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的南洋歲月

中國現代作家郁達夫。資料圖片

今年是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誕辰130周年。讀者印象里的郁達夫，多半是《沉淪》中苦悶迷惘的少年，或是發表《毀家詩紀》的激憤名士。實際上，作為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郁達夫是當時中國文學界無可爭議的領袖之一，在海內外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抗日戰爭爆發后，郁達夫在民族危亡之際走出書齋，輾轉浙東、皖南抗日前線，以戰地記者身份記錄中國軍民的不屈抗爭。1938年末，他遠赴新加坡，應邀主持當地華文報紙的副刊工作。直至1945年殉難于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郁達夫再也沒有踏上故國的土地。人生最后7年間，身在南洋的郁達夫以筆為戈，為抗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編副刊，育新芽，團結革命力量

郁達夫之所以遠走新加坡，意在“上南洋去作海外宣傳”，動員更多僑胞支援抗日戰爭。起初，郁達夫擔任《星洲日報》早報副刊《晨星》和晚報副刊《繁星》主編，后接編和創辦馬來西亞《星檳日報·星期刊》、《文藝》雙月刊等報紙副刊和雜志。

在新加坡生活3年有余，郁達夫為僑胞的抗日運動和華僑文化的發展傾注了全部熱情。他不僅主編各種報紙副刊、參加大量社會工作，還寫下包括政論、隨筆、詩歌、文藝評論等400余篇。抵達第二天，他就寫下政論《估敵》，堅信“最后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必成必勝的信念，我們決不會動搖”。這些文字不僅極大地鼓舞了當地民眾的抗日熱情，也對國內的抗日宣傳起到強有力的支撐作用。

郁達夫在接編《晨星》時說：“這一塊小園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變作光明的先驅，白晝的主宰，那豈不是祖國之光，人類之福？”正是借助這一塊園地，他團結、培育了溫梓川、馮蕉衣、鐵抗、王君實等一大批青年作家，為新馬華文文學留下寶貴的種子。

20世紀40年代的星洲日報大樓。資料圖片

1941年末，日軍轟炸新加坡。當地群眾掀起抗敵熱潮，“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應時而生，郁達夫被推舉為團長。著名報人張楚琨白天和郁達夫一同演講、慰問星華義勇軍，晚上看到他熬夜編輯副刊，不禁贊嘆，郁達夫在轟炸中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來不曾有過畏懼，他瘦削的軀體里爆發出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個在為希臘自由而戰的拜倫”。

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老舍、郭沫若、王昆侖、孫師毅曾經聯句一首相贈：“莫道流離苦，天涯一客孤。舉杯祝遠道，萬里四行書。”郭沫若還附了數行短信：“達夫：詩上雖說你孤，其實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國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張資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嘆！”

郁達夫之所以“不孤”，不僅因其過往的創作，還因為他在新加坡堅持文化抗戰的功績，不論祖國的故交舊友還是未嘗謀面的文學青年，大都看在眼里。張資平同為創造社核心成員，曾與郭沫若、田漢、成仿吾、郁達夫等人一起為新文學作出重要貢獻，卻最終淪為漢奸國賊。不勝痛惜之外，郁達夫也以之為鑒，更堅定了抗日的決心：“時窮節乃見，古人所說的非至歲寒，不能見松柏之堅貞，自是確語。”而他自己，就配得上這樣的確語。

匿真名，護同志，堅持抗日斗爭

1942年初，新加坡淪陷。郁達夫與胡愈之等20余位從事抗日宣傳的文化界友人同船撤離，抵達當時還是荷蘭殖民地的蘇門答臘。帕亞昆布是郁達夫人生的最后一站，在這座意為“草地沼澤”的荒涼小城里，他化身酒廠老板，借被強征做翻譯之機，與日本憲兵周旋。

郁達夫等人在蘇門答臘島帕亞昆布開辦的酒廠遺址。資料圖片

據張楚琨回憶，郁達夫冒著危險摸清憲兵隊每一個人的性格、嗜好和習慣，“不少華僑因做買賣押到憲兵部去，他說了幾句，就放了”。作家高云覽因為一件小事被扣，就是郁達夫保釋的；陳嘉庚遭到日軍搜捕，也是郁達夫用計支開憲兵隊，掩護了這位愛國僑領。

我們難以估量，化名“趙廉”的郁達夫承受著怎樣的壓力：白日里要左右逢源，夜里也要提心吊膽。他晚上睡在憲兵部，因為害怕自己的夢話暴露身份，只得和同屋的日本憲兵交好，以常做噩夢為由，請對方在他說夢話時馬上叫醒他。就這樣，郁達夫在憲兵隊建立起一張緊密的關系網絡，因為有他的庇護，帕亞昆布成為流亡文化人的落腳之處。

然而，郁達夫的身份到底還是暴露了。憲兵隊里熟悉新加坡文化界情形的翻譯洪根培早就認出“趙廉”就是郁達夫，只因想從他這里獲取利益而未馬上告發。他央求郁達夫為自己做媒，當郁達夫得知女方是自己從新加坡一道逃難而來的朋友的未婚妻后，即便明知有被揭穿的風險，還是堅定地予以拒絕。洪根培一面向憲兵隊告發郁達夫，一面利用憲兵隊將郁達夫的朋友抓了起來。經過郁達夫斡旋，這位朋友馬上就被釋放了。

當自己的生命都掌控在敵人手中時，這樣的義舉彌足珍貴。但自此之后，郁達夫就一直處于日本憲兵監視之下。他自知無法脫身，便勸說朋友們迅速撤離。這些朋友大多等來抗日戰爭的勝利，為新中國的文化事業作出了貢獻。

翠柏綠，風骨存，閃耀民族精神

1937年底，郁達夫寫給文學青年程力夫的短信：“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 資料圖片

郁達夫自己，又何嘗沒有等來戰爭勝利的消息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天晚上，郁達夫在當地華僑僑長家里收聽了電臺廣播。次日清早，他就跑去酒廠，興奮地宣布了這一消息。此刻的郁達夫還不知道，戰爭的勝利，反而將他的生命推向盡頭。

1945年8月29日晚，郁達夫正與友人在家閑話，一名青年突然造訪。郁達夫和他說了幾句話，就向大家告辭，說出去一趟再回來，從此杳然無蹤。近一年后，著名報人、同在蘇門答臘的邵宗漢自聯軍總部情報處得到消息：據日本戰犯供述，郁達夫于1945年9月17日與數名歐洲人一起被日本憲兵槍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一說法成為學界共識。直到1985年在浙江富陽召開的紀念郁達夫烈士殉難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發表了調查報告。

根據鈴木正夫的調查，郁達夫在離家當夜就被殺害了。他并未死于日軍高層的命令，是憲兵隊隊長怕郁達夫太了解自身底細，命令手下將其殺害。屠殺發生整整40年后，加害者親口向鈴木正夫坦白了這一事實。“戰爭將人類驅迫向瘋狂，所以我們需要作出努力，使得今后不再有戰爭發生。”在調查報告中，鈴木正夫這樣寫道。

彼時，戰爭已然結束，日本侵略者為了掩蓋自身罪行又犯下新的罪行，這已經不能用戰爭狂熱來解釋了——與之相反，這是侵略者在戰爭狂熱過后深思熟慮的結果。這種謀殺知情者以逃避審判的惡劣行徑，讓人無法原諒。

同在戰爭之中，郁達夫從來沒有為了自保而違背良知，他的人性光輝從未被戰火掩蓋。郁達夫既是為摯愛的祖國，也是為人道主義信仰而犧牲。他的死，與他生前的功績一道，將永遠成為一座豐碑。

（作者為吉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責編：王佳可、莊雪雅、李欣怡、張燕（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