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自保之路，想寫一封委托書給北京，足以見他的手段高明

1949年4月27日，上海春意正濃，可隆隆的炮火聲打破了這一切。

杜月笙站在窗前，聽了一會兒，轉(zhuǎn)身對身邊人說：“該走了。”

這位曾經(jīng)在上海灘呼風(fēng)喚雨的“大亨”，此刻臉上沒什么表情。

他清楚，解放軍進(jìn)城之后，他那個時代就結(jié)束了。

可往哪兒走？蔣介石那邊派人來請，說委員長希望他一同去臺灣。

杜月笙心里明鏡似的，去了臺灣，他就是籠中之鳥，生死不由己，可要是不去，蔣介石翻臉比翻書還快。

他想了想，想了個法子。

他派人回復(fù)蔣介石，說自己哮喘病發(fā)作，香港氣候適合養(yǎng)病，先去治治病，等病情好轉(zhuǎn)就去臺灣。

蔣介石明知這是托詞，可也挑不出毛病，只好放行。

深夜，杜月笙帶著家眷、朋友、隨從幾十人，悄悄登上荷蘭輪船“寶樹號”，離開了上海，這一走，再也沒回來。

到了香港，他租住在堅(jiān)尼地臺18號底層，三室一廳，狹小逼仄。

當(dāng)年在上海，他的公館占了半條街。

如今整日蝸居在斗室里，哮喘病反復(fù)發(fā)作，連門都很少出。

可即便落魄至此，江湖上的人還是忘不了他。

1950年，中國銀行要在北京開股東大會，重組股東，杜月笙手里還攥著銀行的股份，北京方面專門派人來請。

同去的還有張公權(quán)、宋漢章、李銘、陳光甫等人，個個都是當(dāng)年上海灘的金融大佬，北京的意思，誰都明白——不去的后果，誰也擔(dān)不起。

可去了，萬一回不來呢？幾個人一合計(jì)，推舉陳光甫去找杜月笙拿主意。

杜月笙沒急著表態(tài)，讓陳光甫約上在港的幾位，一起去青山飯店吃飯。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眾人開始爭論去還是不去。

有的說去，有的說不去，吵得不可開交。

杜月笙從頭到尾沒吭聲，端著茶杯慢慢喝。

等大家吵累了，他才放下杯子，慢悠悠說了幾句話。

他說的第一句是：“我們都是同道中人，不應(yīng)起內(nèi)訌。”

第二句：“香港不是長久之地，委員長和北京都不能得罪。”

第三句：“北京盛情相邀，理應(yīng)禮尚往來。”眾人一聽，以為他主張去北京，紛紛質(zhì)問，杜月笙搖搖頭。

第四句：“不，不是我們親自去，大家聯(lián)名寫一份委托書，派代表去北京開會，各位意下如何？”

此言一出，滿座皆驚。

誰都不傻，這委托書一簽，等于大家都上了同一艘船。

去北京的代表出了事，誰也脫不了干系。可要是不簽，又顯得自己心虛。

眾人面面相覷，一時沒人接話。

錢新之在旁冷眼旁觀，忽然開口：“月笙兄這主意高明，把大家都拉上，誰也跑不掉。”眾人這才醒悟，開始互相推諉，誰也不肯簽字。

杜月笙也不急，笑了笑，端起茶杯，不再說話。

他早就料到會是這樣。

他本來也沒打算去北京，更沒打算讓任何人去。

他要的，就是讓這趟差事辦不成，只要大家都不去，北京那邊就不能拿他一個人開刀。

這一手，叫“共進(jìn)退”。不費(fèi)一槍一彈，不傷一人，就把難題化解了。

后來有人說，杜月笙能稱霸上海灘幾十年，靠的不是拳頭，是腦子。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終年63歲。

他死前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沒想回上海，上海太大，我回不去了。”

他這一輩子，從一個窮小子混到上海灘第一大亨，靠的是膽識和手腕。

可到了晚年，他連回上海的勇氣都沒有。

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比誰都清楚，那個時代已經(jīng)翻篇了。

有人說，杜月笙最大的本事，是能在亂世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可他最大的悲哀，是到了最后，連這個位置都找不到了，那封沒簽成的委托書，算是他這輩子最后一次“出招”。

招出了，沒人接，他就收手了。就像當(dāng)年在上海灘，該退的時候，他從不戀戰(zhàn)。只是這一退，再也沒回來。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