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右翼媒體都看不下去,日本政府還在回避什么？

本文刊載于3月30日人民日報海外網

“此次事件責任完全在日本一方”“日本政府難道打算僅以一句‘深感遺憾’就了事嗎”“如今日本自衛隊在涉華問題上究竟在進行怎樣的教育”……連日來，針對一名日本自衛隊現役官員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一事，不僅在網上有不少日本有識之士頻頻發聲，要求日本政府妥善應對，而且在線下也引來上千名日本民眾自發聚集，理性表達對這一極端行為的譴責，呼吁日本政府正視問題、徹查真相。

3月30日，日本警察廳就此次持刀闖館一事召開會議，強調要“徹底落實外國公館相關設施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日本警察廳的這一表態，聽起來似乎是在“積極回應”，但細究之下，卻顯得蒼白無力、避重就輕，絲毫沒有觸及事件最根本的責任歸屬和思想根源。

持刀闖館事件，絕非一起所謂的“偶發治安事件”。根據日本警方的披露，持刀強闖者名為村田晃大，現年23歲，三等陸尉，隸屬于日本陸上自衛隊位于宮崎縣的駐地。按理說，自衛隊成員應是紀律嚴明、受嚴格約束的，其行為不僅代表個人，更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組織內部的思想狀況與管理狀況。

然而，村田“選擇使館通勤時間攜帶長達31厘米的鋒利刀具非法翻墻闖入中國使館，并長時間潛伏在樹叢中”，威脅要殺死中國外交人員。這種行為突破了國際法和外交慣例的底線，已遠非一般刑事案件所能解釋，但東京警視廳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輕罪立案，日本首相官邸、外務省、防衛省等相關機構竟無任何道歉或檢討表態，只輕飄飄地“深表遺憾”。

對此，就連向來秉持右翼立場、常年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的日本《產經新聞》都罕見在3月29日刊發社論，明確表態中方就此事件向日方提出抗議“理所應當”，認為村田擅自離隊前往東京，闖入外國大使館是“完全不可容忍的犯罪行為”。

持刀闖館，不是一個人的偏激，而是體系化的長期灌輸結出的惡果。長期以來，日本部分政客和輿論力量不斷淡化乃至否認侵略歷史，在教科書審定、政治表態乃至公共話語中系統性“去罪化”。從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歷史的模糊處理，到對戰爭責任的刻意回避，這種敘事正在重塑部分社會群體，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歷史認知。當一個社會對侵略行為缺乏基本反思，對戰爭罪責缺乏應有敬畏時，極端民族主義與對外敵視情緒就會獲得滋生土壤。

與此同時，日本對華輿論環境持續惡化。近年來，在部分政客與媒體的推動下，“中國威脅論”被不斷放大，對華負面敘事被系統性建構。從安全議題到產業競爭，從地區事務到意識形態，日本國內逐漸形成一種結構性對華不信任氛圍。這種氛圍不僅影響政策制定，也滲透至社會層面，甚至對自衛隊內部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這樣的語境下，個別人員走向極端，將敵意轉化為暴力行為，并非偶然。

日本前海上自衛隊軍官、軍事評論員文谷數重26日接受《現代日刊》采訪時對自衛隊的右傾化表達擔憂，并分析村田的動機“大概是真的相信了‘中國做法太過分’這類言論”。

日本前陸上自衛隊隊員井筒高雄則認為，“自衛隊內部一直在推進‘西南方向部署調整’等作戰與訓練，明顯將中國設定為假想敵，隊員間普遍存在對中國的危機感。闖入大使館的出格行為背后，或許正是自衛隊內部的這種認知氛圍在作祟。”

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不再只是危險苗頭，而是現實威脅。與二戰時期的傳統軍國主義不同，日本當下的“新型軍國主義”，不再是赤裸裸的武力擴張，而是以“和平憲法”為幌子，通過修改安保法案、擴大自衛隊職能、增加軍事預算、強化軍事同盟等方式，逐步突破戰后體制束縛，實現軍事力量的常態化、合法化擴張。

近年來，日本不斷放寬自衛隊海外行動限制，將自衛隊的職能從“自衛”擴展到“集體自衛”，甚至計劃擁有“反擊能力”，不斷推進軍事裝備升級，其軍費開支連續多年位居世界前列，軍事擴張的野心昭然若揭。這種“新型軍國主義”的蔓延，已經滲透到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日本社會中，極右團體活動日益頻繁，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敵視外國的言論屢見不鮮，而日本政府對此往往采取縱容、默許的態度，甚至與極右勢力相互勾結。

此次闖館事件，正是“新型軍國主義”思想在自衛隊內部滋生蔓延的直接體現——當一名自衛隊現役官員將個人的極端情緒，轉化為挑釁他國主權的行為，背后反映的是日本軍事力量失控的潛在風險，以及“新型軍國主義”可能帶來的巨大危害。

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認為，“新型軍國主義”不僅是日本走和平之路的絆腳石，更是日本滑向軍事國家邪路的催化劑。必須認識到，徹底清算軍國主義，是日本贏得國際社會信任與尊重的唯一選擇。

此次日本自衛隊現役官員持刀闖館事件，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新型軍國主義”在日本成勢為患的真實面目。

國際社會必須以此為戒，保持高度清醒：對日本的任何軍事冒險苗頭，都應及時亮劍。唯有日本真正直面侵略歷史，地區和平才有堅實基礎。

否則，歷史的幽靈不會悄然散去，它正以“新型”面目，悄然逼近下一個危險拐點。

本文刊載于3月30日人民日報海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