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4月1日訊(記者 封其娟)多年浮沉,公募FOF在轉型陣痛中叩開新局,整個業態從規模擴張到人力資源迎來重構。
2026年開年,FOF新發市場一派繁榮,頻現“一日售罄”。據統計,今年一季度FOF發行總規模,已超2022年至2024年的年度發行規模。在利率中樞下移、市場波動加劇的大背景下,公募FOF作為專業化資產配置工具,布局價值也在日益凸顯。疊加近期鄧炯鵬、陸靖昶等知名FOF基金經理的離職變動,再度將公募FOF的業態發展與人才流動置于市場關注的焦點。
回顧來看,公募FOF的基金經理變動,與行業規模周期、市場環境形成高度共振:從2020年、2021年的隊伍穩定,到2022年至2024年調整期的離職潮,再到2025年以來的離職大潮退去、人才梯隊建設提速。
不容忽視的是,自2022年起,于善輝、楊帆、梁珉、蔣華安、肖侃寧、丁一戈、杜習杰、陳曙亮、邢秋羽等一批曾以一己之力撐起一家公募FOF業務的“臺柱子”們,均以“清倉式卸任”的方式相繼離職、跳槽。
過去,不少公募FOF高度依賴單一明星基金經理,核心人員流失往往對業務造成顯著沖擊。有公募人士指出,如今行業日趨成熟,在監管長周期考核導向下,公募機構紛紛搭建系統化投研平臺、培育復合型人才梯隊,資深基金經理卸任更多轉向內部有序交接,行業也從依賴個人明星,逐步轉向平臺化、體系化發展。
多年浮沉,公募FOF業態迎來重構
據Choice統計,截至2025年年末,全市場168家持牌公募機構旗下FOF總規模為2441.88億元。公募FOF在2025年迎來顯著反轉,規模同比大增83.38%,不僅一舉收復2022年以來的全部失地,更是超越2021年創下的歷史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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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養老目標基金政策紅利、市場行情推動下,2021年公募FOF總規模同比翻倍,首次突破2000億元大關。而自2022年起,受A股震蕩、產品業績不及預期、投資者贖回等多重因素影響,公募FOF規模連續三年下滑,2024年末較2021年年末縮水超40%,公募FOF發展一度陷入低迷。
2026年以來,公募FOF延續2025年的強勢反彈態勢,新發市場頻現“一日售罄”。Choice數據顯示,以基金成立日統計,截至3月30日,年內已有53只公募FOF成立,發行總規模為690.49億元。開年僅3個月的發行規模,就已超過2022年至2024年的年度發行規模。
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5年新成立FOF分別有60只、97只、143只、119只、38只、93只,對應發行規模依次為309.94億元、1194.86億元、426.96億元、234.24億元、115.98億元、845.29億元。
經計算,2021年單只公募FOF平均募資12.32億元。2022年新發數量雖創143只的歷史新高,但單只平均募資驟降至2.99億元,大量產品陷入“迷你化”困境。到了2024年,公募FOF新發市場降至冰點,全年僅新發38只,總募資也僅115.98億元。
到了2025年,公募FOF新發數量回升至93只,單只FOF平均募資9.09億元。盡管當年新發規模未超越2021年的歷史高點,但存量總規模卻實現了反超。這意味著,除了新發,公募FOF規模增長的核心動力還來自存量產品的業績修復與持續凈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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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F 基金經理的變動節奏,與行業規模周期及市場環境呈現高度鏡像共振。
剔除已清盤產品,2020年、2021年出現基金經理卸任的FOF共計9只;在2022年至2024年行業調整期,FOF基金經理流動顯著加劇,分別有29只、27只、84只FOF出現基金經理卸任,且多見基金經理離職、跳槽。到了2025年,出現基金經理卸任的FOF數量從峰值回落至77只。
離職潮退去,公募FOF開始人才梯隊建設
回顧來看,2020年、2021 年,公募FOF的基金經理隊伍整體穩定。原泰達宏利基金組合基金部總監王建欽于2020年離職,成為這一階段為數不多的重要變動。
而自2022年起,隨著市場轉冷、規模縮水,行業進入艱難時刻,FOF基金經理變動顯著,多見知名基金經理離職、跳槽。
2022年,華夏基金原FOF基金經理鄭錚、鵬華基金原資產配置與基金投資部投資總監趙強、廣發基金原總經理助理金亞等均在清倉卸任后離職。離職后,鄭錚加入博時基金,現任多元資產管理一部總經理兼投資總監;趙強加入富達基金,現任多元資產部負責人。
2023年,民生加銀原副總于善輝、長信基金原養老FOF投資部總監楊帆、建信基金原資產配置及量化投資部總經理梁珉等也在清倉卸任后離職。離職后,楊帆加入諾安基金。
2024年,平安基金原多資產投資團隊負責人易文斐、原上海國泰君安資管副總丁一戈,浦銀安盛原FOF業務部總監陳曙亮,曾被稱為中銀基金FOF“一姐”并任高級助理副總裁的邢秋羽,銀華基金原FOF投資總監肖侃寧,原上投摩根基金經理杜習杰,原國泰基金FOF基金經理周珞晏,原招商基金FOF基金經理雷敏等,也在清倉卸任后離職。
這其中,周珞晏加入國投瑞銀,現任資產配置部部門副總經理;陳曙亮加入貓頭鷹基金研究,擔任首席投資官;此外,易文斐加入信達澳亞基金。
2025年,匯添富原資產配置中心總監徐博、工銀瑞信原FOF投資部總經理蔣華安、華泰柏瑞原資產配置部副總監楊鵬、國海富蘭克林FOF 投資及投顧策略副總監吳弦,清倉卸任后離職。這其中,蔣華安離職后加入摩根資產管理,現任公司資產配置部總監。
2026年以來,華安基金原基金組合投資部總監陸靖昶,東方紅資管董事總經理、基金組合投資部總經理鄧炯鵬等,均已卸任全部在管產品。早在2021年11月,陸靖昶從廣發基金辭職并清倉了8只在管FOF,當年12月便加入華安基金。
不同于此前頻繁出現的清倉式卸任后離職、跳槽,近年來多位資深FOF基金經理卸任產品,更多是為內部交接與梯隊建設。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一模式凸顯出行業正從依賴明星基金經理的個人能力,轉向構建系統性、可持續的投研平臺。
自2022年起,華夏基金資深FOF基金經理許利明陸續卸任了4只產品;自2023年以來,興證全球基金多元資產配置部總監林國懷、富國基金多元資產投資部總經理王登元均已卸任3只產品;自2024年以來,平安基金FOF投資部投資執行總經理高鶯先后卸任7只產品;自2025年以來,廣發基金資產配置部總經理楊喆卸任了4只產品;2026年開年至今,摩根資產管理資產配置及退休金管理首席投資官恩學海已卸任2只產品。
上述基金經理所卸任的產品,均由公司內部其他基金經理接任,其中不乏從外部“挖來”的多元資產管理人才。
公募FOF告別“個人臺柱”時代
實際上,公募機構轉而通過內部梯隊建設和系統化平臺布局FOF業務,并非臨時之舉,過度依賴單一基金經理所暴露的業務脆弱性早已凸顯。
過去幾年,公募FOF領域掀起一輪顯著的“臺柱子”離職潮。離任基金經理多為各家公募FOF業務的核心負責人或主力選手,不少基金經理離職前在管規模占公司FOF總規模的七成以上,更有甚者一人撐起整條業務線,一人離職對一家公募的FOF業務影響顯著。
因個人原因,今年3月底完成清倉式卸任的陸靖昶,也不再轉任華安基金其他崗位。去年年末陸靖昶旗下FOF總規模為68.12億元,在華安基金81.72億元的FOF總規模中,占比超八成。
2025年4月,工銀瑞信FOF投資部總經理蔣華安離職,在離職前的2025年一季度末,蔣華安旗下FOF總規模為21.69億元,在工銀瑞信31.65億元的FOF總規模中,占比近七成。另外,楊鵬、吳弦離職前分別掌管著華泰柏瑞、國海富蘭克林旗下全部FOF產品,兩人2025年離職后,兩家公募旗下FOF悉數更換基金經理。
FOF的人員流動,也揭露了公募FOF業務發展所經歷的陣痛。這一陣痛在2024年達到頂峰。
2024年三季度,原國泰君安資管副總丁一戈、原上投摩根基金經理杜習杰、浦銀安盛原FOF業務部總監陳曙亮、中銀基金原FOF“一姐”邢秋羽均清倉式卸任,截至該年年中,這4人旗下FOF總規模分別為19.18億元、5.78億元、36.8億元、6.7億元,依次在各自公司FOF總規模中占比99.02%、100%、99.7%、100%。
2024年12月,銀華基金FOF投資總監肖侃寧離職,截至當年三季度末,肖侃寧旗下在管FOF總規模為14.79億元,在銀華基金FOF總規模中占比85.74%。
2023年二季度,民生加銀原副總于善輝、長信基金原養老FOF投資部總監楊帆先后離職,離職前的2023年一季度末,二人旗下FOF總規模分別為90.11億元、6.53億元,在各自公司FOF總規模中占比分別為94.77%、100%。
建信基金原資產配置及量化投資部總經理梁珉先于2023年2月卸任2只FOF和1只MOM,又在3月因個人申請離職,一次性卸任了6只FOF。離職前的2022年年末,梁珉旗下9只產品總規模為39.59億元,扣除前述MOM17.54億元的管理規模,梁珉在管8只FOF的規模合計22.05億元,在建信基金22.12億元的FOF總規模中,占比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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