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新晉職稱破格人員系列訪談

作為青年學者，我認為應從三個方面發力，踐行使命擔當。一是筑牢思想之基，把穩學術航向。確保學術研究始終立足中國大地、回應時代之問，自覺將學術追求融入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比如，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等重大命題開展研究，把個人學術方向與國家文化戰略緊密結合。二是深耕核心領域，服務“國之大者”。緊扣國家重大決策部署，聚焦學科的重點、難點問題，為黨中央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比如，立足邊疆地區開展科技考古工作，用實證研究為民族歷史、文化認同、文明交流提供科學依據。三是勇擔傳播之責，貫通學用之道。積極推動學術成果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面向公眾的科普闡釋、適應新媒體語境的表達創新，讓研究成果從書齋走向社會，助力提升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比如，走進博物館開展學術講座、推出考古科普內容、用通俗語言講好中華文明故事。

當前，世界變亂交織、動蕩加劇，任何學者都很難僅憑一己之力對重大戰略問題作出系統性和全局性回應。2025年，我在參與編寫新編《列國志·尼泊爾》的過程中，深感區域國別研究和國際問題研究絕非單一學科的“獨角戲”，而是多學科交叉融合的“交響樂”。中國社會科學院涵蓋多學部、多學科的獨特布局，為打破學科壁壘、組建跨領域創新研究團隊提供了天然優勢。我們應依托這一優勢，聚焦國家戰略需求、全球治理熱點、跨區域復雜議題等組建創新研究團隊。個人通過長期跟蹤的區域、議題、理論等為團隊攻關提供智力支撐，團隊則為個人搭建協同研究平臺、整合跨學科資源、提供穩定研究保障。最終，形成個人有專長、團隊有合力、研究有突破、服務有實效的協同創新格局。

下一步，我將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邊疆治理的重要論述精神為根本遵循，明確目標導向、學術方向和價值取向，在夯實學術基礎、深化學理闡釋、強化理論創新、促進學科融合、打造研究隊伍等方面積極努力。把握新時代我國邊疆研究學術發展動態，開展學術史研究；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邊疆治理的重要論述精神，深化學理闡釋；立足“五個共同”歷史觀和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在標識性概念、話語體系建構等方面開展理論創新；積極擁抱數字人文方法和人工智能技術，推動研究范式革新；借助中國邊疆研究所和中國邊疆學會平臺，團結學界力量，組建高水平研究隊伍，形成研究共識，為打造中國邊疆學派努力奮斗。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全面深刻影響著人類社會生活，也對創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主動適應人工智能帶來的新形勢新變化，探索以人機協同模式推進學術研究，借力人工智能，以科技賦能高質量科研。同時，要防止對人工智能形成過度依賴，不能以人工智能取代文本閱讀。特別是對于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共黨史黨建學研究的學者，仍然要堅持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原原本本閱讀經典文獻，走進歷史文獻的深處感悟真理、發現規律。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一項需要久久為功的大工程。就我個人而言，關鍵是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里找準切口、持續深耕，以扎實的學術成果為這項大工程添磚加瓦。

一是深耕標識性概念的學理闡釋。標識性概念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石，我計劃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原創性、標識性的概念為切入點，深入挖掘其理論內涵與學理根基，并在國內外比較研究中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如何超越西方傳統的聯盟理論。

二是強化史料與實證支撐。好的概念闡釋需要有扎實的史料與案例作為支撐。下一步，我將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議題，系統收集和整理相關歷史案例與經驗數據，特別是關注冷戰以來國際秩序變遷中的關鍵節點，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原創性理論體系建構提供經得起檢驗的事實依據。

三是注重理論對話與現實回應。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最終要服務于解釋中國實踐、回應時代問題。我將努力在學術研究與政策關切之間建立連接：一方面，在國際學術平臺主動發聲，推動中國概念的國際傳播；另一方面，關注全球治理的現實演進，將研究成果轉化為能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學理支撐。

人工智能在西域史學研究領域的重大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實現數據庫的AI智能化，目前在智能檢索、多語種文獻自動識別方面已經取得較大進展；二是依托AI大語言模型實現跨語種“互文”關聯闡釋。目前，我在組織中國歷史研究院西域歷史科研創新團隊開展工作的過程中，計劃將第二方面作為主要探索方向，重點攻關西域跨語種文本語義對齊、概念映射與語義聚合，同時輔助科研工作中的跨語種命名實體識別與追蹤。在此基礎上，實現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知識、觀念在跨語種傳播過程中的路徑追蹤，構建文化觀念的流變網絡。

財政學研究要做到有組織科研與個人學術研究深度融合、同頻發力。要以有組織科研為抓手，精準對接國家戰略需求，有效整合各類科研資源，推動財稅研究成果服務政策實踐；以個人研究為根基，深耕中國特色財稅領域的重點和難點問題，聚焦本土實踐開展理論創新，不斷提升學術研究的精準度與深度。通過二者有機融合，實現理論創新與實踐需求相促進、學術價值與決策參考價值相融合的良性發展局面，推動財政學研究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大使命，也是歷史學研究實現范式轉型的關鍵契機。作為從事早期中華文明史研究的青年學者，我認為須做到以下五點。第一，在學術導向上，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的宗旨，圍繞“國之大者”，將早期中華文明史研究與國家文化戰略緊密結合，回答時代之問。第二，在指導理論上，堅持唯物史觀，深入發掘中國古代優秀史學傳統，在“兩個結合”中創新早期中華文明史理論體系。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走多學科交叉研究道路，傳承中國史學重實證、通古今的優良傳統，推進傳統考古學、科技考古新技術與歷史學的深度融合，夯實自主知識體系的材料根基。第四，在研究思路上，加強中西文明比較研究，在文明互鑒中彰顯中華文明特質，提升中國學術的國際話語權。第五，在成果推廣上，力求以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語言，讓早期文明史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食糧”。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不能閉門造車，尤其是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不能自說自話。中國式現代化一定是世界普遍性與中國特殊性的辯證結合。因此，第一，要精準把握西方主流理論，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樣才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自主理論。第二，要通過恰當的歷史比較，尋找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共性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從古今中外的比較中提煉出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凝練中國原創的現代化理論。這要求我們在大國博弈和國際體系深刻變革的時代，積極投身一線的國際學術交流與調查研究，以鮮活的“中國故事”和原創性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為支點，在國際戰略領域逐步形成中國特色大國戰略理論。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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