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霍梅尼如何羞辱清算伊朗左派以推進伊斯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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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肅清各種教俗溫和反對派之后，原教旨主義者將打擊矛頭指向左派。

在伊朗歷史上，伊斯蘭力量對左派的懷疑和憎惡根深蒂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06-1911年的立憲運動。人民黨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石油國有化運動期間的表現、左派沒有給予1963年“六月起義”以熱情支持，以及近來某些左派組織對國名投票和憲法條款的阻撓與指責，都進一步增強了這種由來已久的猜忌。

但在后國王時代伊始，雙方的猜忌和怨恨并未立即激化，這主要是由于某些左派領導人采取了一種機會主義的策略，試圖通過支持原教旨主義者打擊溫和派來改善雙方關系，謀取長期戰略利益。左派組織的這種機會主義立場被原教旨主義者巧妙利用，先削弱溫和派，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一旦時機成熟，再摧毀左派。

左派內部對待伊斯蘭神權體制的態度是有區別的。

巴尼薩德爾下臺后，除了人民圣戰者外，一些如共產主義者聯盟之類的左派團體也暴力挑戰伊斯蘭共和國。

但原教旨主義者在達到令對手臣服的目的之后毫無憐憫，聯盟領導人從德黑蘭被重新帶回阿莫爾，在市中心當眾處決。伊斯蘭共和國發出的信息非常明晰：以暴易暴，一切挑戰者都將被無情粉碎。

少數派人民敢死隊曾支持庫爾德人叛亂，反對法基赫統治和兩伊戰爭，支持巴尼薩德爾，而且建立了一些行動小組，準備對共和國發起最后進攻。

1981年5月，著名詩人、少數派人民敢死隊成員賽義德·蘇爾湯普被政府處決。1982年初，少數派人民敢死隊的地下出版機構和地下小組網絡被政府破獲，一些領導人被處死。

此后，雖然少數派人民敢死隊繼續堅持反伊斯蘭共和國的地下活動，但已沒有多少影響。

并非所有左派都激烈反對、挑戰伊斯蘭共和國。人民黨和多數派人民敢死隊在推翻巴列維王朝的斗爭中和后國王時代一直支持共和國與原教旨主義者，但他們在1983年的命運并不比其他左派好多少。

人民黨雖然成員規模并不算大，但它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左派政黨，這不僅是因為它得到了莫斯科的青睞和支持，而且，它也是伊朗左派中資格最老的組織。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伊朗共產黨的繼承人，成立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人民黨是伊朗左派意識形態的創始人，其他左派組織要么追隨它的路線，要么以蔑視或背離它來宣示自己的存在。

人民黨領導人認為，伊斯蘭革命是一次反帝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是伊朗通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前提。基于國際和國內雙重戰略考慮，人民黨支持伊斯蘭革命和伊斯蘭共和國。在國際層面上，人民黨認為，革命已經顛覆了伊朗作為美國盟友的地位，伊朗目前是一種搖擺于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力量，通過支持最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者、打擊諸如民族陣線和自由運動之類親西方的溫和派，伊朗將會更靠攏社會主義陣營而遠離帝國主義集團。

在國內政治方面，人民黨領導人相信，一旦親西方的溫和派被排除，西方影響被削弱，沒有任何行政管理經驗的原教旨主義者將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邀請人民黨參加國家管理，或者面臨經濟瓦解和社會混亂，這時人民黨就可以乘機在莫斯科的幫助下控制整個國家。

總之，在人民黨的盤算中，原教旨主義者只是前進的階梯和墊腳石，人民黨要踩著它的肩膀登上權力頂峰。

原教旨主義者完全清楚人民黨的計謀，卻并不急于捅破，因為人民黨暫時還有不少利用價值；人質危機期間，伊美關系緊張，共和國可以借用人民黨背后蘇聯的力量加強對美抗衡地位；人民黨提供的一些情報，可以幫助政府搜尋人民圣戰者、少數派人民敢死隊等反對派組織的下落；人民黨對共和國的頌揚，既加劇了左派內部的混亂與分裂，也是共和國支持基礎廣泛的一種有力證據；人民黨能夠公開自由活動，伊斯蘭共和國可以借此在國內外宣揚自己的政治開明。

正由于原教旨主義者的有意縱容，人民黨才得以在共和國境內公開活動，擴展組織，并逐漸滲入政府和軍隊。人民黨的活動并未能逃脫政府的掌控，事實證明，在雙方的這種利用與被利用的政治游戲中，原教旨主義者的算計更為精明，兔死狗烹，人民黨最終也成為了原教旨主義者的獵物。

1982年6月，蘇聯駐伊朗大使館的一名軍官庫茲切青(據稱是一個克格勃小組負責人)叛逃英國，提供了一些有關人民黨行動計劃和約400名人民黨干部名單的關鍵情報，英國將這一情報透露給了伊朗當局，政府據此進一步掌握了人民黨的網絡和反政府活動證據。

到1983年，伊朗已經在兩伊戰爭前線占據上風，而人民黨卻附和莫斯科的主張，一再呼吁結束兩伊戰爭，激烈批評政府的戰爭政策。溫和反對派已基本肅清，人民黨的利用價值所剩無幾，伊朗政府乃決定摧毀人民黨。

1983年2月5日，伊斯蘭共和國政府采取突然行動，指控人民黨充當蘇聯間諜、陰謀推翻政府，逮捕了1000多名人民黨成員，其中包括該黨14名中央委員和9名武裝部隊高級軍官。

包括海軍司令員阿夫賽尼在內的9名軍官被匆忙審判處決，而塔巴尼和基揚魯尼等人民黨領導人則被監禁。在一番威逼利誘之后，塔巴尼、基揚魯尼、貝哈茲因等人民黨領導人先后在國家電視臺露面，向共和國乞求寬恕和憐憫，造成了左派的一次空前羞辱。

他們向霍梅尼表示崇敬，懺悔自己的過去；承認自己的政黨充當了蘇聯的間諜網絡及蘇聯外交政策目標的工具；供認當初出賣了摩薩臺民族主義運動；斷言經過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最終確信什葉派伊斯蘭教義比馬克思主義有著固有的優越性，請求年輕人加入伊斯蘭共和國建設，放棄馬克思主義。

人民黨領導人的這番表白實際上等于承認了數十年來民族主義者對他們的指控。

一些未能及時逃出伊朗的多數派人民敢死隊成員也被逮捕。1983年5月4日，人民黨和多數派人民敢死隊被宣布為非法而解散。至此，除了伊斯蘭共和黨和自由運動以外，伊朗所有的政黨組織要么被伊斯蘭共和國摧毀，要么被迫流亡國外而在國內轉入地下。

革命引發的混亂和爭斗終于讓位于秩序和統一，原教旨主義者擊敗了各個反對派集團，壟斷了伊斯蘭共和國的統治。

伊斯蘭政府開始采取措施以恢復社會生活的正常化。

1982年12月15日，穩定開始成為伊朗伊斯蘭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標。

當天，霍梅尼發布了一道《司法的伊斯蘭化》教令，保證所有伊朗公民不受任意逮捕和沒收財產，許諾恢復法律和秩序，為冤屈者平反。該法令共有8條，其中第1條要求，基于沙里亞法的立法及其批準與傳達要準確及時。第2條提出，要明確法官、檢察長和法院的職權，以保護人民的權利。對每個人主要看現在的表現，對他們在前政權統治下可能犯的某些錯誤要采取寬容態度對待。

第3條規定，無論是司法部屬的還是革命法庭中的法官都要獨立作出決定，不要考慮官員們的意見，任何人都無權以非伊斯蘭的方式對待人民。第4條說，在沒有法官命令的情況下不得逮捕和傳喚任何人，以暴力進行逮捕和傳喚是違法的。第5條提到，沒有沙里亞法官的命令，侵犯任何人的財產和權利都不合法。第6條規定，不經主人允許，任何人都不得闖入民宅、商店和私人經營場所；也不得以揭露違法行為或犯罪行為借口，對任何人進行逮捕、跟蹤或拘押；不得侮辱人或采取非伊斯蘭的、不人道的行動；不得以揭露違法行為、罪惡中心或犯罪現場為名，偷聽任何人的電話交談或查聽任何人的磁帶；不得調查或議論別人的秘密，也不得用密探手段調查別人的罪行。

但是第7條規定，這些限制不適用于反伊斯蘭教和反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的密謀與小集團案件。

霍梅尼發布的8點聲明，意在撫慰中產階級，規范各種輔助機構的活動，表明伊斯蘭共和國對于自己的力量已經足夠自信，放松了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這道教令的影響很快顯現：高等教育機構逐漸重新開放；政府發放了更多的出境簽證；輔助機構的權力受到限制。

當時頒布這一法令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穩住一些對新政權心存疑懼的人，同時吸引那些在革命前后離國、目前仍持觀望態度的人回國。

在“8條”頒布以后，霍梅尼建立了一個有最高法院院長和總理等6人參加的伊瑪目教令執行委員會，作為貫徹“8條”的領導機構，對不能守法的司法人員進行處理。

隨后的兩周，24個特別小組被派往各省調查冤假錯案。至2月底，因侵犯人權和濫用職權，德黑蘭、庫姆、大不里士等地的6名檢察長、1名革命衛隊指揮官和其他一些國家職員先后被解職。伊瑪目的這一“先知一樣”的教令被歡呼為“仁慈之雨”，被看作是開啟了一個安全、穩定、繁榮新時代的標志。

1983年3月，作為一種仁慈，霍梅尼發布了一道特赦令來紀念革命4周年，一些普通犯人被釋放或減刑，但人民圣戰者和左翼團體被明確排除在伊瑪目教令的仁慈之外。實際上，在革命檢察長的命令下，埃維茵監獄典獄長萊杰瓦蒂當時掀起了新一波立即處決的浪潮。

1983年5月19日，作為對“人民關注并擔心伊瑪目的教令被遺忘”這種民情的回應，伊瑪目教令執行委員會向民眾保證，繼續執行伊瑪目教令，并宣布，根據霍梅尼的命令，解散令人厭惡的負責清洗政府機構的甄別委員會。

在“8條”教令發布后5個月里，因革命過度化尤其是大清洗造成的冤假錯案申訴登記超過16萬份。5月31日，當局宣布解散伊瑪目教令執行委員會，霍梅尼同意歸于它的大量申訴和調查工作交由司法部處理。

“8條”的頒布和執行標志著伊斯蘭共和國社會秩序的正常化，標志著原教旨主義者統治地位的穩固。

隨著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生活的正常化，伊斯蘭革命終于塵埃落定。革命完全摧毀了巴列維時代的權力結構，也粉碎了新中產階級的政治期望，在伊朗歷史上從未占據過領導地位的烏里瑪成為了新的國家主人。

在這個以原教旨主義烏里瑪為核心的新統治精英中，霍梅尼及其家族處于中心位置，環繞在其周圍的是其他各種精英成員：監護委員會和專家委員會成員、議會代表、內閣部長、各種輔助機構領導人、政府機關和輔助機構中的伊瑪目代表、星期五聚禮領拜人、革命衛隊和正規軍的領導人，以及少數富商巨賈。

當然，在伊斯蘭共和國，原教旨主義烏里瑪這一統治精英群體也并非鐵板一塊，保守與激進的主張常常是同時存在的。雖然由于資料匱乏，我們對于伊斯蘭共和國統治集團的內部分野尚缺乏充分的證據和科學的調查，但派別的存在及其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拉夫桑賈尼曾經說過：“在伊朗，如同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也存在著分歧。尤其是在我們國家，在如何管理政府以及在國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作用問題上，存在著兩股比較強大的力量。在議會里有，在內閣里也有。在毛拉中有，甚至在伊斯蘭共和黨里也有。在內閣的組成上，在任命部長及其他權力機構上存在著經常是相互對立的兩種態度和派別。”

此外，也有一些跡象表明，派別之間的競爭有時甚至非常激烈，例如，1983年3月，勞工部長塔瓦庫里和商業部長歐來迪分別被迫辭職。

按照某些西方學者的看法，伊斯蘭共和國的原教旨主義烏里瑪大致可分為三個派別。其中，邁克塔比派主張中央計劃經濟、主要工業國有化、限制私有財產、積極輸出伊斯蘭革命，在對外政策包括美伊關系和兩伊關系問題上強硬對抗，這一派以總統哈梅內伊和總理穆薩維為首。

霍賈提耶派贊成政府更少干預經濟、企業自主、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在輸出革命和對外交往包括與伊拉克戰爭問題上主張溫和，代表人物包括司法部長阿達比尼和外交部長維納亞提這樣一些人物。實用主義者構成第三派，它搖擺于前兩派之間，拉夫桑賈尼是該派的代表。

我們也應該看到，烏里瑪內部的這種保守與激進的分野是相對的，其實質是在共和國的建設問題上，有些烏里瑪主張守舊的成分多一些，有些人則主張改革的成分多一些，但在“法基赫統治”這一核心意識形態上烏里瑪的立場則是一致的。

在多年的政治與權力斗爭中，烏里瑪認識到集團利益之所在，認識到自身團結的重要性，因而在關鍵時刻能夠拋開派別爭執與分歧，表現出認可并保衛共同利益的智慧。而且，在烏里瑪派別活動之上，存在著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統領和制衡中心，這就是霍梅尼。

作為最高權力主宰和裁決者，霍梅尼一直居于這些長期爭斗的派別之上，扮演著中立調解人角色。他采取了一種平衡策略，在努力調和各派爭端的時候，往往作帶有折中色彩的裁決，以防止任何一派勢力過大。正是由于烏里瑪內部意識形態的統一，由于霍梅尼的領導權威和手腕，烏里瑪保持了總體上的團結，新興的伊斯蘭共和國得以維持統一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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