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勞動”關乎人類能力再分配 | 社會科學報

在當下的平臺經濟中，勞動與生活之間的邊界正經歷著系統性的消解。勞動的核心已發生位移：它越來越從“生產某個具體產品”轉向“持續維系一種關系結構”。在這一結構中，大量關鍵勞動被去勞動化——點贊、陪伴、安慰、幽默與社群維護構成了數字經濟的基礎，卻被描述為“自我表達”或“社交”，從而逃避了價值分配與勞動保護的討論。

原文 ：《“非物質勞動”關乎人類能力再分配》

作者 |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 李敬

圖片 |網絡

在算法、平臺與人工智能高度滲透的當下，人們越來越習慣用“數字勞動”來描述新的工作形態：主播、博主、數據標注員、內容審核員、平臺接單者、網約工、外賣騎手……這些勞動似乎都發生在屏幕與代碼之中。然而，如果只用“數字”來界定它們，就會遮蔽一個更深層的轉變：當代資本主義真正大規模動員和占有的，已經不只是人的體力或工作時間，而是人的認知、情感、表達能力與社會關系本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ur）這一概念比“數字勞動”更早也更深刻地捕捉到了時代的核心變化。

當勞動進入心智與情感

“非物質勞動”并非為互聯網而生。它源自20世紀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傳統，這一思想流派的核心關切是：當工業生產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唯一中心時，勞動與剝削會轉移到哪里？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提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時，已經預見到一種新的歷史情境：當科學、知識、技術與社會協作成為主要生產力時，價值的來源將不再局限于單個工人的體力付出，而是來自整個社會的智力結構、溝通能力與合作網絡。

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等學者從“一般智力”的思想出發，將其發展為“非物質勞動”概念，指出現代資本主義越來越依賴社會整體的知識、溝通、創造力與協作能力，而不僅是工廠里的體力勞動。這正是后福特主義社會中一種全新的價值生產機制，在這種機制中，勞動不再以制造物品為核心，而是圍繞著信息、符號、文化、風格、情緒與社會關系展開。廣告、媒體、設計、教育、服務業、文化產業、知識工作與平臺經濟，表面上彼此分離，實際上都在生產同一種東西：可被消費、投資和管理的意義與主體性。在這里，“非物質”并不是“沒有物質性”，而是指其主要產出不是可以儲存和搬運的商品，而是影響他人行為、感受與認知的能力。一個品牌的形象、一位網紅的“人設”、一種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一個社群的歸屬感，都是非物質勞動的成果。

正是在這一層面上，“非物質勞動”與“數字勞動”發生了交匯。數字平臺使這些非物質產出得以被記錄、量化、推薦與交易：點擊、瀏覽、停留時長、點贊、情緒反應，都成為可以被算法處理的“價值痕跡”。但兩者的分析焦點并不相同：數字勞動強調的是“平臺如何組織勞動”，而非物質勞動關注的是“資本如何把人的主體性本身轉化為生產力”。如果說數字勞動描述的是一種技術形態，那么非物質勞動揭示的是資本主義對主體性的歷史性占有。如果只談數字勞動，就會把這一轉變誤認為是“新技術帶來的新工作”，而忽略它實際上是一場關于人類能力的再分配。

非物質勞動如何嵌入當下社會

如果說“數字勞動”描繪的是一種新的就業形態，那么“非物質勞動”則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社會現實：當代資本主義對勞動的組織方式，已經從工廠與崗位的空間結構轉向了以平臺、媒介與技術系統為核心的社會關系架構。正是在這一結構性轉變之中，非物質勞動獲得了最具解釋力的現實位置。

在平臺經濟中，勞動與生活之間的邊界正經歷著系統性的消解。一個內容創作者并不存在一個可以清晰界定的“工作時段”，而是必須持續在社交網絡中維持可見性、回應互動、更新自我形象。這種勞動的時間形態早已脫離八小時工作制的框架，而滲透進了生活的碎片時刻。資本不再通過合同購買一段可計量的時間，而通過平臺機制不斷召喚一種“隨時可被調用的主體性”。在社交媒體與內容平臺上，勞動的核心也隨之發生了位移：它越來越從“生產某個具體產品”轉向“持續維系一種關系結構”。一個博主的價值取決于他是否能夠不斷制造親密感、信任感與陪伴感，這些情感維度雖然無法用傳統工時衡量，卻直接決定了流量分配與商業機會。非物質勞動研究正是要捕捉這些情感如何被平臺機制轉譯為可計量的經濟價值。

由此展開的是一種全新的積累邏輯。平臺依托算法與流量機制，將注意力、情緒與社會關系加工為可度量的對象。點擊、停留、點贊、情緒反應與互動頻率，都成為非物質勞動的“產出”，只是它們以數據的形態被記錄、存儲與調用。情感與溝通已不再停留于私人經驗的層面，而被持續納入資本積累的技術裝置之中，成為可被提取的生產要素。

在人工智能產業中，這一邏輯進一步被放大。大模型的訓練過程本質上依賴于對人類語言能力、判斷力與倫理感受的系統性吸納與重組。標注者與審核員的工作并不只是對數據進行技術處理，他們同時在為機器提供社會世界的認知框架與規范模板。非物質勞動在這一過程中進入了技術系統的內部結構，成為“自動化”得以運作的前提條件。因此，自動化并沒有簡單地消除人的心智勞動，而是通過大量低薪或隱形的非物質勞動，將這種能力拆解、復制并擴展到機器系統之中。

這一現象具有重要的理論意涵：所謂“技術進步”并沒有將人排除出生產過程，相反，它通過一種更加隱蔽而復雜的方式將人的非物質能力納入到新的占有與重組機制之中。算法在這里也并不構成一種中性的技術媒介，而是一個將人類的感受、判斷與關系結構系統性地編碼進資本主義積累邏輯之中的關鍵裝置。

在服務業與零工經濟中，同樣的機制以另一種形式展開。平臺通過評分系統與用戶反饋，把禮貌、耐心、同理心與情緒管理能力轉換為可比較、可排序的績效指標。勞動者不僅需要完成任務本身，還被要求以特定的“情緒風格”來完成任務，由此，出售的不再只是體力或時間，還包括自我調節與情感管理的能力，主體性本身進入了被評估與優化的流程。非物質勞動研究正是在這一層面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當情感被納入績效系統，主體性會被塑造成什么樣的形態？

正是在這里，非物質勞動理論提供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視角：當代資本主義正在通過平臺技術，把社會互動本身納入生產過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持續地嵌入價值鏈條之中，勞動沖突的焦點也隨之發生轉移，不再僅僅圍繞工資與工時，而逐漸擴展到情感、尊嚴與自我呈現的控制權。平臺鼓勵你“做你自己”，但這個“自己”已經被算法與市場預先框定為某種可盈利的形象。

進入主體性的資本

當勞動深入到認知、情感與關系的層面時，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也隨之發生了結構性的位移。在工業資本主義階段，勞動主要被嵌入在工廠制度、勞動契約與工資關系之中；而在平臺資本主義條件下，它越來越多地通過媒介環境、算法機制與文化規范來被組織與引導。這一變化意味著權力不再主要作用于身體的調度與時間的支配，而是進入了人的表達方式、情感取向與自我理解的層次，在那里持續塑造主體如何感知自己與世界。

在這一結構中，大量關鍵勞動被去勞動化。點贊、陪伴、安慰、幽默與社群維護構成了數字經濟的基礎，卻被描述為“自我表達”或“社交”，從而逃避了價值分配與勞動保護的討論。非物質勞動概念的意義正在于揭示這種被遮蔽的剝削。

這種遮蔽與性別結構密切相關。情感勞動、照護勞動與關系維護長期以來被視為女性的“自然能力”，在數字經濟中又被重新包裝為內容創作、社區運營與粉絲經濟，卻依然缺乏制度性的承認。這使非物質勞動成為理解當代性別不平等與情緒剝削的重要切入點。

更深層的變化在于主體性的重組。個體被要求不斷將自我轉化為可展示、可比較、可交易的對象：人設、風格、態度、情緒都成為可以被優化的資源。這不僅改變了工作的意義，還改變了“成為一個人”的意義。在這樣的社會中，焦慮、不穩定與自我耗竭不再只是心理問題，而是結構性后果。非物質勞動的壓力來自于一種持續的自我動員：永遠在線、永遠可見、永遠可被評價。資本通過這一機制，將社會生活本身納入積累過程。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5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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