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北歸,背后藏著何種初心?近日,大型歷史人文紀(jì)錄片《吳越國》迎來收官,最后一集《北歸》把鏡頭對準(zhǔn)吳越國歷史上最關(guān)鍵的命運(yùn)抉擇。今天,讓我們跟隨總撰稿曾輝、師永濤的創(chuàng)作手記,聽他們講述如何呈現(xiàn)“納土歸宋”這一歷史的真實與復(fù)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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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輝:
關(guān)于選擇
回想《北歸》這一集的創(chuàng)作感受,其中的情節(jié),始終被一種關(guān)于選擇的張力所包裹。
誰會對選擇陌生呢?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選擇。薩特曾言:“人是自己選擇的產(chǎn)物”—— 也就是說,人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定義自己。如果借用薩特的理論去分析錢俶所承受的歷史之重,也許可以說,在五代末期的亂世,吳越王錢俶處于一種極致的“存在主義焦慮“中。于錢俶而言,他半生的本質(zhì)是吳越國主、錢氏家族的領(lǐng)頭人。而李煜在信中那句“王亦大梁一布衣耳”,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擊中了存在主義焦慮的痛點——如果失去了國土和臣民,那個作為“吳越王”的錢俶還存在嗎?一旦納土,他將從坐擁千里江山的統(tǒng)治者,變成汴京城中受人恩賜的“鄧王”,這種從獨立主體向依附客體的轉(zhuǎn)變,又是否成了對個人存在意義的劇烈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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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帶有沉重的枷鎖。因為你必須為自己的每一個選擇負(fù)全部責(zé)任。但這由何嘗不讓人感受到人生的意義所在,一個人發(fā)現(xiàn)自己被拋入了一個必須做決定、且決定后果極其沉重的歷史瞬間,而他將通過承受這種焦慮,完成了一次痛苦但偉大的自我重塑:他不再做一個守著權(quán)力的舊王,而選擇做一個開啟太平的先賢,他通過他的行動定義了自我。
千鈞之重的選擇,也令兩位君王的文學(xué)表達(dá),成為世人無法繞開極致的悲劇美。也成就了本集中一個極致的段落。李煜的《虞美人》幾乎可謂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心碎的告白,他將亡國之痛升華為全人類對時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永恒哀嘆。其文學(xué)價值越高,越映襯出他在治國選擇上的蒼涼。在文學(xué)的國度里,他獲得永恒;而但在現(xiàn)實的尺度下,這滿江春水只能流入虛無。相比之下,錢俶的《宮中作》雖輸在文學(xué)造詣上,卻用一句“謝公未是深沉量,猶把輸贏局上夸”寫出通透。如果說《虞美人》是詩人的自我救贖,那么錢俶的詩則是政治家對輸贏二字的終極超越。
于是,在五代末期那個劇烈動蕩的坐標(biāo)軸上,吳越王錢俶與南唐后主李煜的選擇,既有性格使然的偶然,也蘊(yùn)含著大一統(tǒng)趨勢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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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最令我動容的瞬間,莫過于公元978年盛夏,那1044艘北上的船隊。參與審看各版的剪輯過程中,每當(dāng)看著那些目光深沉的錢氏后人時,我感到一種跨越千年的共情,其中蘊(yùn)含著催人淚下的感動。特別是在刻畫年僅一歲的錢惟演在母親懷中時,這種情感達(dá)到了頂點。誰能想到,這個襁褓中的嬰兒,日后竟成為了錢學(xué)森、錢鐘書等文化巨擘的先祖?
歷史在這里完成了一個精妙的閉環(huán):錢俶選擇放棄干戈,實際上是為千年后的中國保留了一支璀璨的文化血脈。這種必然中的偶然,正是歷史劇作迷人且讓人熱淚盈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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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永濤:
猶把輸贏局上夸
紀(jì)錄片《吳越國》第五集我們講述的是吳越國納土歸宋的故事。
我們從一句俗語開始:“生在蘇杭,葬在北邙。”
這句話流傳千年,說的是一種人生理想:生在江南,死后歸葬中原。但對吳越國最后一任國王錢俶來說,這不是理想,是命運(yùn)。他從西湖煙雨中走來,最終長眠于黃河岸邊的黃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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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一集引入了吳越國大臣、天下兵馬大元帥府掌書記慎知禮的第三方視角,他是歷史的見證者。
從慎知禮的眼睛看出去,我們試圖理解:錢俶的選擇,到底意味著什么?
前四集,我們一步步鋪陳吳越國的精神底色。第一集鑄劍,是立國的剛毅;第二集問潮,是抗天的勇武;第三集花開,是向內(nèi)的溫柔;第四集見塔,是向上的仰望。到了第五集,所有線索匯聚成一個問題:這樣一個由三世五王精心營造的勢力,這樣一個富庶安樂的人間天堂,該如何面對歷史的終局?
答案不是現(xiàn)成的。策劃會上我們反復(fù)討論:不能把納土歸宋寫成“結(jié)果正確”的記述,那太單薄。我們要呈現(xiàn)的是歷史的真實和復(fù)雜性。
復(fù)雜性首先來自李煜。
李煜看得很清楚:南唐是吳越與中原之間的最后一道屏障,南唐亡,吳越獨存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但李煜的選擇和錢俶的選擇截然不同。李煜抵抗,城破前夜,在絕望的宣泄后出降。
錢俶看到了這一切。他看到了戰(zhàn)爭的殘酷,看到了江淮大地“斷壁殘垣、民生凋敝”。他也看到了李煜的命運(yùn)。這些,都成為壓在他心頭的重負(fù)。
開寶八年十二月,南唐戰(zhàn)事結(jié)束一個月后,錢俶前往凈慈寺探望彌留的延壽禪師。這位精神導(dǎo)師留下四個字:“舍別歸總。”
什么是“舍別”?舍別,是舍棄一隅之地,舍棄割據(jù)之利。什么是“歸總”?歸總,是歸于天下大同,歸于百姓安寧。四個字,點破了錢俶心中纏繞已久的結(jié)。
但即便有了禪師的點撥,抉擇依然艱難。
朝堂之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于他。他要做的,不是簡單的政治選擇,而是對得起三代先王、對得起五十五萬百姓、對得起自己內(nèi)心的一道題。
趙匡胤給了他時間,也給了他壓力。這是一種微妙的施壓,也是一種難得的尊重。
最終,錢俶選擇將吳越國三代人經(jīng)營了八十六年的家園交出去。
這一集,我們不想給出簡單的評判。我們只想呈現(xiàn)那個時刻的復(fù)雜光譜:李煜的悲歌,延壽的點撥,朝堂的紛爭,趙氏兄弟的微妙態(tài)度,拆墻的轟然巨響,拜別祖陵的淚水,北歸船隊的沉默。在這一切中,錢俶做出了他的選擇。
端拱元年八月,錢俶在汴京去世,年六十歲。慎知禮為他撰寫墓志銘,他最終葬于洛陽北邙山。那里有厚重的黃土層,被視為“萬年吉壤”,安葬著無數(shù)王侯將相。錢俶生于杭州,死于汴京,葬于北邙——他的生命軌跡,恰恰印證了那句俗語:“生在蘇杭,葬于北邙。”
但這不是悲劇,而是一種完成。
歐陽修在《有美堂記》中寫道:“錢塘,自五代始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免于兵火,百姓安樂,這是納土歸宋最直接的成果。而吳越國的文化遺存——那些塔、那些園林、那些秘色瓷、還有蘇杭兩座城市——都匯入了中華文明的洪流,成為后世繁榮的根基。
生于蘇杭,葬于北邙。這不是一個人的命運(yùn),是一個時代的句號,也是另一個時代的起點。
來 源 | 《吳越國》總撰稿曾輝 師永濤
責(zé) 編 | 徐慧芳
編 審 | 吳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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