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訪談了44位年輕的喪親者，平均年齡19歲，對他們來說悲傷意味著什么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喪親之痛——伴隨喪親而來的哀傷，也是一個學術研究課題。以下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后李昀鋆在“一席”演講上講述的有關年輕喪親者的故事。

李昀鋆在演講中。（圖片由“一席”演講提供）

『是研究者也是親歷者』

我是一個喪親與哀傷的研究者。我的博士論文是用訪談的方式，研究在青少年時期（10—19歲）和成年初期（20—30歲）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人的哀傷體驗。因為這兩個階段分別代表著個體從依賴父母到逐漸與父母分離、獨立的過渡期，所以父母離世對于他們的影響尤為深遠。

我一共訪問了44位年輕的喪親者，其中女性33位、男性11位。在父/母離世時，他們的平均年齡約19歲，接受訪談時的喪親時間平均為5.37年。他們父/母的離世方式包括因自然疾病死亡（如癌癥）、突發的自然死亡（如腦梗），也有暴力死亡（如車禍和被殺害）和自殺。

為什么要研究這些年輕喪親者呢？在學術研究中，年輕子女長期是一個被忽略的喪親群體。西方研究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喪子和喪偶，我國研究則多聚焦于失獨老人。直到20世紀90年代，年輕喪親者才開始受到關注，但至今相關研究仍然有限。

對于尚未完全獨立的年輕人來說，父母的存在是難以替代的，無論是提供情感依靠、經濟支援，還是生活指引和陪伴支持。有西方學者曾把父母的死亡形容為“對年輕子女的終極的情感傷害”。現有的一些西方的實證研究也發現，父母離世對于年輕子女來說是一場人生的巨大危機，可能引發各種長期的心理適應困難，甚至這些癥狀會延續多年。

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的數量，遠比我們想象的多。參考有代表性的數據來估計，其占比在3.4%到11%之間。更為關鍵的是，這通常是這些年輕人第一次直面至親的死亡，第一次真正經歷哀傷。可以說，他們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經歷了這場人生中最初也最沉重的離別。

我為什么會研究這個沉重的課題？除了它是一個重要的學術議題之外，它也是對我自己人生的一次回答。

2014年7月29日，我的母親因為突發中風去世，我的人生因此被推入了一個仿佛永遠也醒不過來的噩夢中。我記得媽媽火化那天，我哭得很崩潰，眼淚和鼻涕一直往下掉，眼鏡也一直滑下來。我的同學坐在我身邊，他們伸手幫我托住了眼鏡。葬禮過后，我發現這個世界不會因為我最愛的母親去世而暫停。我可以在朋友面前哭一次、兩次甚至三次，但我漸漸意識到，他們并不明白這種喪親的傷痛究竟有多深。

于是，我學會了把眼淚藏起來。但同時，我也開始質疑自己：為什么母親去世了這么長時間我還在難過？我是不是不正常？

2016年，我來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仿佛是命運的安排，我發現，原來“喪親與哀傷”是一門被認真研究的學問，我的喪母經歷不再是支支吾吾的“那件事”，而是有一個正式的學術名詞，叫作Bereavement（喪親）；我的情緒也不再是家人和朋友含糊帶過的“難過”，而是有了一個清晰的定義，叫作Grief（悲傷）。

后來我開始閱讀各種有關喪親與哀傷的理論書籍，我才知道，原來喪親研究的起點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提出的“哀傷工作”影響了哀傷輔導半個多世紀。就這樣，我的悲傷情緒沒有在現實生活里被接納，但在學術世界中找到了“容身之處”。

清明時節是人們祭奠已故親人的日子。（海沙爾攝）

『父母早逝之后』

歷經重重波折，我終于招募到了44位研究參與者，并用13個月時間進行了訪談。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告訴我，在父母離世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是多年里，他們的日常生活被各種激烈的哀傷情緒充斥著。

有一些哀傷反應與抑郁癥很相似。比如，有人長達半年難以入睡，食欲減退；有人感覺精力被掏空了，連倒一杯水的力氣都沒有。還有人出現了持續的軀體化癥狀，比如頭暈一個多月，而這個癥狀跟他父親去世的原因很相似。

但在別人眼中，他們的哀傷幾乎是隱形的。因為他們和當時的我一樣，依然照常在讀書、工作、社交，扮演著“正常人”的角色。可在這一切的表象之下，他們經歷著不請自來的自殺念頭、持續的焦慮和不安、生命意義的消失以及無盡的絕望。

楊小姐是我的第16位研究參與者。在接受訪談的3年前，有一天凌晨3點多，她在睡夢中接到姨媽的電話，被告知她的父親“走”了。楊小姐當時整個人都蒙了，在電話里甚至都不敢說出“死”這個字，只是不斷地追問：到底發生了什么？

后來她才得知，那天晚上父母吵了一架，她爸爸說心口疼，于是去了附近的醫院。候診的人很多，她爸爸性子急，不愿排隊掛號，轉身要走，誰知剛一轉身就暈倒了。大姨父背著他沖進搶救室，但醫生很快就說沒救了。

楊小姐始終不知道她爸爸究竟發生了什么，她只能依據她爸爸生前說過胸口疼，推測是心梗。在她爸爸去世后的兩年里，她整個人渾渾噩噩，感覺生不如死，也有過輕生的念頭。

周先生是我的第5位研究參與者，他的母親在他青少年時期因車禍去世了，這場突如其來的失去，讓他對世界充滿不安和恐懼，他小時候甚至要抱著一把刀才能睡著。

沈先生是我的第14位研究參與者。父親去世后，他感覺自己對人生的寄托都隨著父親的死亡一起消失了。當時還在讀大二的他一下子對讀書失去了興趣，心灰意冷，選擇了退學去做小生意。

『真的能節哀順變嗎』

當我們知道別人的父母或家人離世之后，我們最常安慰別人的話就是“節哀順變”。這句話出自《禮記·檀弓下》。“節”是節制，“順”是順應，“節哀順變”就是說：你應當節制哀傷，順應這個變化。但對于喪親者來說，這種安慰真的有用嗎？

其實，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人們對哀傷都有一套“潛意識”。有學者總結過西方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對哀傷的一系列認知，核心之一就是哀傷應該是短暫的，這樣你才能盡快恢復效率，回歸工作。雖然這些說法早已被哀傷理論和各種實證研究推翻了，但它仍然深深影響著人們的認知。

那么，喪親的年輕子女真的會像文化期待和傳統教導的那樣“節哀順變”嗎？從我的訪談來看，恰恰相反，年輕喪親子女的哀傷深入骨髓，就像心底的8級地震，余震不斷。每一個夜深人靜、人生低谷、新春佳節、父母祭日甚至在人生取得成就的瞬間，哀傷都有可能從心底迸出，緊緊抓住他們。

一個明顯的印證是，在44位受訪者中，有8位表示，雖然喪親時間已經超過了5年，但他們依然感到很痛苦。哀傷并沒有隨時間消失，反而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反復回響。

其實，不止旁人覺得他們應該節哀順變，很多喪親的年輕子女自己也這么認為。所以，他們常常對自己的哀傷充滿困惑和恐懼，擔心自己不正常。他們努力地偽裝自己，好像跟身邊的普通人一樣，但這反而更加深了他們的痛苦。

那么，當他們因哀傷而感到痛苦時，他們會向他人求助嗎？

何小姐是我的第21位研究參與者。她說，在她媽媽去世后的3年里，她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夢到媽媽。在夢里，她媽媽一開始都是健康的，但到最后總是因為各種原因離開。這種夢境讓她害怕睡覺，因此開始失眠。但即便如此，她也從未跟任何人說過，包括她的父親和當時的男朋友。

何小姐并不是個例。在訪談時，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和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喪親經歷和哀傷反應，而是把痛苦深深地鎖在心底里。有些人甚至假裝只是回了一趟老家，絕口不提那是為了參加父/母的葬禮。

至于心理輔導，他們更加表示抗拒。因為他們害怕，一旦接受輔導、被“治好”了，自己不那么痛苦了，那么這種忘記才是對父母最深的背叛。

還有很多受訪者表示，他們也會為了照顧家人，選擇刻意隱藏自己的哀傷。他們害怕自己的情緒會觸發親人的崩潰，于是強迫自己堅強，試圖代替已逝的父/母來照顧這個家。

陳小姐告訴我，她父親兩年前因肺癌去世時，她還沒有大學畢業，當時她心里只有一個念頭：“以后媽媽只能靠我了。”所以，相較于母親在葬禮上的崩潰，她只痛哭過一次，其他時候都表現得很平靜。她盡量不在母親面前提起父親，甚至連去父親的墓地上墳，也是一個人去。

而這樣刻意隱藏哀傷的結果是，她的母親誤解了她。她父親去世后的第一個春節，她母親在她父親的墳前小心翼翼地問她：“你是不是不傷心？”但實際上，她告訴我，有時候走在街上，看到一個身形和她父親相似的人，都會瞬間淚崩。

鮮花寄托哀思。（海沙爾攝）

『很難說有誰找到了答案』

幾乎所有喪親的年輕子女都會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我的父/母會死？無論他們父母的具體死因是什么，他們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試圖理解死亡背后的原因。

比如，楊小姐當時抽泣著跟我說，她爸爸去世時還不到50歲。她知道她爸爸的飲食習慣不太好，還抽煙、喝酒，但她怎么都想不通，為什么那么善良的父親會英年早逝呢？中國人常說“生老病死”，但是在他們的經驗里，他們的父母還沒有來得及“老”，甚至有的連“病”都沒有，怎么就死了呢？

對這些年輕喪親者來說，還有一個非常揪心的問題：為什么這一切會發生在我的身上？他們常常會將父母離世詮釋為自己的悲慘命運，認為這是老天爺對自己的不公。我慢慢意識到，父母離世對于這些年輕子女所引發的連鎖反應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情緒層面的哀傷，意味著一種認知結構的失序。所以，這些年輕子女會想方設法得到一個回答“為什么”的答案。

有一些年輕子女會把目光投向周圍的人。云小姐告訴我，從她母親確診那天起，她就一直在思考為什么是她的媽媽得了癌癥。她最后找到的原因是舅舅一家人，她認為母親是長期因他們的事情心情郁結而得病的。

一些年輕子女甚至會責怪逝去的父母，“如果他/她更注意健康”“如果他/她再撐一下”，也許悲劇就不會發生。王先生回憶父親在工作崗位上猝死的經歷時，只說了一句“是他自己不爭氣”。這句話背后其實是一種深深的不甘：“我剛剛有機會盡孝、能夠為家庭做一些什么的時候，你怎么就走了？”這種無處安放的情緒最終轉化成了一種憤怒，既有對父親的埋怨，也有對自己無能為力的自責。

在我的研究中，很難說有誰真的找到了答案，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想通了”。我意識到，對年輕子女來說，父母為什么會在他們還年輕的時候死亡，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無解的。很多苦難之所以苦，也正是因為無解。

但是最后，他們大多接受了自己被改變了的現實和命運，這也算是與自己的一場和解。比如，談到死亡，他們說：“死亡縱然再強大，也無法阻斷父母對子女的愛。父母的愛、對孩子的養育會一直陪伴著孩子。”論到失去，他們說：“如果父母在我更年幼時離世的話，我現在的處境會更加糟糕。”論到人生，他們說：“沒準有些人就會幸運一輩子，沒準有些人就是會倒霉一輩子。”論到公平，他們說：“父母離世這個事情，每個人都要經歷，只不過我比別人早了一點。”

這些看起來“很喪”的認知重建，與一些西方研究結果相呼應。研究發現，經歷過父母離世的年輕人，比起對照組的同齡人，更傾向于認為世界是隨機且不可控的。也有一些年輕子女將經歷父母離世理解為一個認識世界或生命本相的過程，但他們所交的“學費”，實在是太過沉重了。

『這些故事應該被聽到』

他們的哀傷故事，還遠不止這些。

比如，在訪談中，我看到有些家庭會反復告誡子女，不要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提起父母去世的事。這樣的家庭教導，也讓這些年輕子女對自己的哀傷和喪親身份諱莫如深，甚至在需要填寫家庭信息的表格里，父母親那欄都寫著“退休”。一個受訪者在跟我對話的過程中，從頭到尾沒有提過“死”字，而是說了77次“事情”來代指父親的死亡。

許多人提到，即使他們已經成年，父母的離世依然會讓他們和家庭被貼上污名標簽，變成“單親家庭的孩子”或“孤兒寡母”。甚至，長輩還會叮囑他們，在戀愛初期不要主動提起父母去世的事，以免被看低。

喪親經歷也會影響年輕子女對親密關系的看法和選擇，并呈現出一定的性別差異。大多數女性希望伴侶能理解和接納自己的哀傷，而幾乎所有男性傾向于把哀傷留在過去。一位男性喪親者說：“我要建立起一個新的美好的家庭，把我的愛給小孩，這樣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補償。”

在整理訪談時，這些對話里的情緒真的很沉重，我常常讀著讀著就忍不住沖出辦公室，在校園里痛哭，感覺自己身上背著45個人的哀傷，也包括我自己的。所以，在博士論文寫完之后，我一直在想：這些愛和哀傷是那么濃烈、真實，它們從未消散，它們應該被看見、被聽到。

于是，脫胎于我的博士論文的《與哀傷共處》一書于去年正式出版了。如果有一天，某個喪親的年輕人讀到這本書，了解自己原來不是一個人在哀傷，原來哀傷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么這本書就有了它的價值。

『如何與哀傷共處』

究竟怎樣才算是好好地與哀傷共處呢？我慢慢意識到，沒有“正確”的方法，但有一些溫柔的提醒，或許可以幫助喪親者走得輕松一點。

請記住，哀傷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傷是愛，是我們想要繼續愛他，即使他已經去世了。

哀傷沒有標準答案。如果你還在哀傷，你不是“有問題”，你只是經歷了一場重大的失去。

不要強迫自己放下，請允許自己哀傷，去感受那些情緒，看看它們想告訴你什么，其中可能記錄著你和親人的故事。

哀傷的過程像潮水，有時強烈，有時平靜。要給自己足夠的時間去適應這種起伏，在哀傷中尋找一些能帶來慰藉的小事，比如去公園充電20分鐘。即使在哀傷里，你也可以感受到快樂。

不想說出口很正常，很多人多年后才鼓起勇氣談論那段喪親的經歷。但如果有一天你想說了，任何時候開始都不算晚。尋求幫助是對自己的一種溫柔和照顧。

最后，提醒自己，學習與哀傷共處真的很累，也很難。請允許自己停下來休息，也允許自己崩潰。

感謝大家傾聽這個有點沉重的分享，希望這些內容能在未來的某一天，當我們不得不面對失去時，讓心里多一份準備，多一點理解。因為不幸但又無法逃避的一個生命真相是——我們所有人都將是、正是或曾經是與哀傷共處的人。

原標題：《我訪談了44位年輕的喪親者，平均年齡19歲，對他們來說悲傷意味著什么》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徐蓓

本文作者：李昀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