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母語的音樂》：一本了解非裔美國音樂與20世紀西方音樂的必讀書

共同母語的音樂

MUSIC

MUSIC

《共同母語的音樂》——這是一本了解非裔美國音樂與20世紀西方音樂的必讀書；一本關于非裔美國音樂及其對西方文化影響的杰作；以一種跨邊界的社會學視角論證了音樂在人類生活中的獨特功能。

新西蘭音樂學家克里斯托弗·斯莫爾認為非裔美國音樂是20世紀主要的西方音樂。圍繞于此，他在《共同母語的音樂》這本書中詳述了非裔美國音樂的起源與魅力，又對音樂行為的本質及其功能進行了細致考察，從而回應了那個“雖顯而易見卻很少被提出”的問題：為什么一個黑人少數群體，無論其膚色或經濟地位如何，其音樂能夠對整個工業化世界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新書推薦

《共同母語的音樂》

[新西蘭] 克里斯托弗·斯莫爾 著

郭威 譯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978-7-5760-5841-3

89.00元

作者簡介

克里斯托弗·斯莫爾（Christopher Small，1927—2011），新西蘭音樂學家、教育家，曾在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執教多年，后移居西班牙。他提出了顛覆傳統認知的“行樂”（Musicking）概念，主張音樂并非靜態的作品，而是動態的社會行為與儀式，強調音樂活動的參與、互動和文化建構功能。其代表作有《音樂·社會·教育》《共同母語的音樂》以及《行樂：音樂表演與聆聽的意涵》。

譯者簡介

郭威，澳大利亞莫那什大學教育學博士，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出站博士后，現為星海音樂學院國際學院副院長，國際音樂教育協會（ISME）成員，澳紐區域音樂教育研究協會（ANZARME）成員，《國際音樂教育雜志》（IJME）編委。從事高等音樂教育教學與研究多年，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20余萬字，出版專著《“互聯網+”時代中國音樂國際教育的推衍》和譯著《音樂·社會·教育：對音樂社會學和音樂教育學的探究》。

序言（節選）

促使我寫這本書的動機有兩個，一個是普遍的、公開的，另一個是具體的、個人的，而它們之間又密不可分地交織著。第一個動機就是堅信，如果還為時不晚的話，我們應該對非洲人和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后裔為人類文化的主流發展所作出的核心貢獻，也就是對他們為人類的自我意識以及人類與生存世界之間的關系所作出的貢獻，表示認可并予以頌揚。這一貢獻的主要媒介不是文字，而是音樂和舞蹈，這一點本身就已經足夠重要；但實際上，這還只是這種貢獻的價值內涵的一部分。在工業社會中生活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承認或意識到，事實就是，沒有誰不是非洲世界觀的受益者。有學者將非洲音樂和非洲舞蹈稱為“非語言形式的美與道德的哲學”，那么關于這些未經承認的哲學悄然融入歐洲人和歐裔美國人文化的歷程，則是一個飽含信念和智慧的故事，這個故事也就成了本書的主要內容。因為這種世界觀的傳播媒介就是存在于美洲和其他地方的非洲后裔的音樂和舞蹈，所以我們只能笨拙地用“非裔美國的”來對其加以形容。

我寫這本書的個人動機是向那些非裔美國黑人和白人傳統音樂家們致敬，甚至更多是回報他們所作的貢獻。作為一名音樂家和音樂老師，我有著純正的歐洲血統，我受的教育也來自最純粹的歐洲音樂的學術傳統，但自從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以來，我就一直相信音樂天賦這種東西是可以屬于每個人的，就像語言天賦一樣，是人類天賦中自然而普遍的一部分。我也一直在四處尋找讓這個信念成為現實的方法。早年在新西蘭的學校當音樂老師的時候，我就相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我認為——歐洲古典音樂是可以滿足學生的音樂需求的。我也曾嘗試訓練他們、培養他們，向他們灌輸對偉大歐洲音樂大師們的熱愛，同時也讓他們擁有一定的藝術基礎。但其實我的教學成果微乎其微，于是，這個事實就在敦促我，得把目光放得更遠。在倫敦學習期間，我接觸到了歐美的前衛音樂，從業者們聲稱他們正在徹底地重新思考人類音樂的完整進程。我試圖也讓我的學生們進行類似的思考，讓他們參與到我后來的研究當中，可是在幫助他們認識真相和本質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的理解原來也是模糊的。但在當時看來，那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其中，不需要事先接受傳統古典作曲和表演技巧的專業訓練。那時候有一個系列性的教育實驗，目的是帶領學生們進入前衛文化當中，但不只是作為聽眾，同時也要作為表演者，甚至是作曲家。回顧過往，我相信任何音樂中的現實經驗都是有價值的，但事實還是告訴我：盡管我那些可愛的學生很愿意附和我的熱情，可他們終究沒有表現出任何想要終身學習音樂并且以此為業的決心。總之，在他們畢業之后有誰還在前衛音樂的領域中繼續從事表演或創作的，我不得而知。

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掙脫束縛的年代，流行音樂的創造力勢不可擋。如今，對60年代的調侃反倒成了一種時尚，但其實流行音樂最突出的一面是它展示了音樂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即使我們大多數人并不理解那種力量的本質。也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意識到一種音樂的存在，它起初是模糊的，但后來越來越清晰。這種音樂一直圍繞著我，可又一直被我忽視，不是被當作一種輕松的消遣，便是被當作自動點唱機里煩擾人的噪音。1970年8月，好奇心驅使我參加了最后一屆懷特島音樂節，因為我想要對當時搖滾樂中的新現象的本質探個究竟，所以那成為了我人生中一次至關重要的經歷；還有就是我在倫敦與鼓手約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交談，以及參加了他1970年代初在我曾任教的伊靈高等教育學院舉辦的即興音樂工作坊。這兩次經歷，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讓我開始更廣泛地，或者說第一次不帶任何偏見地、徹徹底底地，至少是在一個中年音樂講師所能接觸到的范圍里，探索非裔美國音樂，探索它的過往與當下。當我再走進去一些時，我開始心懷忐忑地嘗試彈奏爵士樂（從事了30多年的鋼琴演奏后，我發現自己又成了一個笨手笨腳的初學者，這段經歷是一種磨煉，但我也享受著快樂），這種體驗與那孕育我成長的傳統文化有著極其深刻的不同，無論是在音樂性的層面，還是我勉強稱之為“音樂的社會假設”的層面。我對此，以及對那種文化中的凝聚力和一致性而感到震驚。我以前覺得，現在依然這么覺得（也是本書的一個主要觀點），一些各不相同的音樂品類，比如鄉村與西部音樂、雷鬼音樂、爵士樂、朋克搖滾、百老匯流行歌曲和卡里普索（一種加勒比黑人風格的音樂）事實上都是某個優秀傳統的組成部分；它們都屬于在黑奴時代及以后，歐洲和非洲這兩個偉大的音樂文化（或許有人認為是兩種文化群體）在美洲發生碰撞后造就的優秀音樂傳統，此傳統既兼備歐、非兩種文化的屬性，又獨立于兩者。我越來越發現，這個音樂傳統不僅滿足了我在情感上的需要，而且還滿足了我在智慧和社會方面的需要，但是歐洲古典音樂，說實話，無論讓我多么熱愛和敬畏，都不曾讓我徹底地滿足過。我決定試著去探尋，究竟是這種音樂當中的什么令我如此滿足和喜悅，而與此同時，即便它還沒有破壞，但至少也擾亂了我已經習慣了的聆聽、表演和思考音樂的方式。那時，我開始結識一些加勒比的非裔朋友，他們的熱情、老練和幽默使我更加渴望繼續探尋下去，而且他們似乎從一個與我不同的有趣角度看待世界。因此，本書是對創造了這種音樂的無數音樂家們的致敬，也是對我自己關于這種音樂的感受的一次探索。如果說，我現在對自己的經驗有了一些理解的話，那都是從音樂中的“正確”的感覺開始的，這種感覺是后來通過思考才得以證實的，那么這或許就暗示了精神與自然之間的某種統合，于是也就成為了對我的一種規訓。

我的古典音樂學習背景讓我在寫本書的時候嘗試了一項大多數書寫非裔美國音樂的人通常不會觸碰的任務：反思音樂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地位，尤其是同具有社會主導性的歐洲古典音樂和歐美古典音樂相比。在我看來，嘗試去填補這一空白的突破口在于直面歐洲古典音樂的本質，它存在于傳統本身，這在亨利·普利森茨（Henry Pleasants）的三本書里是有所觸及的。但與非裔美國音樂相比，古典音樂傳統更讓普利森茨著迷，況且他的書畢竟是在近30年前出版的，早于發生那場從根本上改變了流行音樂的革命的20世紀60年代，也就是“搖滾革命”的時代。盡管如此，我還是要感謝那些勇敢的著作，即使我并沒有想要效仿它們。

其實我想要做的事情很簡單，但它與我從小養成的音樂價值觀反差巨大，這讓我感到困惑；這也同時說明了一個問題：無論怎樣用心地考量音樂對人類生活的作用，非裔美國音樂在20世紀西方音樂中占主導地位這一事實都是毋庸置疑的，它對人類的意義遠遠大于那些偉大的歐洲古典傳統的殘余，而后者，卻在現今的東方和西方工業世界的音樂廳和歌劇院里，依然隨處可見。

為此，我需要同時對兩個問題展開討論：首先，審視非裔美國傳統的當代和歷史形態的不同面相，意在將它們全部作為一種偉大而通透的文化的表現形式加以呈現；其次，憑借我對一般音樂的研究中所關注的重要因素，去理解是什么賦予了非裔美國音樂一種力量，使它成為20世紀里這么多人的使命……

編輯：盧荻

制作：陳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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