設置的必要，“查蒙城一驛，北至臨汾縣建雄驛，計程八十里，南至侯馬驛，計程五十里，里數既屬參差”。第二，蒙城驛系洪武八年（1375年）由太平縣相里驛改置而成，驛站內下屬馬夫均是原太平縣史村人，驛站改設后馬夫仍駐在史村，太平縣與蒙城驛相距較遠，夫、馬分設兩地，辦事不便，“而所夫一項，原設太平縣之史村，相去蒙城二十里，夫馬并不連合，以致粘貼印花，每多舛錯，屢奉大部駁查”。第三，洪武八年（1375年）時將相里驛遷至曲沃蒙城驛是因為原有驛路需跨越汾水，涉水不便，但在乾隆年間汾河已經西移，驛路已不需要跨河，故驛站可以遷回太平縣，“相傳因汾水阻隔，馳驅不便，是以改隸于此。然移設以后，汾河久已西移，于驛路并無妨礙”。第四，侯馬驛原設有驛丞1員負責驛遞事務，但驛丞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裁撤，因此，曲沃縣兩驛事務改為由一縣兼管，如遇急事縣令難以勝任，“侯馬驛舊有驛丞一員專司差務。今驛丞于乾隆二十年已經裁汰，兩驛事務并歸一縣經管，遇有緊要差使，縣令一身兩地奔馳，更恐不能兼顧”。經山西巡撫明德上疏朝廷后，乾隆朱批“如所議行”。至此，清代驛路由原建雄驛一蒙城驛一侯馬驛改為建雄驛一史村驛一侯馬驛（圖2一圖4）。侯馬驛北距史村驛70里，這條驛道一直延續到清末仍在使用，如咸豐三年（1853年）八月太平天國起義北上進入山西時，即由此道經曲沃入臨汾、趙城等地。

另一條東西向自侯馬通往晉城、河南的道路，清代走向基本沒有發生變化，但成為了由政府規定的由運城運往澤州鳳臺縣的鹽路的一部分，該鹽路共計590公里，限10日到達。

清代侯馬驛仍設在曲沃縣西南30里侯馬鎮東門外，其等級為“極沖”，驛站內部原明代時的建筑均廢棄，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新建驛館三楹，公署前萬金亭三楹，西旁驛書吏房三楹，廚房二楹，倉房二楹，東西馬棚二十九楹，后馬棚三楹，馬房七楹”。有關清代侯馬驛馬匹數量最早的記載出自乾隆《新修曲沃縣志》中的《國朝斷馬碑記》，其載康熙四年（1665年）侯馬驛情況如下：“侯馬一驛，額設馬四十頭，曲沃二十頭，絳州十一頭，太平九頭，是以曲沃為主，他縣協濟。”可知，在康熙四年（1665年）侯馬驛額設馬數40匹，其中，曲沃縣本縣出馬20匹，絳州協濟馬11匹，太平縣協濟馬9匹。到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成書的《平陽府志》則載馬數為79匹：

侯馬驛馬七十九匹。內本縣四十匹，馬夫二十名，扛夫八十六名，共工料銀二千三百二十九兩一錢五分。太平協濟馬十七匹，馬夫八名半，共工料銀五百一十四兩八分。絳州協濟馬二十二匹，馬夫一十一名，共工料銀六百六十五兩二錢八分。

與康熙四年（1685年）時相比照，無論是曲沃縣本縣出馬數還是太平、絳州二地的協濟馬數均有所上升，曲沃縣出馬數由20匹增加到40匹，太平縣協濟馬數由9增加到17匹，絳州協濟馬數由11匹增加到22匹。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侯馬驛馬數再次變動至77匹，與原先不同的是，侯馬驛除原有曲沃本縣馬（40匹）及太平（17匹）、絳州（22匹）協濟馬外，又有來自長子、屯留（4匹）、河曲（1匹）三縣的協濟馬撥入，同時，侯馬驛也有部分驛馬撥出協濟趙城（3匹）、殺虎口（2匹）、協北路（2匹）的驛站。侯馬驛原有曲沃縣驛馬40匹，共計撥入44匹，撥出7匹。具體記載如下：

侯馬驛原設馬四十匹，夫二十名。于乾隆三年撥協趙城馬三匹，夫一名半，實馬三十七匹，夫十八名半。嗣從絳州撥來額馬二十二匹，夫十一名，太平縣撥來額馬十七匹，夫八名半，長子、屯留二縣撥來協濟馬四匹，夫二名，河曲縣原撥原寧化站馬一匹、夫半名，改撥侯馬驛。共撥來馬四十四匹，馬夫二十二名。內改撥殺虎口馬二匹五分六毫，夫一名二分五厘三毫。又于量減等事案內，撥協北路馬一匹九分三厘七毫，夫九分一厘八毫五絲。又于奏聞事案內，撥協北路馬一匹，夫半名。共改撥馬四匹，夫二名。實在連原設馬三十七匹，共馬七十七匹，原設馬夫十八名半，實有馬夫三十八名半。

乾隆三年（1738年）之后，侯馬驛馬數并未發生過改變，至民國三年（1914年）侯馬驛裁撤為止，驛站內始終保持馬77匹，馬夫38人的額數。但是，據民國十七年（1928年）《曲沃縣志》所載，這一數量實際上只是朝廷規定的應定額數，在清末光緒、宣統年間，侯馬驛無論驛馬還是馬夫均難以達到朝廷的標準，“光緒宣統時代，夫、馬均不足額”。后于民國三年（1914年）侯馬驛裁撤，“取消馬號，裁撤馬夫，一切公文函件，均改歸郵政專遞”，馬號、馬夫就此成為歷史，公文函件歸郵政專遞，自洪武八年（1375年）以來運行了537年的侯馬驛就此終結。

2.2清代的侯馬集

清代侯馬集仍十分繁盛，商人往來甚眾，其規模相較明代還有所擴大，清人賈益有《新田秋色記》一文稱：“天下之業商賈者，晉為最。晉之業商賈者，沃為最。而沃之侯馬驛，尤商賈輻輳之區。”可見，在整個山西境內，侯馬集商賈匯聚數量都是相對較多的。清人李宗鄴也有《新田賦》一文描述侯馬集市：“其為地邊，車掛車慧，人駕望，廛闬撲地，埃壒張天，刃布輻輳，有無懋遷，雖一哄之小市，且萬商之萃焉。”據乾隆《新修曲沃縣志》、光緒《續修曲沃縣志》等方志的記載，侯馬集在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各個時期始終存續，這在晉南地區集鎮的興衰起落頻繁及多數集鎮持續發展時間短暫的情況下，是極其少見的。

清代侯馬集中的商品除原有的鹽、鐵、木、炭初級產品外，還增加了新興商品——煙草。魏明孔先生曾指出：“通觀明清兩代，曲沃是山西全省種植煙草最多的地方。曲沃最早的煙坊產生于明天啟年間的永興和，創始人是鄭世寬，首先開設在曲村鎮下塢村。至清乾隆年間，煙坊遍設于曲村、城關、侯馬鎮地區。”煙草雖引進于明末，但明代對煙草管制較嚴格，崇禎十六年（1643年）甚至嘗試過進行封禁，“敕禁私販至論死”。因此，煙草銷售在清代才逐漸興起，在清末光緒年間達到極盛。段士樸先生統計：“清末，全縣種植面積約8萬畝，一般年產900萬斤，最高年份可產1400萬斤。”但是，煙草作物具有“喜溫、喜光、耐旱、耐瘠、怕澇”的特點，因此，“種煙當以沙山為上，土山次之，平地又次之，田土為下”。故曲沃北、東邊緣的山地丘陵區才是種植煙草的理想區域，梁四寶也曾指出：“煙草主產區便集中在（曲沃）縣城東北一帶和滏河兩岸丘陵地帶。”而侯馬鎮地形較為平坦，并不適合大規模種植煙草。從商稅數目來看，清代曲沃縣除城內稅點外，還設點征收“侯馬、曲村二鎮煙稅”，共214兩9錢8分。其中，侯馬鎮為驛站所在，是山西驛路運輸的節點，煙草外銷運輸必然是在侯馬，故其所交煙稅應是以運輸、銷售煙草稅費為主。而曲村鎮地處縣域東北，且是曲沃煙坊最早設置的地點，歷史悠久，故其煙稅應以種植、生產煙草稅費為主。

2.3清代侯馬巡檢司的設立

在侯馬鎮，清政府于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設置了派出機構——侯馬鎮巡檢司（如表1所示）。

侯馬巡檢司屬曲沃縣下轄的縣屬巡檢，清代巡檢司長官稱巡檢，從九品，“因事設立無定員”。其主要職責為“掌捕盜賊，詰奸宄。凡州縣關津險要則置。隸州廳者，專司河防”，侯馬作為驛站、集市所在，設置巡檢司毫無疑問主要是為了維護驛站與集市的治安。此外，清政府在侯馬鎮還有官兵駐防，共駐有分防兵25名，相較于平陽府其他各鎮一般僅設5名、各縣一般僅設16名的數量，侯馬鎮二十五名分防兵已是較多。侯馬鎮巡檢是清代在平陽府唯一一個設置在鎮的巡檢司，且直到清末，侯馬鎮巡檢始終存在，可見，清政府對侯馬鎮之重視程度極深。據熊梅統計，清代曲沃縣共有蒙城、侯馬、西莊、曲村、高縣、王村、東閻、下塢、隘口、柴村9個鎮，侯馬鎮是其中唯一一個同時具有政治派出機構、市集、驛站的多功能鎮，在曲沃縣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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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臨汾市下轄各縣中，侯馬市的興起時間最晚，但發展速度最快，由明清時期的一個小鎮迅速成為了現今臨汾的區域副中心城市，這與明代以來平陽府交通格局的變化及侯馬交通中心地位的形成密切相關。“侯馬”之名出現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最初應是驛站名，隨后在驛站所在地設置了侯馬鎮，并逐漸依靠驛路帶來的交通優勢及驛站帶來的經濟吸引力開展商品貿易，形成了曲沃縣8個鄉集之一的侯馬集，成為曲沃縣重要的“貨物集散地”之一。清代侯馬集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重要性逐漸提高，侯馬鎮行政管理制度遂隨之規范，清末在此設置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巡檢司”以加強對侯馬鎮的管理。由此可見，明清時期，侯馬鎮的興起與交通變遷密切相關，同時，這也為新中國成立后侯馬最終得以與曲沃縣分家設市和經濟的飛速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作者：李成昊

來源：《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年第5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江 桐

校對：宋柄燃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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