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獎小說《冬天里的春天》與蘇聯(lián)原作在女兒疑云上的驚人相似

之前，曾經(jīng)寫過李國文獲得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與《多雪的冬天》在構(gòu)思上的相似性，引用了中國評論家張志忠的研究成果，在網(wǎng)絡上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不過，張志忠似乎有一點不樂意，專門寫了一篇“關(guān)于《冬春雪霧》的初心與辯白”的文章，刊發(fā)在《中華讀書報》2025年8月27日上，同時一稿多投，刪節(jié)版又刊登在《羊城晚報》上。

因為文章中提到了筆者，本來想回應的，但后來因為其它的事情，岔開了，沒有回應。張志忠的觀點，主要是說《冬天里的春天》參考了《多雪的冬天》，但不存在抄襲的嫌疑。

但是，筆者覺得事情并不是如此簡單。

其實，當初把陳谷子爛芝麻翻了出來，初意是想探討一下中國文學的風潮演變，與蘇聯(lián)文學的關(guān)系。

像1976年之后逐漸甚囂塵上的意識流風格小說橫空出世，究竟是空穴來風，還是起于青萍之末？

也許部分答案就在于蘇聯(lián)小說《多雪的冬天》之中。

《冬天里的春天》與《多雪的冬天》都有女兒疑云的最核心情節(jié)，在蘇聯(lián)小說里，它的最核心的構(gòu)思，就是一個俄奸的女兒，被游擊隊長認作女兒，預示著蘇聯(lián)小說里傳遞出一個重要的信號，就是不要糾結(jié)于歷史上的恩怨，小說設定用以闡明的是，那些傳統(tǒng)意義上的投敵者，遺傳了他們基因的后代，不應該再視著敵人，而是要施予他們以愛。

這種思潮的轉(zhuǎn)折風向，對于蘇聯(lián)的演變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因為，這樣的小說里，在暗示著邪惡的基因，在傳遞到后人的時候，已經(jīng)不再是有罪。

再進一步，就要說，邪惡的原初基因，也是無罪的。

現(xiàn)在在俄羅斯，過去被蘇聯(lián)視作邪惡分子的高爾察克、鄧尼金、包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被稱為彼得留拉匪幫的這個核心人物，也在烏克蘭被視作民族英雄了。

因此，《多雪的冬天》這個小說的整個意圖，就是開始為罪惡基因洗白了，不過小說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先為其后代脫罪。

中國小說《冬天里的春天》中也沿襲了《多雪的冬天》中的這個情節(jié)，不過，在李國文的小說里，這個女兒疑云的用處，是用來揭露她的親生父親的罪惡的，是用來坐實打入到革命內(nèi)部的階級敵人的道德惡行的。

如此看來，《多雪的冬天》里的女兒疑云，是為罪惡“脫罪”，而《冬天里的春天》里則是為罪惡“加罪”。

在這樣的不同的主題意旨下，《多雪的冬天》中的游擊隊長，認領(lǐng)了俄奸的女兒，讓她有一個優(yōu)良的基因傳承環(huán)境。《冬天里的春天》里的那個無主的女孩，是主動認領(lǐng)了游擊隊長為父親。

因此，“女兒疑云”的基礎情節(jié)，都必然相應地發(fā)展出父女如何見面、父親如何與疑似母親相遇、母親與女兒如何排解矛盾這些情節(jié)的后續(xù)跟進。

兩者的情節(jié)走向受作者的各自創(chuàng)作目的的驅(qū)使與左右，必然是暌隔迥異的，但是，落實到具體的細節(jié)描寫上，我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多雪的冬天》及其中國仿制之作《冬天里的春天》在人物的喜怒哀樂的心理定調(diào)與情緒波動的起承轉(zhuǎn)合上，卻高度一致。對于這種相似，究竟該如何定性，我們不作評判，大家可以自主作出思考。

下面，我們作一個簡單的類比：

一、兩部小說里的游擊隊長回到舊地，見到了女孩母女生存的居所，都很素凈，反映出女性操持的環(huán)境居處的特有屬性：

《多雪的冬天》：安東紐克沒有敲門就走進了穿堂，這里一切都潔凈得閃閃發(fā)光。一切家具什物——桌子、沙發(fā)、白色柳條籃、搪瓷鉛桶、滑雪板，甚至連舊氈靴都放在經(jīng)過仔細選擇的位置上。這一切證明，這里住著一個婦人，單身一人，她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沒有任何人來打擾她。

《冬天里的春天》：外表上半新不舊的房子，屋里收拾得倒比老林嫂家，更接近于城市生活，因為船家是解放后才定居下來，她們娘兒倆又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無關(guān)，所以干凈利落，類似城市里小康人家的模樣。

二、女孩知道游擊隊長與其母親的來往，都產(chǎn)生了強烈的恨意。

《多雪的冬天》中通過這位母親之口，告訴游擊隊長，她的女兒對他的恨：“伊凡，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不該再這樣下去了。薇塔知道了，她責備我。她是那樣輕蔑地跟我談話啊！女兒痛恨我，也痛恨你！……”

《冬天里的春天》里的女兒向閨蜜表達了相似的意思：“但我知道，匯錢的這個人，才是我真正的父親，我的生身父親。這一點，從我舅舅那兒透露出來過；十年前，我又從一個人那兒得到了證實，這就是歷史的本來面目。可是，直到現(xiàn)在，不，直到今天，他，一個多么卑劣的人，不敢，而且也不想承認我是他的女兒。我恨死了他，真想當著他的面問：你既然敢把我生到這個世界上來，你就應該負責，因為你是人，不是動物，即使是動物，也懂得疼愛它的兒女呀！”

三、游擊隊長再次見到了女孩的母親，都強調(diào)了這個婦人青春不再的巨大變化：

《多雪的冬天》：她的確變了。當然也老了，而且似乎變得平民化了。她的打扮不論是發(fā)型還是衣著，都簡單樸素……”

《冬天里的春天》：珊珊娘，也就是年青時的四姐，臉色呆板而又顯得蒼白，目光遲鈍，完全失去了當年的神采……”

四、游擊隊長與女兒相見，都用戲劇化的話語交鋒，突出了在交待出他們存在父女關(guān)系后帶來的強烈突兀感：

《多雪的冬天》里是游擊隊長經(jīng)過一番激烈的內(nèi)心交戰(zhàn)，主動承認自己是她的父親：

“你的父親就是我”。

“您？”薇塔麗雅張大眼睛，一眨也不眨，久久地望著他的眼睛。

《冬天里的春天》：

但他萬萬沒料到，那個女孩子張嘴喊出了一個差點讓他嚇暈過去的稱呼。她抬起臉，親切地望著他，極其溫柔地喊了聲：“爸——爸！”

啊？一切一切都攪得亂七八糟了。

五、游擊隊長來到女孩家，都是女孩給他燒吃的

《多雪的冬天》：“您吃過了嗎？我接到為您做飯的命令。”

“不，沒有吃過。我睡著了。但我已經(jīng)餓得像一只野狼。講禮貌的客人是不會這樣說的，從早到晚我不是這樣的客人。”

她眼睛里似乎出現(xiàn)了剛才沒有過的閃光，于是高高興興地到廚房里去了。

《冬天里的春天》：葉珊問：“要我做些什么吃的嗎？你大概餓了！”

那幾個馬齒菜餡餅根本不頂事的，于而龍笑著承認：“方便的話，我倒有一點胃口。”

她忙碌起來，點煤油爐，下掛面，臥雞蛋，從里屋到外屋，張羅個不停，連她自己都認為可笑，自我嘲諷地說：“真榮幸，我長這么大，整三十周歲，頭一回能為我的爸爸效勞。”

六、吃飯的時候，女兒再次對疑似父親表達了恨意，這是直接的表露：

《多雪的冬天》：（游擊隊長與假女兒一起吃飯）但是薇塔麗雅不讓他干杯。她說：

“我曾經(jīng)恨您。當我是個小姑娘的時候……我憑著孩子的天真的本性恨您。……”

《冬天里的春天》：（游擊隊長與假女兒一起吃面）她給逗樂了，然后坐在他對面，也吃起來，她用筷子挑起面條，邊吃邊說：“你猜，我曾經(jīng)多么恨你，恨死了你。”仿佛于而龍就是面條，用牙狠狠地咬斷。

七、在女孩的家里，游擊隊長累了，都開始休息：

《多雪的冬天》：安東紐克坐在娜嘉（女孩母親）剛才收走被子的那張沙發(fā)上，這時他覺得是疲倦極了。一夜未睡，從車站出來后又著實走了不少路。

安東紐克醒過來了，……也許是太疲倦了，已經(jīng)睡了很久了吧！脖子僵了，手也發(fā)脹了。他伸了個懶腰，卻看見了她。姑娘站在火爐邊，懷疑地微笑著，直望著他。

《冬天里的春天》：

游擊隊長實在太困了，再打不起精神來，只好相信年輕人吧！相信他們的聰明才智，也許會處理好的。剛挨著枕頭，就迷迷糊糊地睡過去了，仿佛早年間在石湖里浮沉似的，一會兒，就進入了夢鄉(xiāng)。

等他走到客堂間——農(nóng)村里都這樣稱呼正中間的大屋，只見母女倆在桌旁忙著捏糯米粉湯團，葉珊笑著迎上來，分明是為了減輕她媽媽的窘態(tài)，問著：“睡好了嗎？”

八、女兒都指責母親與游擊隊長暗中串通：

《多雪的冬天》：“您需要去看媽媽，預先關(guān)照一下……互相串通好，”她這樣猜測，一面尖刻地笑著。

《冬天里的春天》：“哈哈，得啦得啦，不要串通演戲啦！親愛的爸爸同志！”她多少有點神經(jīng)質(zhì)地笑著。

后來，女兒明悟了真相，精神崩潰，《多雪的冬天》中的女兒上了一艘小船，在水上四處漂泊，患了肺炎，病勢很重。《冬天里的春天》里的女兒，投湖自盡，后被人救起，痛不欲生。

可以說，從上面情節(jié)的性格定性與沖突流程來看，可以說中文完全是蘇聯(lián)原版的克隆，原小說里對這一情節(jié)的定性，直接規(guī)定了中文小說里的敘事進程。我們不得不假設一下，如果沒有蘇聯(lián)原小說里的這個極富沖擊力的拍案驚奇情節(jié)，中國小說《冬天里的春天》會按這種模式，設置出這樣一個“女兒疑云”的貫穿整個小說的懸念嗎？會有中國小說里亦步亦趨蘇聯(lián)小說的性格走向與沖突裂變嗎？

張志忠在“關(guān)于《冬春雪霧》的初心與辯白”一文中，重申了他只認為《冬天里的春天》對《多雪的冬天》作了借鑒，而并不認為兩者存在著比借鑒更為復雜交集的關(guān)系。筆者并不認為這樣。某種程度上說，了解《冬天里的春天》，必須借助于《多雪的冬天》這個坐標，不然，我們就會陷入在《冬天里的春天》里的層層迷霧之中，這種迷障，并不利于對李國文先生作品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認識，也不利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

張志忠在《羊城晚報》上的一稿兩投的同樣文章

但奇怪的是，張志忠在“關(guān)于《冬春雪霧》的初心與辯白”一文中，最后用了一句“不要再去騷擾李國文先生的在天之靈”來緘默對李國文文學的研究，未免有一點叫人生出不可思議之感。如果研究一個文藝作品的來龍去脈，就是對作者的“在天之靈”的騷擾，那么一部文學史，就應該徹底貼上封條，因為這些文學史中涉及的作者，在張志忠的目光看來，都屬于“在天之靈”層次的，只要你蹭刮到他們，就會讓他們的在天之靈受到騷擾，難道，我們真的要請出西門豹，來查清一下，究竟有沒有騷擾到“在天之靈”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