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廠“邊緣人”的1480天

一個人如何卷入，又如何被甩出，不同的人各自有怎樣不同的選擇和反思。

口述｜張小滿

文 | 魏曉涵

編 |王珊瑚

文章來源｜極晝工作室(ID:media-fox)

水晶宮殿

2020年，入職這家大廠的第一天，高挑的大廳讓我聯想到歐洲的教堂，外形現代的建筑，幕墻由一排排矩形玻璃窗戶拼接起。走在樓下廣場，就是走在它的陰影里，在這座很大的“白領的水晶宮殿”，我感覺自己很渺小。

進入大廠之前，我做了蠻長時間的自由撰稿，收入是很低的，生存壓力擺在眼前。可能是自由撰稿的作品被大廠做內容的人看到了，一個朋友告訴我，這家大廠要開新的欄目，采訪內部各種各樣的人，他們需要招一個這樣的員工。

那時候，大廠對我來說是有光環的。我從一所普通的一本大學畢業，像阿里騰訊這些大廠都不會來我們學校校招。2014年在深圳的媒體工作，正好碰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采訪過很多從互聯網大廠出來的創業者，他們給我感覺很不一樣、很輕盈，好像代表了一種“進步”。

六輪面試，得到口頭offer之后，我被告知“沒有HC（注：Head Count，即名額）了”，后來才知道他們招了別人。我被推薦到另一個崗，又經歷了幾輪面試，這個曲折的過程讓我極度渴望抓住什么，收到錄用郵件，我松了口氣，像是找到了“岸”。

變化很快，這是大廠給我的第一感覺。面試中很多人都告訴我，他們在選一個能帶去新變化、新氣象的人。我當時就做那種夢，我也許能參與這家公司的歷史傳記的書寫。完全想象不到，一進去是寫項目的新聞稿，一千字的東西反復磨，給各種領導看，改好多遍。也做自媒體的投放——產品上線了，希望對方寫軟文來推廣。

當時大廠在項目的傳播上，預算還十分慷慨，我們可能花了上千萬的錢。這在我的成長經歷中，是無法想象的，進大廠前我的存款都沒有十萬。為了向我們證明影響力，自媒體可以買數據，我們知道是買的，也會拿去匯報。有時我會覺得就像在做一場表演，硬是把它完成掉。

我所在的是職能部門，純花錢，不創造商業利潤，總是配合別的部門的工作。晉升空間更小，工資水平更低。在大廠有統一稱呼——“中臺”。點開工作APP里的組織架構，有一個很大的樹狀圖，打開一個個網狀的枝椏，我們在很末端的位置。一位工作多年的同事給了一個真實定位，邊緣部門的邊緣崗位。

我很快接受了“邊緣”的位置。可能因為我一直游走在邊緣地帶，小時候從農村到城鎮、縣城，大學在四線城市再到深圳。后來我發現，在邊緣部門，也有同事能做出高光的項目，走到聚光燈下。

陷入這樣的工作沒有太久，一個多月后，突然有一周總監不給布置工作任務了，我很恐慌，坐在斜對面的女生試用期沒過被裁了，危機感是很強的。一個早上接到電話我才知道，部門組織架構變動，我和幾個同事被劃出去，分給了另一個leader，然后整個工作的方向、業務都要換掉了。

那一刻我意識到，在大廠，很多東西是個體控制不了的。

一起被劃到新部門的同事江小漁試圖說服我，和他一起內部“創業”，做一個內容創新項目，利用大廠的平臺和資源，關注數字時代人的境況和發展。我也意識到，那是我當時為數不多可以抓住的機會。

這樣的創業在大廠內部被許可，和當時的互聯網環境有關。2020年正好趕上直播、短視頻、電商、線上社區興起，互聯網行業還是有蛋糕可分，有空間讓大家做這些展示大廠口碑的內容。后來企業越來越難，這些“錦上添花”的功能就會被舍棄掉。

那是大廠“黃金時代的末尾”。

●從格子間落地窗看到的彩虹。

好用的人

進大廠的第一次考核，臨近過年，我拿了一次低績效。做記者的時候我都沒有被打過很差的，心里問為什么是我？組里必須有人要背一個差績效。上級安慰我，說看長遠一點，你的項目已經啟動了，不要太難過。

我還是很難受，它意味著第二年沒有任何晉升和漲薪的機會，我要先生存下來。極少的資源，只有我和江小漁兩個人手，用大廠內部的話說，創業項目“冷啟動”了。我們開始做內容，出差采訪寫稿，逐漸組建起小團隊，有了落地活動、預算、外約作者。

四個月后，一篇文章被大老板點贊，連八桿子打不著的業務線同事都跑來問。上位者的“金手指”，是“對公司有價值”的證明，它會給項目帶來一段時間的安全感。

我們“中臺”部門的工作成果沒有辦法完全量化，一個重要的標準是“影響力”。分管我們的總經理下面有上百人，我們對他來說是很小的部門。很多時候我感覺我們要猜他喜歡什么、最近在焦慮什么，總經理也在猜上面喜歡什么。我們調侃，如果老板是熊貓就好了。我們只需要判斷它愛吃新鮮還是老一點的竹子，可大多數時候他是什么都想吃一口的雜食動物。

我和業務部門的總監聊過，不像我們文科崗位，他的考評更容易量化，比如給公司帶來的利潤、APP的月活。但他也要給老板提供情緒價值，比如凌晨兩點被叫去開會。

“向上管理”，本質上是一種對人性的把握，有權力關系的職場都會出現，不同的是大廠涉及的利益競爭更大。公司內網會彈出“向上管理”的課程，也會請那種“導師”講課，教你如何踩準老板的喜好和節拍——如果老板把我罵了一頓，我要想他為什么罵我，而不是他不對。

大廠招的都是精英、很聰明的人，當他習以為常地跟你討論這些，有時候還覺得很驕傲的，這種氛圍很容易把人同化，尤其是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很多人是主動工具化的——他們很快明白這個規則想要什么，把自己變成好用的人，被體系工具化，本質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

我一開始肯定是想過適應的，也想匯報什么，經常拿著A4紙講幾句，老板就不愿意聽了。后來我把方案寫得更好，再去還是不行。有時候我覺得工作匯報也是一種表演，用精心組織過的語言，嚴陣以待。我發現我在說自己不相信的東西時，聲音都是顫抖的。

在大廠，似乎每個人都在積極爭取匯報，匯報機會意味著ta是那段時間被重視的人。實際上一個項目能否通過，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預算夠不夠、組織架構變動了，包括老板的心情，會有人去問秘書，老板心情怎么樣，如果不好就先暫停一下，第二天再去匯報。

一開始失去一個匯報機會，我心里還會失落一下，后面不會了。我發現每個人都會經歷匯報失敗，包括同事江小漁。其實我覺得，你去恭維、順應老板，反而有時候匯報不成功，不如實話實說反而有不錯的效果，老板更需要聽到不一樣的觀點。

憑借這個項目，那一年上半年的考核，江小漁是最優級，我屬于中等。之后他淡出了編輯部的管理。及時扔掉舊的，建立新的，才是大廠的工作節奏。而我還愿意一直繼續把項目往深了做，因為我覺得這件事還挺有價值的，它讓我連接了很多外部的人，高校、作者、社會學領域的學者等等。

很久之后，我們不再有工作上的交集，回憶起來，江小漁這樣總結：“當時我是一個必須要在工作中拿到積極反饋的人，可能有點像‘獵人’，你有點像‘農民’。我做不到你那樣有一種續航能力，比如飛機已經燒了一個窟窿，我第一反應是先跳下去再說。”

●一名程序員遠眺深圳這座城市。

凜冬將至

我換過四次工位，前兩次基本都是空無一物，一臺電腦、一個電話和一個水杯，就感覺這個人不會長久待下去，隨時要跑路。

這四年，我沒有待得很舒服的時候。在媒體寫文章，公眾很容易就有反饋。在大廠，我總是需要靠猜測別人的反應，來佐證我的工作有沒有效果，要顧慮同事的情緒、老板的情緒，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帶來身體上的反應，我痛經痛得要死，家庭生活也異常混亂。

搬到第三個工位，我買來兩棵植物，很小的羅漢松。可能待著待著，我對那個部門還是有了一點歸屬感？同事里沒有人離職，只有被裁的，很少有人加入進來。

當時互聯網大廠正在由盛轉衰，公司開始“收縮過冬”“降本增效”。陸陸續續有同事被裁，就業環境不好，大家恐懼，也慶幸還有一份工作，拿著不錯的工資。我所在的“中臺”部門，受裁員影響相對更小，逐漸變成大家想要轉崗的地方。

以前項目匯報一下通過的時候，我知道這個是鼓勵的。后面的考核，不斷需要證明我這個人對公司有用，項目對公司有價值，這讓我很痛苦。我的項目推進不斷受阻，一個方案要改很多遍，老是通過不了。即使領導說先試一下，可能也是一個安慰。我察覺到危機，有點凜冬將至的感覺。

項目和出版社合作的圖書終于面世，考核后，我被告知沒有調薪機會，原因是公司“過冬”。我想努力符合這個系統的標準，但那一刻意識到，可能毫無意義。那我就不跟你玩這套游戲了，后來我沒有再參與過一次系統內的晉升，只是在干自己想干的事，連接高校，開和互聯網相關的研討會，跟學術雜志合作。

即使自己從本能上沒有那么在乎那個體系的考核，不太依附于它，我也根本背離不了，需要它給你一個中等的績效，不被淘汰。互聯網不是一個人浮于事的地方，你不可能在里面漂浮著待四年，一直要做事，不斷找新的事做，才有可能存活下來，危機感是時時刻刻都在的。

并非我一個人，我的同事江小漁也在匯報中一次次被挑戰。他產生了深深的倦怠感，事情總是無法推進，他意識到，之前追逐過的東西也許只是泡沫，“需要拋開工作目的去連接一些人”。他在工作之外建立自己的秩序。

那段時間，我寫下母親在深圳做保潔的故事，出版了第一本書《我的母親做保潔》，對我的大廠生活是一個很重要的緩沖和精神出口，有另一件事在幫我建立秩序。有一塊新的飛地，是我相比很多大廠人很幸運的地方。

我也因此更多關注到大廠的保潔和保安，保潔阿姨會幫同事的植物澆水、找丟掉的傘，她們也會在樓梯間把手機調靜音看抖音，里面的人張牙舞爪，像默劇一樣。感覺挺諷刺的，我們共享一片很豪華的辦公樓、共享同一片海景，但她們的生存狀況是那樣的。我也會和保安聊天，我喜歡跟人聊天，有的同事會覺得我不可理喻，天天跟自己工作沒有關系的人聊天。

2023年的五一假期結束后，我沒有收到續簽的郵件，這是個危險的信號。后來某次和間接leader一起坐地鐵回家，她問我，怎么不考慮生個孩子？后來我意識到，她可能提前得知了我不被續約的消息。一些女同事會通過懷孕保住工作，大家稱為“戰略性懷孕”。

我覺得那是一個更深的陷阱。就算懷孕了，我的工作會減少嗎？要靠別人的同情在大廠生存嗎？我能在里面待得舒服嗎？我沒有去戰略性懷孕。我在等待壞結果的必然到來。

●張小滿送給同事一瓶自己種出來的黃皮樹。

離開之后

雖然早有預感，但當裁員發生在我身上，還是很難受，有一種被這個體系拋棄的感覺。我分析了一通，結婚了還沒有生孩子，又是唯一的女性，已經快35歲，好像只能裁我。

在會議室里，我不爭氣地流淚。江小漁得知我被裁后，發來一個大哭的表情，“對你也是解脫”。我沒有立馬回復他。解脫好像是離開一整片苦海，我不覺得自己在大廠的整個經歷都像在煎熬。它是很復雜的。

那一波和我一樣，也有別的同事被拉去面聊裁員。不止我一個人身上在發生這些事，這些感受真的只有我一個人存在嗎？我想把這些經歷寫出來，文字是我應對世界的一種方式。

在last day來臨之前，我得到了一個新的轉崗機會，我抓住了它。隨后的九個月，我不再有什么期待，看命運帶我走向何方。新的崗位是做企業內宣，寫的東西要被審核很多遍，需要正能量。江小漁告訴我，這種才是大廠的常態。

我感覺到嚴重的被否定，無數的人來指導我寫東西，評價我“渲染能力不夠”、“不夠正能量”，像直升機一樣在我頭頂盤旋。我有種一無是處的感覺。在我想提離職前，領導主動來找我，幫我申請了裁員和賠償。

2024年的夏天，我徹底離開了大廠。那天天氣非常好，陽光很燦爛，還有風。大樓前的紅色鳳凰花也開得很燦爛，在地上拖出長長的影子。我沒有覺得自己失去了很多東西，狀態很輕盈，我要開始新的生活了。

我沒有讓任何人送我。我的間接leader在出差，她給我發了條消息，大意是：你的大廠生活已經結束了，我希望你記住的都是開心、溫暖、有意義的瞬間。

這也是大廠教會我非常重要的，和人產生的連接非常難得。

●一名程序員在下班后的人潮中。

離開大廠后，我和之前的同事在工作之外的地方見面，大排檔、公園、咖啡館、家里，聊工作，也聊很多別的東西。工作那個場景會急劇壓縮人的個性，在外面會發現不一樣的東西。比如江小漁很愛拍照，去他家會看到他拍的很多照片，他會把旅行的見聞講給我聽。

一開始我覺得自己是這個體系的失敗者，后來發現不是。沒有被大廠吸附進去，有點抽離，我才能觀察到那么多別人習以為常的東西。

幾年過去，無論員工、總監、總經理，各自有了新的動向。工作了九年的程序員朋友去年和我一樣遭遇了裁員，他準備賣掉房子離開深圳；和我同一批被裁員的朋友回老家，選擇了自由職業，做手工養活自己。所以走出水晶宮殿以后，沒有那么可怕。

江小漁升職加薪了，他一直是一個很好的適應體系的人，工作生活也平衡得更好了；總監去了新的AI項目，現在在大廠最高光的地方，部門招人都是碩博起步，開的工資已經高過他，可以用十年時間換別人一輩子的財富。

最近我和書里的寫作對象聊起大廠，這幾年原來的大部門變化非常大。因為業務緊縮，“中臺”不太存在了，原來的部門人少了很多。像我和江小魚那時候的創業項目，除了AI部門，現在已經不可能，沒有什么創新的空間，沒有蛋糕可以分了。

回想那四年，一個我印象深刻的記憶是，疫情有一天和媽媽吵架吵得很兇，沒有地方去，我就去了大廠當時的工位。整個樓層特別安靜，沒有人，窗外是琴葉榕、天堂鳥那種有東南亞風情的植物，有一種夢幻的感覺。它有時候是一個避難所，但你知道你不可能永遠待在這里享受安靜。

（部分內容引自張小滿的著作《大廠小民》，文中圖片均由講述者提供）

本文轉載自【極晝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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