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連坐”的“據”與“懼”

3月22日，西安子午峪一起爭執視頻引起廣泛關注。

起因是有游客亂扔垃圾、與志愿者發生口角。視頻發酵后，有網民憑借“長得像”這一“證據”，將涉事游客指認為某法院工作人員，隨即，針對個人、相關單位、所屬職業群體的辱罵、人肉搜索等一系列“地毯式圍攻”如潮水般涌來。但經調查核實，涉事人員并非網友猜測的法院公職人員。

無獨有偶，類似將個體行為輕易升級為對相關單位、群體的“輿論連坐”事件，并非第一次在互聯網輿論場上演。

像與演員閆學晶合作過春晚小品的孫濤因“直播力挺”的不實傳言遭網暴，最終需平臺核查自證清白；杭州歌劇舞劇院的舞蹈演員徐夢迪，則因與閆學晶兒媳同名，便被卷入“吃空餉”謠言，職業生涯險些受創……

當下，我們不得不正視：在追求正義的道路上，我們是否正滑向一種更荒謬，也更危險的網絡暴力？

互聯網為公眾提供了表達意見、參與監督的渠道，但在部分輿論事件中，事實與邏輯的基礎有時會被情緒所覆蓋。

“輿論連坐”事件中，輿論發酵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定罪依據”的模糊化。沒有工牌、沒有官方通報、沒有實質性的身份信息，僅憑視頻中并不清晰的畫面及一些蛛絲馬跡，部分網民便完成了從“懷疑”到“認定”的跳躍。這種“我看著像，所以就是”的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事實核查的必要性。

演員孫濤因閆學晶事件被網暴。圖/微博賬號@演員孫濤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算法推薦機制正在助長這種“去證據化”的狂歡。在短視頻和社交平臺的流量邏輯下，“情緒激烈”的內容遠比“客觀理性”的陳述更容易獲得曝光。當一張未經證實的截圖、一段掐頭去尾的視頻被配上聳動的標題，它就成了一顆在信息繭房中不斷裂變的“輿論核彈”。平臺的“熱門”機制，本質上是在為這種非理性的猜測進行“背書”。

在多數輿論風波中，部分參與者追求的是一種“一秒破案”的爽感，卻少有人為“萬一錯了”的后果負責。網絡審判場中，真相的核驗不斷被延后，更重要的是“我參與了、我憤怒了、我審判了”的參與感。當“長得像”成為開啟網暴的鑰匙，我們每個人的肖像安全、職業安全等個人信息安全，都可能暴露在無差別的輿論風險之下。

如果說早期的網絡暴力主要集中在針對當事人本身的“人肉搜索”與言語攻擊上，那么近年來，一種更具擴散性的“輿論連坐”現象正在增多。

比如，“上海中學女教師被舉報出軌男學生”一事中，就有多名博主被誤傷。再如，“廣東一小學女教師被傳行為不檢”一事中，最終經核查發現PPT中的人并非該校教師。

開頭提到的事件中，游客的疑似身份被拋出后，輿論火力便迅速從“該游客”轉移到了“某法院”?！斑B坐”的邏輯就變成了“如果他是法院的，那法院就是這副德行”“公職人員素質就這樣”。這種推理將一個人的個體行為，等同于其所在單位的整體形象，甚至等同于整個公職人員群體的素質。

秦嶺亂扔垃圾游客與志愿者起沖突：“眼鏡哥”及丟垃圾者均非公職人員。圖為路人勸阻視頻截圖

“輿論連坐”首先對責任主體進行了泛化。事件發生或曝光初期，當無法立即追責具體當事人時，攻擊便轉向其所在的系統或群體。過往案例中，也曾出現過因家長違規停車而牽連孩子被網絡起底，或因個別醫生的失范行為而導致整個醫療系統被污名化的情況。

這種泛化式網絡暴力后果值得警惕。它首先擠壓了理性的公共探討空間，由于攻擊的是“單位”或“群體”，網絡施暴者往往憑持著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態，認為法不責眾。同時，它極大地增加了辟謠和維權的成本。一個單位很難因為一個莫須有的人“長得像”而反復自證清白；但輿論場的“疑罪從有”一旦形成，辟謠的聲音往往會被淹沒在喧囂的罵聲中，社會的信任機制將更難建立與重塑。

“輿論連坐”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制造了新的社會焦慮：個體不僅要為自己負責，還可能因為長相與某人相似，或因為與當事方有間接的某種關聯，或因為所屬職業群體中出現個別不當行為，而面臨無差別的輿論攻擊。這種趨勢對社會信任的構建構成了挑戰。

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如何界定輿論監督與網絡暴力的邊界？

兩者的分野在于：監管基于合理懷疑，指向公共權力或公共事務，目的在于推動問題解決；網暴則依賴于情緒判斷，針對具體個體進行“私刑式審判”，目的更多在于宣泄。當評論從質疑具體行為轉向攻擊個人身份、職業標簽時，便已經越過了監督的邊界。

邊界明晰之后，讓網絡暴力者承擔責任，可以從兩個方向入手：一是對組織煽動者重點追責，大V、營銷號故意散布不實信息引發網暴的，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二是對參與傳播者建立分級處置機制，平臺可根據行為嚴重程度采取限流、封禁、標記賬號等措施，讓每一次“隨手轉發”“隨口攻擊”都留下可追溯的記錄。當責任能夠落到具體行為上，“法不責眾”的心理預期才有望被打破。

平臺在這一過程中承擔著重要角色。當前的算法推薦機制以流量為導向，客觀上可能放大了極端情緒和未經證實的信息。平臺有必要對于經核實的輿論指控，建立快速響應和限流機制。技術可以放大不良信息，技術也應當能夠遏制其傳播。

對于每一個參與公共討論的個體而言，建立一種“延遲判斷”的習慣或許是有益的。當一段視頻激起情緒時，能否暫緩“秒發評論”的沖動？當看到“疑似身份”的信息時，能否多問一句：“有實錘嗎？”這種延遲判斷不是冷漠，而是對“誤傷可能”的審慎態度。互聯網不缺情緒，缺的是在情緒中依然保持的那份理性克制。

子午峪的垃圾最終會被志愿者清理干凈，但網絡空間的那些基于猜疑的惡意、動輒連坐的戾氣，如何清理？如果每一次輿論事件中，情緒都取代事實、“疑似”都代替“確鑿”，那么今天被“輿論連坐”的是那個法院工作人員或法院，明天，被推上輿論風口浪尖的，可能就是任何一個普通人。

網絡暴力的本質，不是正義的伸張，而是匿名的宣泄。當人們躲在屏幕后面僅憑“面相”就給人定罪時，與隨手扔垃圾的行為相比，在缺乏對他人的基本尊重這一點上，并無本質區別。

原標題：《“輿論連坐”的“據”與“懼”》

來源：吳恙/微信公眾號“網觀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