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的故事

緣起：甬江之水奔騰不息

吃好晚飯，我們就到甬江邊散步。

對岸燈火燦然，那是寧波的老外灘保留的老建筑。寧波1844年開埠，江北岸漸次形成英、法、美三國僑民居住區，這些老建筑中有英國領事館舊址、浙海關舊址和江北耶穌圣心堂等，依稀有19世紀的年代感。從這里出發，輪船將寧紹商幫以及沙石、生絲、茶葉、瓷器等運往上海。

甬江依然奔流。多少人從這里乘江輪到上海。我是第三次到寧波，第一次是坐綠皮火車，第二次是動車，這回是從上海乘小車經杭州灣跨海大橋而來，夕陽之下，浩瀚無垠，海霞最是激動人心。

去上海的甬上名人，我最感興趣的有幾個人，一個是把輪船方向盤牢牢抓在中國人手中、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的虞洽卿。他為奪回航權，創辦寧紹輪船公司，打破外資對滬甬航線的壟斷，后建立了龐大的三北航運集團。一個是把金融牢牢抓在中國人手中、創辦證券交易所的趙家蕃。民國初年曾任全國造幣廠廠長，曾變賣家產資助孫中山革命。第三個是將游戲大舞臺牢牢抓在中國人手中、創辦大世界的黃楚九。跟紹興的師爺不同，寧波的商幫，特別敢闖敢干。沒有《繁花》里的爺叔，就沒有上海灘的阿寶們。

第四個人跟我有關系。這回我到寧波來就是為了他。

白天開會，我發言的第一句話是：感謝、感動、感恩。我稍稍停頓了一下。我知道這句話分量重，旁邊的專家們都注意到了。

我憑什么感恩呢？這個會議是《四明文庫》甲編第一期的發布會。五載春秋，這部文庫已經刊行寧波地方文獻342種260冊。盛世修典，做了許多地方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然而，與在座的陳尚君教授、陳廣宏教授不同，他們都是寧波人，這是他們的鄉邦文獻。我又憑什么感恩呢？寧波出版社袁社長笑了，他懂我。

這個文庫，之所以舍《寧波文庫》的名字，要用老百姓不好懂的《四明文庫》，這與近百年前的《四明叢書》有關。《四明文庫》與《四明叢書》一脈相承。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影響全國的寧波地方文獻集成《四明叢書》，其創意者、主編正是張壽鏞先生。張壽鏞又是光華大學的創辦人、老校長，光華大學是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身，沒有光華大學就沒有華東師大，沒有華東師大，也就沒有我的文學博士學位，更沒有我在那里三十五載春秋教書生涯的美好時光了。寧波市政府斥巨資支持、出版社及省內外眾多專家學者下大功夫，編出皇皇大典、《四明文叢》2.0版的《四明文庫》，將壽鏞老校長的事業發揚光大，我能不感恩嗎？

壽鏞老校長未及編完《四明文叢》，便溘然長逝。余下的第九、十集共25種23冊，只留下了擬目。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的員工完成了這兩集的底本選擇、撰寫提要以及全部《四明叢書》的綜述，也算是向先賢致敬，完成了老校長未竟之夙愿。

去年是光華大學百年校慶，華東師大隆重紀念。可惜未及與寧波聯手，表彰老校長在保留鄉邦文獻上的功績。其實，在壽鏞先生那里，編書以表彰先賢，教育以陶冶后進；古籍乃國魂所在，辦學乃未來可期，這是一體兩面、古今貫通的大事因緣。教育與學術，都是接力傳薪，如甬江之水，奔騰不息。

一鄉之士而皆天下之士

次日清晨，風輕云淡，我沿甬江公園的岸線跑步，兩架跨江大橋之間，竟一口氣跑了4公里。回來一身的多巴胺。我也不明白當天這么能跑的原因。

寧波古代典籍中的人物，不乏奮然刻勵之士。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全祖望，名震天下，暫且不說。在我有限的了解中，譬如：《遜志齋集》的作者，“正學先生”方孝孺，標舉圣賢的“養氣為本”，主張文章要“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他的最后結局也是拒絕為燕王起草詔書而死。戴表元寫作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與鼎革之變的優秀詩篇，在宋亡后，隱居鄉間，授徒賣文。《鴻苞集》的作者屠隆，在書中專列《義士傳》上下兩卷，表彰忠義節操。《甬上耆舊詩》的編者李鄴嗣，“側身憂患之中，九死不死，留身有待”，以詩存史，屢屢致意于忠讜之言、卓犖之節。《敬止錄》的作者高宇泰，因投身反清復明，四度入獄，千磨百折，涉歷萬死，一心為死難者立傳。以及戲曲家周朝俊《紅梅記》中敢愛敢恨、俠肝義膽的李慧娘，史家全祖望《鮚埼亭集》中組織抗清活動的屠董二君子，策動三千鄉民抗清、最終血戰而死的杜懋俊，善始善終堅持抗清軍事活動12年之久的張煌言……從日常的“剛正不阿”，到治學的“經世致用”，再到危亡時的“以身許國”，這條主線一以貫之，共同構成了浙東文化中士人精神的完整畫像。他們不僅是浙東錚錚硬骨的士人楷模，更是華夏民族精神的守護者。

甬江系奉化江與姚江匯合而成，奉、姚二江的源頭皆在四明山。根據古代文獻記載，相傳此山峰巒之中有方石，四面如窗，可透日月星辰之光，故得名“四明山”。此山方圓八百里，橫跨六縣，峰巒起伏，林壑幽深，水量充沛。黃宗羲、張煌言、馮京第、王翊都在這里活動。最精彩的是四川達州人李長祥和他的妻子姚淑，李長祥后來在舟山，被魯王任命為兵部尚書。這一對英雄夫婦，他們的抗清義舉，以及他們的詩歌唱和，留下多么精彩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的夫婦《聯句》第一聯：“天從地下起，今自古時長。”語言非常樸素，意思非常深切，第一句謂：天明從地下升起，隱喻明朝從地下升起，暗指反清復明局面之出現；第二句謂：今日之中國乃是自古以來之中國之繼承，言外之意是不許夷狄入主中國，亦即趕走侵略者。唐詩以來，沒有這么精彩動人的詩句。李長祥夫婦的抗清，長達30年，應該是與鄭成功齊名的民族英雄。

再往前追，南宋遺民、寧海人胡三省的《資治通鑒音注》，也是一本傳世之作。這本字數幾乎與《通鑒》300萬字相等的巨著，在字里行間傾注了無盡的亡國孤憤與大宋眷念、融入了歷代得失的分析、政治教訓的總結、思想道義的激揚，實際上是一部借古論今、內涵極為豐富的史論。在抗日戰爭的時代背景下，民國大史家陳垣先生，又在胡三省此著的基礎上，寫出《通鑒胡注表微》，通過闡發胡三省及《通鑒》中的歷史事例，在日寇占領下表彰“夷夏之辨”“民心臣節”等思想，砥礪氣節，振奮人心，更探究興亡教訓，借分析宋亡元勝的歷史原因，寄托對現實的深刻思考。被譽為陳氏“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及現代史學的經典之作，既是浙東“經世史學”的傳承，也是傳統史學天下關懷的魂兮歸來。

張壽鏞老校長為《四明叢書》作序，特別強調，“一鄉之士而皆天下之士”，“天下”，我們今天已經對這一概念有了更多的了解，不僅是一鄉、一國、一族，更有道義、尊嚴、自由、公正、仁愛等人類共同體的超越價值。因而，《四明文庫》正如“四明”乃日月星辰天地之光一樣，雖為寧波一地之文獻匯編，卻乃“天下之文獻”，具有超越一地一時之永久光價。

或許，那天甬江之畔跑步不能停，是接到了四明文脈的能量？

朱舜水：對故國文化的堅守

甬江的下游是出海口。朱舜水多次從舟山出海到日本。

中國文化史上有兩個大放異彩的文明使者，一個是唐代的玄奘，一個是明代的朱舜水；一個向西取經，一個向東傳法，都表現了中國文化的交流開放性格，以及堅韌不拔、以學問濟世的精神。玄奘在盛世中西行取經，將外來文化引入中國并加以消化創新；朱舜水則在亂世中東渡授學，將中華文化輸出到日本并促使其本土化。兩人一“取”一“授”，一“引入”一“輸出”，都開花結果，恰好構成了中國文化十字打開的雙向畫卷，顯示了吾民族文化傳播的強大生命力。

玄奘畢竟在陸地上。朱舜水海上漂泊，九死一生：為借兵抗清，從1647年到1658年間，四次東渡日本，七次出入長崎，三次下南洋，輾轉安南（今越南）等地，其間在海上歷盡艱險。滯留安南時，他堅決不按當地禮儀跪拜，被強按仍奮力掙脫。面對殺身威脅，他坦然表示愿為遵守明朝禮節而死。雖受水戶藩主德川光國厚待，但他心懷故國，四次拒絕為其建造的舒適新居，理由是無視國家滅亡而安居是恥辱。終生著明朝衣冠，每逢中秋（抗清摯友王翊忌日）便廢節不慶。他將對故國文化的堅守與懷念，全部傾注到了在日本的講學與著述中，最終成就了其“日本孔夫子”的歷史地位。

《四明文庫》別集類收錄了徐興慶先生積30年心血牽頭完成的《朱舜水集》（點校本）三大冊，是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朱舜水著作總集。楊儒賓教授在序言中，認為朱舜水是“國際人”，認為他具有孔穎達所說的“總天下之心以為己意”的人格特質，一生在中日兩國參與的眾多政務，遂不能以中國史的格局限定之，是“十七世紀東亞文化史的重要精神指標”，是“東亞精神的脊柱”。梁啟超也說：“中國儒學化為日本道德基礎，也可以說由舜水造其端。”17世紀到18世紀的東亞“天下”，是建立在儒教文明、佛教信仰、漢字書寫、古代律法等共同文化的基礎上的秩序，朱舜水是參與者與文明使者。令人驚嘆的是，日本在1720年就編出了《舜水先生文集》，在1912年編輯了《朱舜水全集》，舜水在日本的講學，“老者白須白發，亦扶杖聽講”，他的日本學生安東守約，居然愿意分一半薪俸供他生活；而一位位高權重的日本藩主，生前禮敬舜水，在舜水死后，將他安葬在自己的家族墓園，視為家人。至今尚在東京湯島的圣廟，在他影響下建成，而這位異國先知的墨寶書簡、只言片語，依然大量流傳在九州的柳川古文書館、水戶的德川博物館，以及各地的鄉土史料館和宗教機構、大學圖書館。日人曾資助孫中山，可以說，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舜水先生異國他鄉的魂兮歸來。

天童寺：人與自然的相親

開完會的當天下午，我們驅車前往寧波天童寺參觀。我曾經在巴黎圣母院旁邊住過三個月，經常出入其間，聽慣了唱詩講經，看多了雕刻彩繪，走的時候，竟得出一個結論：圣母院就是一大藝術品。我的一個直覺是，天童寺也是一大藝術作品。

但是巴黎圣母院只有一個廣場，沒有庭院與青山，只是人與人的相親，也沒有人與自然的相親，這就是中西的差別。巴黎圣母院廣場上什么藝術表演都能看到，從人與鴿子、小狗的親密互動，到一流民間藝人的音樂歌舞、人體雕塑和雜技表演，應有盡有。而天童寺的庭院里，表演的主角是千年的唐柏、云氣蒸騰的青山綠樹，安靜的魚鳥以及無數的書法、大大小小的楹聯。

天童寺是禪宗寺廟。禪宗是佛教傳入中國后，花了差不多五百年的時間才消化的大餐。天童寺有四個標志性的中國化，一是“十方選賢”：住持不搞師徒世襲，而是由四方大德推選賢能擔任。使天童寺成為真正面向世界開放的純粹禪修道場。

二是“農禪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傳統，將農耕勞作與修行坐禪完美結合，實現了經濟與精神的雙重自立。

三是“默照禪”。強調在靜默中觀照自心，既保留了印度禪定的精髓，又融入了中國道家“清靜無為”和儒家“心性內省”的思想元素，形成了一種極具中國士大夫精神氣質的修行法門，吸引了大量文人學子。

四是“山水園林”。據說，中秋之夜，在大殿的庭院里，能看到最明亮的月亮，能聞到搖漾著桂花香氣的月光。

天童寺是一個典型。宋代的中國，既富于文化自信，又具有強大而活潑潑的消化能力。其實整個江南都是這樣的典型。那個時代的人敢于模仿與拿來，也敢于創造與送去。開放不僅是向外學習與吸收，也是向外傳播。

如果說朱舜水是儒教東亞秩序的參與者，天童寺就是佛教東亞信仰的見證地。一陽一陰，共同締造東亞文化史的大格局。如果說舜水是“國際人”，天童寺就是“跨國橋”，他們都一樣跨越了族群與語言的限制，成為東亞文明史的永恒傳奇。

天童寺是禪宗曹洞宗在日本的祖庭。日僧道元將天童寺的曹洞宗禪法、寺院建筑格局乃至清規戒律全套帶回日本，創立了日本曹洞宗。這意味著，日本接受的是已經深度中國化的佛教，天童寺成為“中國化佛教”的標準輸出源。據史料記載，僅在宋、元、明時期，就有至少32批日本僧人來此求法，同時也有11批中國僧人由此東渡弘法。

在元代中日官方關系緊張的時期，與天童寺有淵源的高僧（如一山一寧、西澗士曇）曾受朝廷委派出使日本，為化解沖突、恢復邦交發揮了文化使節作用，這也是政治外交的藝術。

漢字、絲綢、水稻、茶、制度、唐詩、文房四寶、繪畫，再加上王陽明、朱舜水，寧波的天童寺、天臺的國清寺、杭州的徑山寺，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日本人成為華夏文明的最大學生——令人驚異的是，這些“老師”幾乎都在江南。

除了將宋代禪風、儒學及文化科技傳入日本的蘭溪道隆，天童寺還有日本的“三祖一圣”，宗祖：在日本被稱為“小天童”的希玄道元，是日本曹洞宗的宗主。茶祖：將茶種與茶文化傳入日本的千光榮西。陶祖：隨道元禪師來華的日本匠人加藤四郎，在寧波學習了制陶技術，回國后開創了著名的“瀨戶燒”。畫圣：日本藝僧雪舟在寧波期間，他獲授“天童第一座”的崇高禮遇。他將寧波的山水風物（如天封塔、三江口）繪入畫中，并將中國水墨技法與自身感悟結合，最終成為日本水墨畫（漢畫）的一代宗師。

我最喜歡雪舟。如今在天童寺內，仍能看到日方贈送的雪舟畫像等紀念物；在日本東京博物館、京都博物館、愛知縣齋年寺、山口縣防府市毛利博物館，都能看到雪舟的杰作。

雪舟最懂得中國的江南。中國人將佛教生活藝術化，他更將禪宗藝術化了。

我最喜歡天童寺山門楹聯的上聯：

問誰具正法眼，向義興未結茆庵，太白未為童子以前，識得蒼山真面目。

這不就是藝術的法則：向自然的深處、向無限的不確定處，發揮人創造的潛力嗎？

據說，《四明文庫》在今后的編纂計劃中，還將收入雪舟的作品，我愿期待，下次帶著雪舟的作品，在天童寺的正殿前，看有桂花香氣的月光。

原標題：《寧波的故事》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陳抒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