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科長卡我下鄉租車費，騎車去遲到兩小時,書記詢問,我笑沒車費

租車費被卡住的那天，是個大晴天。我站在財務科門口，手里攥著那張填好的報銷單，單子上貼著的租車發票還在，金額是八十塊。八十塊錢，夠我從縣城到下面那個窮鄉僻壤的村子跑一個來回。我攥著那張單子，等了一個多小時，從早上八點半等到快十點。財務科的門半開著，我能看到科長坐在辦公桌后面看手機，茶杯里的水冒著熱氣，裊裊的，像一根細細的、白色的、隨時會斷的線。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劃來劃去，嘴角微微上揚，大概是在看什么有意思的東西。他沒有抬頭，他知道我站在門口，他故意不抬頭。

我敲門，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說等一下。我又等了二十分鐘，他又抬起頭看了我一眼，說再等一下。我又等了十分鐘，他放下手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說進來吧。我走進去，把報銷單遞給他，他接過去看了一眼，眉頭皺了一下，說這發票不行。我說哪里不行？他說章不清楚。我看了看發票上的章，很清楚，紅色的，圓圓的，一個字都不缺。我說這章很清楚啊。他說我覺得不清楚，拿回去重開。

我知道他在刁難我。不是因為發票有問題，是因為上次開會我頂撞了他。那次是討論下鄉扶貧的事，他說租車費要控制，不能隨便報。我說我們下村那么遠，不租車怎么去？他說你可以騎自行車。我以為他開玩笑，后來發現他不是開玩笑。他是認真的，他覺得騎自行車可以省下那八十塊錢，省下的錢可以買別的東西，買什么東西？不知道，反正不是給我。

我沒有跟他吵，因為我知道吵沒有用。他是財務科長，管著錢袋子，他說不行就不行，你說一百遍行也不行。我把報銷單收回來，折好，塞進口袋里，轉身走了。走出財務科的時候，走廊里很安靜，安靜得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篤篤篤篤，像某種古老的心跳。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實，像是在丈量什么，又像是在確認什么。我不是在丈量走廊的長度，我是在丈量我跟這個單位之間的距離。我在這里待了五年，從一個普通科員熬到了副科，我以為我已經融入了這里，以為我已經是這里的一份子，以為我做的那些事、吃的那些苦、挨的那些罵，都能換來一些尊重。現在我知道了，我什么都沒有換來。在他們眼里，我還是那個從農村考出來的、沒有背景、沒有關系、沒有靠山的窮小子。他們可以隨意刁難我，可以隨意卡我的報銷，可以隨意讓我騎自行車下鄉。因為他們知道，我不敢怎么樣，我沒有后臺，沒有資源，沒有跟他們叫板的底氣。我只能忍著，只能笑著，只能把那張被退回來的報銷單折好，塞進口袋里，然后想辦法去那個一百多里外的村子。

我騎自行車去的。那輛自行車是我剛參加工作那年買的，二八大杠，鳳凰牌的，騎了五年了，除了鈴鐺不響哪里都響。我從單位車棚里把它推出來的時候，門衛老劉看著我，說你騎車去？我說嗯。他說多遠？我說一百多里。他說你瘋了？我說我沒瘋，我沒錢租車。老劉搖了搖頭，嘆了口氣，沒再說什么。他大概覺得我是個傻子，一個為了八十塊錢騎一百多里路的傻子。也許我真的是個傻子，但我沒有辦法。那個村子我必須去，因為那里有我負責的三個貧困戶，他們的資料要更新，他們的收入要核算，他們的幫扶措施要調整。這些事不能等，不能拖，不能因為財務科長卡了我的租車費就不去。我可以等，他們等不了。

我騎了三個多小時。從縣城到鎮上，四十多里，路還算好走，柏油路，雖然有些坑坑洼洼，但至少是平的。從鎮上到村里，就不行了，全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有的地方還有積水，騎過去的時候泥水濺了一身。我的褲腿濕了半截，鞋里全是泥，每蹬一下都能感覺到腳趾在泥水里打滑。太陽很大，曬得我頭暈眼花，汗水順著臉頰往下淌，滴在車把上，滴在衣服上，滴在腳下的泥水里。我沒有停下來，因為停下來就會遲到，遲到了就會耽誤事，耽誤了事就會被領導罵，被領導罵了就會影響考核，影響了考核就會影響升遷，影響了升遷就會影響我在這座城市的未來。我不能停，不是為了我自己，是為了那三個貧困戶，是為了那些等著我去填的表、去核的數、去調的策，是為了那個在這個單位里沒有人脈、沒有背景、沒有靠山、只能靠自己的年輕的、倔強的、不服輸的我。

到了村里，已經快十二點了。我遲到了兩個小時。村支書老周在村委會門口等我，看到我騎著一輛破自行車過來，臉上的表情從疑惑變成了驚訝，從驚訝變成了不解。他說小沈，你怎么騎車來的？我說車壞了。他說那你怎么不坐班車？我說班車不到村里。他說那你可以在鎮上租個摩托車啊。我說租摩托也要錢。老周看著我，眼神里有心疼，有無奈，有一種“你們這些干部也不容易”的感慨。他說你還沒吃飯吧？我說沒有。他說走，去我家吃，你嬸子做了飯。我說不用了，我先干活。老周說活可以下午干，飯不能不吃。他拉著我去了他家，他老婆下了一碗面，加了兩雞蛋，我吃得很香，連湯都喝了。老周看著我吃，說我慢點吃，別噎著。我說沒事，我習慣了。他問我習慣什么？我說習慣在外面吃飯，吃冷飯，吃剩飯，吃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吃上的飯。老周沒說話，搖了搖頭，嘆了口氣。

下午，我開始干活。走訪了三戶貧困戶，填了九張表，核了十幾項數據，調了好幾個幫扶措施。我跟他們聊天，問他們的收入，問他們的支出，問他們的困難，問他們的需求。他們有的很健談，有的不愛說話，有的說著說著就哭了，有的笑著笑著就沉默了。我聽著，記著，安慰著，鼓勵著。我做這些的時候，很認真，很投入，很用心。因為我知道，他們是真窮，是真的需要幫助，是真的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不能辜負他們，不能因為財務科長卡了我的租車費就敷衍他們，不能因為騎了三個多小時的自行車就把情緒帶給他們。他們是無辜的，他們不知道我經歷了什么，也不想知道。他們只想知道，政府能幫他們什么，我能幫他們什么，這個社會還能給他們什么。我給不了他們很多，但我能給他們一個態度——一個認真的、負責的、不敷衍的態度。

忙完已經下午四點多了。老周留我吃晚飯，我說不用了，天快黑了，我得趕回去。老周說那你路上小心。我說好。我騎著那輛破自行車，踏上了回縣城的路。回去的路比來的時候更難走，因為起風了，風很大，吹得路兩邊的楊樹嘩嘩作響，吹得我睜不開眼睛，吹得自行車東倒西歪。我弓著背，低著頭，用力蹬著腳踏板，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天越來越黑，路燈沒有，車燈沒有，只有遠處村莊里星星點點的燈光，像一顆一顆散落在夜空中的星星。我看著那些燈光，心里忽然涌起一種奇怪的感覺，不是害怕，不是孤獨，而是一種“我在路上”的確定。我在路上，在回縣城的路上，在回單位的路上，在回那個沒有人歡迎我、沒有人重視我、沒有人把我當回事的地方的路上。我知道那里等著我的是什么，是冷臉，是白眼，是刁難，是那張被退回來的、還躺在口袋里的報銷單。但我不怕，因為我習慣了，習慣了一切。

回到縣城已經快八點了。我把自行車推進車棚，鎖好，上樓。走廊里很安靜，安靜得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篤篤篤篤，像某種古老的心跳。我走到辦公室門口，掏出鑰匙，開門，開燈，坐下。辦公室里空蕩蕩的，只有我一個人，只有那張堆滿文件的桌子，那把坐了三年的椅子，那臺用了五年的電腦。我坐在那里，看著窗外黑漆漆的天空，看著那些零星的、孤獨的、不知道在為誰亮著的燈光，忽然覺得很累。不是身體累，是心累。那種累，是你在單位里被人刁難不能還嘴，是你在路上騎車騎到腿軟不能停下，是你在村里干活干到天黑不能抱怨，是你回到辦公室坐在椅子上、看著空蕩蕩的房間、忽然不知道自己這么拼命到底是為了什么的累。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財務科。不是去報銷，是去問那張發票行不行。我把發票遞給科長，他看了一眼，說章還是不清楚。我說這章跟昨天一模一樣，昨天不清楚，今天怎么還不清楚？他說昨天不清楚，今天也不清楚，明天也不會清楚。我看著他，他看著我，我們的目光在空中相撞，像兩把刀，叮的一聲，火花四濺。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也知道我什么意思。他就是要卡我，就是要刁難我，就是要讓我知道，在這個單位里，他比我大。他可以讓我騎自行車下鄉，可以讓我遲到兩個小時，可以讓我被領導罵，可以讓我在這個單位里活得像一條狗。他有這個權力，因為他管著錢袋子。我沒有這個權力，因為我是窮小子。這是他的單位，不是我的。

我沒有說話，把發票收回來，折好，塞進口袋里，轉身走了。走出財務科的時候，走廊里很安靜，安靜得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篤篤篤篤，像某種古老的心跳。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實，像是在丈量什么，又像是在確認什么。我在丈量我跟這個單位的距離，丈量我跟這個人的距離，丈量我跟那些我永遠夠不到的東西的距離。很遠，很遠，遠到我騎自行車一輩子都到不了。

下午，書記叫我過去。書記姓周，五十多歲，頭發花白，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一樣，每一道都記錄著歲月的痕跡和官場的風雨。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時候像一把刀，能把你的偽裝一層一層地剝開，看到你最里面的那層東西。我敲門進去，他坐在辦公桌后面看文件，面前的煙灰缸里堆滿了煙頭，整個辦公室煙霧繚繞，像一座著了火的森林。他沒有抬頭，說坐。我坐下來，屁股只敢坐三分之一。他放下文件，抬起頭看著我，說昨天你去下鄉了？我說去了。他說怎么遲到了兩個小時？我說騎車去的。他說怎么不租車？我說沒車費。

我說這兩個字的時候，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真心的、溫暖的、帶著淚水的笑。因為我想起那些在村里等著我的貧困戶，想起那些填好的表、核好的數、調好的策，想起那些笑著笑著就沉默了的、哭著哭著就笑了的、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信任我的、需要我的、把我當回事的人。他們把我當回事，這就夠了。不需要科長把我當回事，不需要書記把我當回事，不需要這個單位把我當回事。只要他們把我當回事，我就有理由繼續做下去，繼續騎自行車，繼續被刁難，繼續遲到，繼續被罵，繼續在這個沒有人把我當回事的地方，做那些把我當回事的事。

書記看著我，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陽光從東邊移到了西邊，久到桌上的文件從這頭堆到了那頭，久到煙灰缸里的煙頭從幾根變成了幾十根。他的表情從疑惑變成了不解，從不了解變成了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像是尊重，又像是愧疚。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說老劉，你來一下。幾分鐘后，財務科長老劉敲門進來了。他站在門口，看了看書記，又看了看我，臉上的表情從疑惑變成了不安，從不安變成了恐懼，從恐懼變成了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像是后悔，又像是認命。書記看著他，說老劉，小沈的租車費，你為什么不給報？老劉說發票章不清楚。書記說拿來我看看。老劉看著我，我掏出那張被折了好幾次、邊角都起毛了的發票，遞給書記。書記接過去，看了一眼，說章很清楚。老劉的臉白了，白得像那張發票，白得沒有一絲血色。他站在那里，像一尊被抽走了靈魂的雕像，眼睛瞪得很大，瞳孔縮成了兩個小黑點，嘴巴張著，合不上，也說不出一句話。

書記把發票放在桌上，看著老劉，說老劉，你在財務科干了多少年了？老劉說十五年。書記說十五年，你連章清不清楚都看不出來？老劉說不出話。書記說你是不是對小沈有意見？老劉說沒有。書記說那你為什么卡他的報銷？老劉說我沒有，我就是覺得章不清楚。書記看著他，眼神里有失望，有憤怒，還有一種“你讓我太失望了”的心寒。他說老劉，你知道小沈昨天怎么去的村里嗎？騎自行車，騎了三個多小時，騎到腿都腫了。你知道他為什么騎自行車嗎？因為你卡了他的租車費，八十塊錢，八十塊錢你卡了他兩天。你覺得這八十塊錢很重要嗎？比你的人品還重要？比你的良心還重要？比你對得起這份工作還重要？

老劉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地流，而是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洶涌地、不可控制地、鋪天蓋地地涌了出來。他哭得像個孩子，一個做錯了事、害怕被懲罰、不知道該怎么辦的孩子。他哭著說周書記，我錯了，我不該卡小沈的報銷，我不該刁難他，我不該讓他騎自行車下鄉。您處分我吧，我認。

書記看著他，看了很久，然后說了一句話，聲音很輕，輕到像是在說一個只有自己能聽到的秘密——“老劉，我不處分你，你自己處分自己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回來上班。”老劉走了，走的時候腳步很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軟綿綿的，沒有力氣。我看著他走出辦公室，門關上了，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盡頭。我忽然覺得他很可憐，一個在財務科干了十五年的人，因為八十塊錢，把自己干成了這樣。他不是壞人，他只是在這個位置上待太久了，久到忘了自己是誰，久到忘了這份工作是干什么的，久到忘了那些需要他服務的人，也是人。

書記看著我，說小沈，你受委屈了。我說沒有，我不委屈。書記說你怎么不委屈？你騎車騎了三個多小時，遲到了兩個小時，被老劉卡了兩天，你還不委屈？我說我不委屈，因為我做的那些事，不是為了老劉，不是為了您，不是為了這個單位。我是為了那些在村里等著我的貧困戶，為了那些填好的表、核好的數、調好的策，為了那些笑著笑著就沉默了的、哭著哭著就笑了的、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信任我的、需要我的、把我當回事的人。他們把我當回事，我就不委屈。

書記看著我，眼眶紅了，但沒有哭。他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輕不重，剛好是長輩拍晚輩的力道。他說小沈，你是個好同志。我說我不是好同志，我只是做了我該做的事。他說你該做的事，很多人做不到。我說不是做不到，是不想做。他們覺得那些事太小了，小到不值得做；那些錢太少了，少到不值得報；那些人太遠了，遠到不值得跑。但我不覺得，我覺得那些事很大，那些錢很多，那些人很近。近到我一伸手就能碰到他們，近到我一開口就能聽到他們，近到我一閉眼就能看到他們。他們在那里，在我心里，在我夢里，在我騎自行車走過的每一條路上。

從書記辦公室出來，我去了財務科。老劉不在，別的同事在。我把發票遞給同事，說麻煩幫我報一下。同事接過去，看了看，說章很清楚。我說嗯。他幫我報了，八十塊錢，打到我的工資卡里。我走出財務科，走廊里很安靜，安靜得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篤篤篤篤，像某種古老的心跳。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實，像是在丈量什么，又像是在確認什么。我在丈量我跟這個單位的距離，丈量我跟那些我永遠夠不到的東西的距離。還是很遠，但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夠到的。不是因為我有多厲害，而是因為我沒有放棄。沒有放棄騎自行車，沒有放棄下鄉，沒有放棄那些把我當回事的人。他們不放棄我，我就不放棄他們。這是我跟他們的約定，一個不需要簽字、不需要蓋章、不需要任何人批準的約定。我守約，他們也守約。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