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研究 | 嶺南水鄉：人水共生的地方智慧

導讀

水鄉，本質上是人地關系的一種外在呈現，凝聚著一方水土的生存智慧。在當今探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進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下，嶺南水鄉所蘊含的適應性智慧、協同治理機制和動態發展觀，為現代城鄉規劃、水利工程、文化傳承與地域特色塑造，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參照與靈感來源。

本文字數：402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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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馬向明（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文旅科技協同創新中心）

舒凌雁（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文旅科技協同創新中心）

▲ 東涌水鄉早期的水邊居住意象 圖｜AI繪制

不同于“江南意象”的水鄉

提及水鄉，我們腦海中往往會浮現兩種畫面：一種是以威尼斯為代表的歐洲水鄉，彩色房屋沿河排列，貢多拉穿梭在運河，城市廣場鴿群起落；一種是以小橋流水、白墻黛瓦、圓門方窗為意象的江南水鄉。哲學家說，語言是存在的家。千百年來，江南水鄉就是漢語所構建的水鄉形式，與文人墨客密切相關，各種文學作品、樂曲、戲劇、詩畫等深入人心，共同傳遞出一個強烈的意象，江南水鄉的詩情畫意就是中國水鄉意象的代表。

然而，當我們走進嶺南水鄉時，會發現它跟字畫里的江南水鄉不一樣，它動感、鮮活，甚至帶有幾分原始的野性，展現出另一種人水共生的智慧。

▲ 嶺南水鄉水與居的關系 圖｜根據航拍圖繪制

歷史地理：

年輕而“生猛”的珠江三角洲

水鄉是人地關系的一種表相，反映了地方的人居智慧。嶺南與江南雖同屬水鄉，卻因歷史與地理的巨大差異，而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風貌。

江南地區成陸早，有長達數千年的農耕歷史。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太湖平原便已成陸；三千多年前的兩周時期，長江的泥沙在出海口堆積成陸，海灣逐漸封閉為潟湖，再經人類不斷圍墾，演變為以太湖為核心的湖群體系；吳越時期，開始普遍修治河渠，至唐宋已形成完整的水網系統。

相比之下，嶺南珠三角的成陸歷史則晚得多。明代之前，這里大多仍為海灣與島嶼。距今六百多年前，西江、北江、東江三江匯流，攜帶的泥沙加速堆積，陸地才逐步浮出海面。大規模的農耕活動直至明清時期才真正展開。先民“向海要地”，在近海地帶不斷圍墾、加速淤積，陸地與水道同步“生長”——這一動態過程至今仍在持續。與此同時，珠三角地處熱帶，直面季風帶來的強降雨、風暴潮和臺風等多重極端天氣威脅。這片土地，是先民從大風大浪中搏斗而來。水，塑造了江南的溫婉；卻在這片咸潮直薄、水患頻仍之地，淬煉出嶺南的“生猛”。

聚落形態：

避水害的城與依水而生的鄉

歷史地理特性塑造了嶺南水鄉截然不同的聚落形態。

江南水鄉發育出成熟的市鎮網絡體系。明清時期，在“八府一州”的城市格局下，眾多專業市鎮依托內河水系興起，形成“一鎮一品”的產業特色（如蘇州絲織、烏鎮棉紡），通過密集的水網實現了“一地之產供全國之需”。

反觀嶺南，地處熱帶，風暴潮頻繁，水患頻發貫穿整個歷史階段。因此，城市重水患防御，選址避水害。府城多依托臺地修筑，如廣州、肇慶、惠州等均位于外江之畔的緩坡臺地，肇慶城墻即以防洪為主要功能。城市布局呈現“水陸分離”的特征：如廣州府城內雖有“六脈通渠”，但水運主要在城外，外來船只停靠在城墻外的廣州白鵝潭一帶，貨物在碼頭卸下后，于陸上十三行交易，形成專業化的商業區。這與江南水鄉內河水運深入城鎮，“前街后河、水陸并行”的格局形成鮮明對比。

▲ 廣州珠江水上人家意象 圖｜AI繪制

真正體現嶺南水鄉韻味的非鎮、非城，而是鄉村。面對水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嶺南先民逐漸摸索出一套外江與內河協同聯動、人與水共生的生存模式。他們依循自然地形修筑堤圍，通過內部河涌和外部江河的聯合調度來抵御洪水，構建出多個具有韌性的聚落共同體。在堤圍之內，居民擇高地而居，外江水患得以控制，人水關系和諧。佛山桑園圍正是典型代表，于2020年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

▲ 佛山桑園圍意象 圖｜AI繪制

也因此，嶺南水鄉多表現為村一級的聚落形態：人們選擇地勢較高的區域，或丘或堤，臨水而居，低地則用來養魚。水與生活高度融合，與內河緊密相依，借助水上交通前往其他村落或田地從事生產，形成依水而居、憑舟往來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例如，順德逢簡水鄉，水邊泊著龍舟，榕蔭下是村民聚集的公共空間，水成為一種聯絡生產地（如農田）與居住地的日常通道。

▲ 逢簡水鄉意象 圖｜AI繪制

水運格局：

內外江交錯、外江航運為主導

水網構成了水鄉形態的骨架，形成嶺南與江南不同的水運格局。

江南地區平原廣闊，長江、錢塘江為外江，與以太湖為中心的天然湖沼群一起，構成大江大湖的總體格局。其水網系統內外江分明，內河水系發達，層次清晰，體系完整。京杭大運河作為動脈，貫通黃河、長江等南北五大水系，串聯起內部河網，不僅形成了區域內統一的水運商貿系統，更將江南納入全國經濟網絡。其水運以內河航運為主，航道深入城鎮腹地。

珠三角則呈現“三江匯流、八門入海”的水網格局。西、北、東三江匯集后，水道逐級分汊，縱橫交錯，最終通過虎門、橫門、磨刀門等八大口門奔涌入海。這使得外江（通海干流）與內河高度混雜，內河受強大外江水系分割，難以形成獨立連貫的體系。因此，在傳統水運時期，珠三角地區主要依托外江發展遠洋貿易，而內河運輸功能較弱，只有早年在珠江水道上“上省下澳”（澳門至廣州逆流為“上”，廣州至澳門順流為“下”）的部分航段，船舶較小，為避風浪，才會選擇在岐江河、陳村水道等內河水道內迂回穿梭，而非直接航行于波濤洶涌的伶仃洋。

文化內核：

宗族、水鄉精神與特色食俗

明清以來，大規模的圍湖造田和水利開發，不僅加速了珠三角的造陸進程，也深刻塑造了其以水為中心的文化品格。在與動態水環境的持續互動中，嶺南先民不僅發展出獨特的治水用水智慧，更形成了協作應對風險、以水為利、向海要財富的水鄉精神。

宗族治理，協同應對水患。早年圍海造田需要資金，通常由宗族牽頭，集資筑圍，按股分田，強化了珠三角以宗族、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組織模式。龍舟活動也以村、族為單位組織，宗祠、廟宇眾多，成為組織水患治理的基層核心，形成獨特的基層水利治理智慧。

▲ 瀝滘村民準備龍船飯

▲ 瀝滘村劃龍舟

龍舟競渡，與風險共舞。嶺南龍舟早已超越端午民俗，由過去的生產工具（農艇）演化并升華成為宗族榮譽與社區凝聚力的象征。其起源可溯至漢代“五月龍舟水會”，經唐宋中原文化與本地風俗融合，形成“起龍、游龍、趁景、吃龍船飯”等完整文化儀式，延續至今。龍舟競渡在端午“龍舟水”期間，江河水位上漲時戲水，體現了“與水搏斗”“以險為樂”的水鄉精神。

▲ 東莞滘聯正丫村的龍舟 圖｜東莞項目組提供

▲ 中山北臺村迎中秋龍舟展演活動 圖｜中山故里項目組提供

“生猛”食俗，追求極致新鮮。珠三角咸淡水交匯，水里物產豐富。水上居民“疍家人”因早年缺乏保鮮條件，形成了喜食“生猛”海鮮、河鮮的飲食傳統，如魚生、艇仔粥。清代《廣東新語》已有“粵俗嗜魚生”的記載。這種對“鮮”的極致追求，源于缺乏保鮮技術，而形成適應自然、利用食材的生存智慧，以及對水中富饒物產的極致利用，最終成為粵菜的重要特色。

▲ 中山北溪河“罾網”—傳統捕魚工具 圖｜中山故里項目組提供

建筑智慧：

船、棚與形似吊腳樓的水上居所

為適應動態變化的水環境，嶺南先民還發展出了一系列極富地域特色的適應性建筑形態。最具代表性的是，“以船為家、水上生活”的疍家民居。疍民早年長期生活于珠三角的河道上，在船上完成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的人生歷程，演繹出獨特的水上婚俗、飲食與龍舟文化，曾構成“水上廣州”的繁華圖景。

疍民遷居陸上后，創造了適應潮汐水位變化、抵御水患的干欄式建筑—“疍家棚”“茅寮”。這些在沙田地區臨水搭建的杉皮房，類似吊腳樓，至今在中山、順德等地的堤圍、魚塘邊仍可見其遺韻，有些已被改造為特色餐廳或民宿，延續著水邊生活的記憶。

嶺南水鄉的當代啟示

水鄉，本質上是人地關系的一種外在呈現，凝聚著一方水土的生存智慧。在世界范圍內，水鄉形態多樣，其差異正是不同地域人群長期適應自然、改造環境的結果。嶺南水鄉，正是嶺南先民基于獨特的歷史地理條件所創造出的一種人居形態，它承載著與水共生的深厚智慧。嶺南水鄉的發展歷史，既是興水利、除水害的歷史，也是與水斗爭、與水共生的歷史。不同于江南水鄉經文人墨客提煉出的詩情畫意，嶺南水鄉展現出一種在動態環境中搏斗、適應、共生的實踐智慧，因而顯得更為野性、蓬勃、動感與鮮活。

▲ 夜幕下的嶺南水鄉 圖｜中山市提供

嶺南水鄉的智慧，既體現在城市趨水利而避水害，發展遠洋貿易；也體現在鄉村地區化水害為水利，進行水上謀生，發展出娛樂、美食。這種靈活、務實、敢搏的“水文化”基因，從歷史上疍家人“以水為家”“ 棄陸歸水”，到改革開放后廣東人“下海經商”，一脈相承，至今仍深刻影響著這片土地。

在當今探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進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下，嶺南水鄉所蘊含的適應性智慧、協同治理機制和動態發展觀，為現代城鄉規劃、水利工程、文化傳承與地域特色塑造，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參照與靈感來源。它啟示我們：水鄉不止一種范式，人水關系的和諧，也可以在動態博弈與積極適應中實現。

本文來源：《人類居住》雜志2025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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