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美國教育科學院院士趙勇：AI時代，教育者需要重點思考3個問題

AI時代，教育的底層邏輯和發展方向正在經歷深刻重塑。技術革命驅動下的教育變革早已超越工具應用表層，走向理念、體系與角色的全方位重構。在此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學教學發展中心特別專訪美國教育科學院院士趙勇，圍繞AI時代傳統教育面臨的挑戰、教育要素的系統性變革等關鍵問題展開深入交流。

來源 | 中國教師報

作者 | 謝艷梅 邱意弘 孟佳

趙勇

美國教育科學院院士，國際教育科學院院士，堪薩斯大學教育學院基金會杰出教授。2010年12月前，趙勇教授是密歇根州立大學教育學院杰出教授、教學和技術中心創始主任。其研究側重于全球化和技術對教育的影響，已發表100余篇學術論文，出版40余部專著。因在教育領域的突出貢獻，曾連續四年被評選為美國最有公眾影響力的前10名教育學者之一。

AI發展浪潮下的社會變革

訪談者：AI對教育領域的影響是當前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話題，請您結合個人經歷，從歷史視角談談技術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趙勇：各方對該話題高度重視，核心在于AI對教育領域的沖擊已經切實存在，其影響甚至可能觸及教育的基本邏輯。如果大家關注的是“現有教育體系如何將AI作為工具使用”，那么無須由專人講解，直接向AI咨詢即可獲得優質答案。但更有價值的問題是“AI時代，教育領域可能出現的真正變革究竟是什么”。

結合我個人的經歷，1992年，我正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彼時互聯網剛剛興起，我還參與了網站搭建工作，并向他人傳授網頁編寫技術。盡管那時我們都真切感受到互聯網可能會帶來巨大變革，但目前來看，教育本身并未因互聯網發生根本性改變，反倒是社會層面的變化極為顯著——如今我們日常使用的網約車服務、便捷的快遞行業等，都與互聯網的發展密不可分，它已從生產生活、經濟運行等維度重塑了整個社會。這也讓我意識到，看待一項重大技術的發展不應僅局限于教育領域，更要從對社會整體的改造作用出發前瞻性思考其影響。

以當下的AI技術為例，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近期發布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這些研究圍繞2003年以來AI技術對經濟發展、就業市場的沖擊展開分析。研究發現，AI對入門級工作崗位的沖擊已極為明顯。例如，在美國醫療領域AI帶來的沖擊同樣不容忽視，而這還僅僅是開始。要知道，我們如今討論的AI功能發展歷程也不過數年時間，但其技術質量的提升速度、具備的能力已經遠超大多數人的智力和認知水平。基于此，AI對未來就業市場的沖擊是必然的，只是具體程度尚難以精準預判。

教育轉型勢在必行

訪談者：如今，AI的出現對現有的教育模式產生了沖擊，您能談談現有教育模式在AI時代面臨的挑戰嗎？

趙勇：從孔子提出的“學而優則仕”到柏拉圖倡導的“哲學王”思想，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教育資源僅向少數非富即貴者開放，傳統教育模式本質上是為培養統治階級服務。此后，無論中國的科舉制度還是西方教育體系的分層乃至現代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這種精英主義模式。

這種模式如同“篩選機制”，在教育體系中表現為分層分類：中國有重點中學與非重點中學之分；西方國家設有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技術學校和普通高中；新加坡甚至從12歲起對學生進行分層。這在過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社會需要大量的普通工人和技術工人，同時需要精英階層進行管理。然而在AI時代，這種模式可能會阻礙人類的真正發展。

傳統教育模式在AI時代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教育內容趨同、評價體系單一。無論學習物理學、數學還是英語，學生之間的差異僅僅體現在知識掌握的數量和分數上，而非個體特質。學習成績優異者可進入北大、清華、上海交大等名校，成績欠佳者則只能進入普通院校或專科學校，教育體系按照分數（即所謂的“能力差距”）為學生分配不同資源進而影響其未來的職業發展，而名校畢業生往往能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其二，在AI時代，人才的定義已發生巨大變化。全球范圍內的“草根逆襲”案例便是有力證明，YouTube、抖音等平臺讓許多原本處于“草根”階層的人得以逆襲成為行業“頂流”。其三，知識的半衰期大幅度縮短。大學生在校所學的知識可能在畢業一兩年（部分專業為三五年）后就會過時，且在AI的協助下人們必須保持持續學習的狀態。然而，持續學習面臨著一個關鍵問題——學習的動力何在？傳統教育理念強調“積累與準備”，中小學階段的學習似乎只為應對中考、高考，考試結束后學習的動力便大幅度減弱。但在AI時代，由于知識半衰期縮短，持續學習成為必然要求。因此，傳統教育理念已無法適應新時代的需求，教育模式的變革勢在必行。

事實上，當前的學習資源已極為普及、跨國交流愈發便捷，教學資源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呈現，然而傳統教育并未充分培養學生自主把握、個性化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仍在以“強迫灌輸”的方式決定學生的學習內容。因此，課程領域變革的核心在于教學內容的選擇是否能夠通過師生達成協議并以“共同學習、共同進步”的模式推進。

訪談者：在AI時代，變革教育模式必須先變革教育理念，您認為教育理念需要進行怎樣的轉變以適應AI發展？

趙勇：首先要摒棄精英主義，其以單一課程和標準評判個體，不符合時代需求。同時要打破“木桶理論”的局限，AI時代個體的核心價值在于發揮強項，如果過度花費精力彌補短板最多只能達到平均水平，難以形成競爭優勢。未來社會需要具備獨特、卓越能力的個體，教育須圍繞這一目標進行變革，培養個體形成“鋸齒型能力結構”，即允許個體在部分領域存在不足并重點強化其優勢領域。

此外，個體差異是教育不可忽視的核心要素。從多元智能理論來看，每個人天生的才能不同，如果強迫語言天賦突出者學習數學，不僅難以取得良好效果還會浪費其語言優勢。在性格層面，大五人格理論揭示了個體性格的多樣性，外向、內向或中間型性格并無統一的評判標準，不應以單一尺度衡量。心理學研究還表明，人存在18種不同動機，有人偏好規則，有人熱衷創新，有人喜歡運動，這些天生的興趣差異決定了個體追求的不同。

訪談者：那么教師角色應該如何轉型？

趙勇：未來，教育應當走向個性化和個體化，即采用個體化的教學方法、設置個體化的教學內容。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教師角色發生了重大轉變：教師不再是以單純傳授知識為核心任務的知識傳授者，而要成為引導者、支持者、心理咨詢師和輔導員。

在傳統教育中我們主要關注課程、教學方法、教材等要素，如今這些要素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例如，在AI教學領域，無論新疆、內蒙古還是上海的學生，若為他們提供可掌握的AI工具，每個人所能把握的內容都會呈現個性化特征。由此可見，傳統的“班級式統一教學方法”以及此前被認可的“基于問題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基于項目的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等模式，其實際意義已大幅度減弱。我近期剛完成了一本英文書稿《修補過去還是創新未來：AI時代的教育》，書中對各類新興教學方法進行了研究，最終發現沒有任何一種方法能適用于所有學生。

完成課程與教學方法的變革之后，教師的核心任務是教會學生“如何發現問題”“如何解決問題”。當前教育領域常提及“培養學生的創造力”等概念，但這些表述往往過于空泛，缺乏實際落地的路徑。本質上講，AI時代教師不應是“教育機器”，而是成為“教育家”“教育人”——實現這一角色的轉變需要我們付出大量努力。

AI時代需要怎樣的教育

訪談者：當前，人與AI應該建立怎樣的關系？基于此，教育可以重點關注哪些方向？

趙勇：首先，人們需要在某些領域適度“放權”，將部分責任交由機器承擔以實現人與機器的協同發展，使機器成為認知伙伴。其次，如果將AI視作個人助手，那么使用者須承擔起訓練和管理責任并掌握正確的使用方法。

當前存在一種共識：AI的作用因人而異，它能夠讓會用的人更具智慧，卻可能使不善運用的人愈發被動，關鍵就在于如何使用。就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應用而言，目前80%以上的使用場景意義有限，僅僅實現了效率的提高，并未引導人們在其他重要方面變得更突出。以撰寫文章為例，如果要與AI協同創作高質量文章，對使用者的能力要求極高。

盡管AI能夠提供數據和參考文獻支持，卻無法提出核心觀點，使用者必須具備獨特、新穎的見解才能與AI達成有效合作；而對于傳統作業AI能夠出色完成，因為這類作業本身并不要求突出的創新性。

基于這一理念，“三創教育（創新、創造、創業教育）”應運而生。近20年前我提出了“三創教育”理論，旨在探索“聰明機器時代”（即當前的AI時代）的教育方向，目前已在美、英以及澳洲、歐洲、南美洲多國的學校（尤其是國際學校）開展實驗。“三創教育”遵循三個核心原則：

一是推行真正的個性化教育。這需要結合個體的天生優勢、興趣、性格、成長環境（出生地）及技術手段，讓個體自主決定學習內容、構建專屬能力體系。AI時代，“學”與“做”緊密結合，“做”的過程就是“學”的過程，同時不再存在“一年級為二年級做準備、初中為高中做準備”的階段性劃分。

二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開展教育。教育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引導個體尋找“對他人有價值、自身有能力解決且符合自身興趣”的問題。這一過程能夠有效提升個體的觀察力、創造力及創新能力，但傳統的學校教育大多聚焦于“用已有答案應對已有問題”，導致“發現問題”成為教育難點。

三是重視人機與人人協作進化。AI時代，個體須學會與機器、他人協同發展，借助AI工具拓展能力邊界，通過與他人合作彌補自身不足，在共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實現自我提升、創造社會價值，這也是“三創教育”倡導的重要方向。

前幾年在從事教育研究工作期間，我曾為美國教育研究協會編撰一本名為《教育研究評論》的雜志，該雜志的核心主題是創造力和創業能力。然而回顧50余年的相關研究歷程，會發現這一領域的研究內容實際上較為空泛，無論創造力、創新能力還是創業能力，培養各類能力的核心終歸要落到“解決問題”。解決實際問題的前提必然是“發現問題”，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發現并解決真實問題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最后我想強調“人類相互共存”這一理念。在掌握相關能力后，你能夠幫助他人解決問題、他人亦能為你提供幫助，進而形成相互共存的關系。若再納入機器，就構成了“自我—他人—機器”三者共存的模式，即“人類相互共存”。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我們借助AI工具對12—18歲的學生開展了為期一周的教學實踐，結果顯示學生對AI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全新認知，這正是“三創教育”的體現。

訪談者：AI時代，學習的目的應該如何調整？

趙勇：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對于學習目的的定位。當前，不少學生認為學習缺乏意義，中小學乃至大學階段的心理問題愈發突出。對此，有人將原因歸咎于社交媒體使用、手機依賴等，但真正的核心問題在于學習內容無法服務人的本質需求、缺乏實際意義。

從積極心理學與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視角來看，人最核心的需求是“自我控制權”與“有目的的活動”。但如果學生的主要任務局限于應付考試、追求升學，其內在的興趣與“為他人服務”的本能沖動就會被逐漸磨滅。

訪談者：目前在教育界，大家對AI技術的主要擔憂是什么，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趙勇：當前全球范圍內，人們普遍擔憂學生借助AI作弊，核心原因是AI在完成各類考試題目、作業任務等方面的能力已經超越人類。此外，耶魯大學等高校近期聯合開展的一項研究顯示，當人們使用AI撰寫文章時自身的努力程度會顯著下降；反之，不依賴AI時會表現出更強的主動性。對于這一研究結果不同人有不同解讀，有人認為AI會讓人變得懶惰。但在我看來，任何技術發展的本質都是為了“讓人更省力”，就像因為導航技術的出現，人們不會再刻意記憶復雜的路線，這并非“懶惰”而是技術為生活帶來的便捷，也是人們對高效生活方式的自然選擇。人們可以從這種便捷中節省精力和時間做更重要的事情。

訪談者：AI時代，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應該如何相處，教育在其中能夠發揮什么作用？

趙勇：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人類相互依存”的命題，同時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緊密相關。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教育必須將這些命題納入思考范疇。

如今社會中各類競爭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教育精英主義——人們普遍認為“必須比他人更優秀才能進入更好的大學”“必須比他人更強才能獲得理想的發展”，同時這種“強”的評價標準往往局限在極為狹窄的范圍，未能兼顧更廣闊的發展維度。從個體間的激烈競爭（即大家常說的“內卷”）到民族間的沖突再到國家間的爭端，當前世界正處于較為混亂的狀態，這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全球各地極為懸殊的貧富差距。

訪談者：最后，您能給教育工作者一些建議嗎？AI時代，學習的目的應該如何調整？

趙勇：教育工作者可以重點思考以下三個問題：一是我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從個體層面看，須具備獨立生存能力——能夠通過自身努力獲得生計；須具備家庭責任意識——能夠成為合格的父母；須具備社會責任感——能夠成為良好的公民；須具備生活感知力——能夠合理安排休閑。二是什么樣的能力、教學模式和知識體系對學生的成長更具價值？基于這一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現有課程，當前的課程存在諸多規定，但當下這些課程的實際意義有多大、是否需要進行重構與優化？三是作為教師，我們長期以來關注“會講、講得好、會做實驗”等傳統教學能力標準，但在強調個性化教育的時代這些傳統能力是否還能夠滿足社會需求？最后，如今學生已不再處于單純的“被動學習”狀態，而邁入了“在做中學、在學中做”的階段。在此背景下，學生究竟應該“做什么”才能達到最優的學習效果？這些都是我們未來需要深入研究并不斷實踐探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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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

編輯 | 皮皮兵不皮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