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卞之琳想到了艾青 | 作者 郭杰

承穆濤兄寄來最近幾期《美文》（上半月刊），讓我津津有味地一口氣讀下來。其中，香港作家彥火的《在橋上看風景的卞之琳》一文（2015年第6期），更是讀來饒有興味，從其細膩優美的行文中，獲知了卞之琳生活、創作的許多細節和趣聞。因為文中有兩處提到了艾青，不免引發了我的好奇心，順手把書架上的《艾青詩選》取出，對照瀏覽了一番，有所感觸，于是信筆寫了下來。

彥火文中轉引了卞之琳的一封信，其中寫道：“首先讓我祝賀你們能發表到《時間》這首詩，我個人認為是艾青年來發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也為國內若干年來少見的好詩。”這封信，寫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信中對艾青當年七月份在《海洋文藝》上剛剛發表的《時間》一詩，評價甚高，認為是“艾青年來發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

這里所謂“年來”，可以理解為“當年”，也可以理解為“近年”。考慮到這封信的寫作時間是七十年代末，那么，“年來”的時間概念，至少可以涵蓋到七十年代后期。也就是說，卞之琳認為，《時間》一詩，是艾青在這樣一段時間里“發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

艾青在一九八四年修訂再版了《艾青詩選》，共收詩作87首。此書是按照年代編排的，其中，三十年代33首，四十年代17首，五十年代12首，六十年代0首，七十年代25首。這樣編排，既反映了作品本身的藝術水平和成就，同時也反映了作者創作道路上的曲折起伏。從中可以看出，三十年代是其創作的最為輝煌的時期，進而延續到四五十年代，而五十年代后期的一場災難，讓他“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我的創作生涯》）。七十年代則形成了他的又一個熱情噴發的創作期。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的25首，沒有嚴格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以《燒荒》（未注明年月）開始，以《光的贊歌》（1978年2——12月）結束（這也是全書的結束），顯然是有其寓意的。盡管其中過半數未注明寫作時間，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詩全都作于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這短短兩年之間。這其實不難理解。艾青本人即曾自述：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后，“又經過約兩年的時間，有人鼓勵我重操舊業——寫詩。”于是才有了《紅旗》、《魚化石》等詩作的發表。

很有意思的是，當艾青本人從其七十年代最后兩年井噴似的詩作中精選出25首作品的時候，讓卞之琳贊嘆為“艾青年來發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的《時間》，卻并沒能夠入選。

為什么呢？顯然，艾青本人并未感到《時間》一詩是自己“年來發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棄選此詩，實際上意味著它還沒達到作者設定的入選標準。那么，是否卞之琳此說不過是表示客氣的溢美之詞呢？卻又不然。因為“卞之琳是一個治學十分嚴謹的人，可以說達到一絲不茍的地步”（彥火語）。如果僅僅是出于客氣和禮貌，那他只消說《時間》是“很好的一首新作”，也就足夠了，大可不必說成是“最好的一首新作”。由此可見，對于艾青的《時間》一詩，艾青本人和卞之琳的審美評價是有所不同的。作為作者的詩人艾青認為，此詩尚不足以入選自己最優秀的作品之列；而作為讀者的詩人卞之琳則認為，此詩是“是艾青年來發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他們的審美評價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為他們的審美趣味是很有差異的——說到底，艾青是一位更富于激情的詩人，而卞之琳則是以理趣（即哲理性感悟）見長的詩人。所以，卞之琳才會更鐘情于像《時間》這樣以“時間與空間/有一個共同的母親/叫做‘無限’”開頭的哲理詩。由于審美趣味的差異，兩位詩人關于同一首詩的審美評價有所不同，也就非常自然了。古人云：“詩無達詁。”這里平添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例證。

“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譚獻《復堂詞集序》）一首膾炙人口的詩作，詩人自己卻并不特別得意，并不當成自己的代表作，甚至不愿收入自己的詩集中去，這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是有其先例的。

比如，戴望舒的《雨巷》一詩，當其寫成之后，無論是詩人自己，還是他的摯友杜衡等人，都沒有感到怎樣出類拔萃。可是，等到著名作家葉圣陶大加贊賞以后，很快成為風靡天下的名篇。盡管如此，戴望舒還是沒有把這首詩收到自己的詩集《望舒草》中去！且看杜衡在《〈望舒草〉序》中的記述：

那個時期內的最顯著的作品便是使望舒底詩作第一次被世人所知道的《雨巷》。說起《雨巷》，我們是很不容易把葉圣陶先生底獎掖忘記的。《雨巷》寫成后差不多有年，在圣陶先生代理編輯《小說月報》的時候，望舒才忽然想起把牠投寄出去。圣陶先生一看到這首詩就有信來，稱許他替新詩底音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圣陶先生底有力的推薦使望舒得到了“雨巷詩人”這稱號，一直到現在。

然而我們自己幾個比較接近的朋友卻并不對這首《雨巷》有什么特殊的意見；等到知道了圣陶先生特別賞識這一篇之后，似乎才發現了一些以前所未曾發現的好處來。就是望舒自己，對《雨巷》也沒有像對比較遲一點的作品那樣地珍惜。望舒自己不喜歡《雨巷》的原因比較很簡單，就是他在寫成《雨巷》的時候，已經開始對詩歌底他所謂“音樂的成份”勇敢地反叛了。

原來，此時戴望舒的詩學主張，已是“詩不能借重音樂。”“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礙詩情，或使詩情成為疇形的。”（見其《零札》第一、五、七條）眾口傳誦的成名作《雨巷》，因為音樂性、韻律性過強的緣故，竟被詩人自己刪去了，沒能入選《望舒草》。

順便說一下，艾青于一九七八年“重操舊業”不久，就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帶有哲理意味的《魚化石》一詩。要說他寫作此詩時，腦海里沒有閃現過卞之琳早年所寫的愛情哲理短詩、也是其代表作的《魚化石》，那是不可想象的。兩位杰出詩人的境界，畢竟有著某些相通相契之處。不過，如果說“在中國老一輩的詩人中，可以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除了……艾青，卞之琳應是不二之選”，把兩人等而觀之，總還是讓人感到多少有點兒過于偏愛了吧？

2015年8月21日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