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樂清才子赴棉蘭，成華僑抗日領袖血灑異域

周斌，又名周方淦、周君雅、周懷昂，1911年出生，浙江樂清縣虹橋港沿村人，農村手工業家庭出身。

他家里十分貧困，全家八口僅靠父親一人做木工的微薄收入勉強度日。因此，他在本地鄉村小學念完初小后，便隨父親外出當木工學徒了。

一次，父子倆在蒲岐鎮東門外村給人建房，新房建好后，屋主四處請不到人給新房寫對聯。周斌年少膽壯，便毛遂自薦。他的一手好字震驚了四方鄉鄰，都說周家出了個“狀元”。鄉鄰們紛紛勸說其父親讓周斌繼續求學，以免埋沒了英才。

在眾人的再三勸說下，父親咬咬牙湊了點錢，讓周斌到溫州學習。他在溫州一個教會辦的浙南三育學校附屬小學和初中部相繼念完高小和中學。其間，他在同鄉趙洪品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開始投身于革命事業。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時，周斌在家鄉參與組織樂清縣學生救國會，向群眾宣傳五卅慘案的經過，發動群眾奮起響應，捐助并聲援上海工人、學生的正義斗爭。1926年7月北伐開始后，他又積極協助組織農民協會，發動農民群眾支援北伐戰爭。

大革命失敗后，學生救國會遭到土豪劣紳的控告而解散，農民協會也被政府下令取締。

1929年秋，周斌進入南京三育大學學習，并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兼任校長室秘書。半年后，他又兼任該校電機部主任，從事學校的機電維修等工作，歷時約7年。

此時，好友趙洪品已投奔其在印度尼西亞的同學，僑居棉蘭市，先后擔任棉蘭第三小學和火水山埠中華學校校長。

因受趙洪品之邀，1937年夏周斌辭去南京三育大學電機部主任一職，到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簡稱“蘇島”）的火水山埠中華學校擔任教務兼訓育主任。

華僑在棉蘭居民人口中占百分之六七十。他們中有商人、漁工、碼頭工，也有菜農、自由職業者。中華學校便是由當地華僑集資興辦的。學校創辦于1905年，設小學和初中部，有近千名學生。

創辦人兼第一任校長是羅仲霍（廣東惠東人），曾為同盟會會員，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之后的歷任校長和教員，也多為革命志士，在蘇島華僑中積極傳播愛國思想。這些為日后周斌開展華僑愛國進步活動和宣傳抗日救亡思想奠定了基礎。

在該校任教期間，周斌接觸了大量抗戰類的書籍。1938年，他拿出全部積蓄，與趙洪品等一起在棉蘭市創辦了大地書店。

書店表面上經營國內出版的普通書籍，實際上通過各種渠道引進了多種社會科學書籍以及宣傳抗日的書刊，成為傳播進步思想和開展交流活動的中心。

盡管如此，周斌和趙洪品、陳季華等照樣進行募款，并通過印度尼西亞新報社社長洪淵源將款項轉寄給香港的保衛中國同盟，以救護國內抗戰受傷的將士。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和連貫介紹周斌去陜北，這讓周斌決定回國。1938年10月7日，他自蘇島起程，經英屬檳榔嶼、新加坡、香港地區，轉廣州灣入廣西北上甘肅慶陽，最后抵達延安。

因為有廖承志的介紹，他很快便被安排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學習。

抗大學習期滿后，周斌主動向黨組織提出申請，再次回到印度尼西亞，從事組織國際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他回到印度尼西亞蘇島棉蘭市后，繼續在火水山埠中華學校任教，并很快擔任校長。在該校期間，他向學生宣傳革命思想，給初中部學生加開政治經濟學課程。他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還為校外失學青年開辦義務夜校。

他知識淵博、講課生動，書上一句話的內容，他可講出一串串的歷史故事，可以說是博古通今，學生們都喜歡聽他講課。他態度和藹、平易近人，凡有所求，無不竭誠接待和解答，深獲廣大華僑青年和學生的愛戴。

他向學生們介紹火水山埠中華學校早期畢業的幾位學生寧愿拋棄國外優越的物質生活，在抗戰期間毅然返回祖國、投奔延安的事跡。

為了解決蘇島進步青年“精神食糧”的問題，周斌自延安返回印尼途經香港地區時，就與當地進步書店接洽了有關進口進步書籍的事?；氐交鹚讲汉?，他與趙洪品等人以招股集資的辦法，在棉蘭大地書店后面的暗室里，建立了抗日書刊地下印刷所，并親任經理。

他還指導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籌集救濟資金賑濟祖國難民，籌募捐款支援八路軍抗戰。鑒于荷蘭殖民當局對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阻撓和破壞，他要求學生們提高警惕，對一般華僑商人多做說服工作，曉以大義；對少數唯利是圖的頑固分子，要講究策略、分別對待，盡可能團結大多數，共同對敵。

學生們在他的指導下開展抵制日貨運動。他們將抵制日貨宣傳隊分成小組，挨家挨戶進行宣傳，在當地掀起了一個抵制日貨的小高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相繼侵占印度尼西亞群島。翌年3月，日軍在蘇北（今北蘇門答臘?。┑顷懞螅L驅直入，很快便占領了首府棉蘭。

蘇北淪陷后，華僑在日本法西斯血腥統治下深受其害，這更激發了他們的反抗意志。不久，周斌、趙洪品、熊辛克、林革塵、黃亞武和張谷和等開始籌劃秘密抗日組織。

1942年6月，他們在棉蘭成立蘇島人民抗敵會，接著又先后在先達和火水山成立抗敵會，周斌是火水山抗敵會的主要領導人。

11月，蘇島人民抗敵會改名為蘇島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簡稱“反盟”）。反盟總部下設5個部：組織部、印度尼西亞問題研究部、華僑社會部、青年工作部、婦女工作部。周斌是反盟總部的核心領導人之一，并具體負責青年工作部的工作。

他擔起領導的使命，吸收了中華學校的幾十名學員為反盟盟員，并不斷感化和動員學生參加反盟。反盟成立后不久，盟員即增至400多人。

他們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在華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中秘密地進行宣傳和發動，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周斌親自編寫抗日書刊，通過地下印刷所編印成冊，再由盟員分送到工廠、學校、車站、碼頭、城市和鄉村。

同時，周斌通過中共組織在香港地區的聯絡站，和國內黨組織保持聯系并接受指示，把募捐所得資金由反盟總部寄往香港地區再轉到延安。

1942年9月至1943年初，華抗（蘇島華僑抗敵協會）和反盟兩個抗日組織經過多次接觸和磋商后，在保留原有組織的基礎上聯合建立了蘇島反法西斯總同盟（簡稱“總同盟”），實行統一領導。

總同盟包括4個支部：棉蘭反盟支部、先達反盟支部、火水山反盟支部和華抗支部。隨后，棉蘭反盟的婦女工作委員會改組為棉蘭婦女反法西斯同盟，也參加了總同盟?？偼祟I導機構由各支部代表組成，周斌是領導人之一。

為適應嚴酷的秘密斗爭環境，總同盟各支部在統一領導下各自進行活動。華抗和反盟聯合起來后，蘇北華僑抗日組織日益壯大，抗日活動穩步開展。

1943年，美英聯軍在太平洋開始反攻，日軍在戰場上節節失利，為保證其在東南亞后方的安全，日軍便加緊肅清抗日分子和可疑分子的行動。

不久，盟員的叛變投敵引發了“九二〇事件”。1943年9月20日，日軍在蘇北大肆搜捕地下抗日分子，華抗和反盟的成員以及閱讀秘密報紙的群眾等近百人被捕。

“九二〇事件”后，蘇島各地被捕的各族各界人士達數千人，僅蘇北就有近千人。此時周斌雖然平安轉移到農村隱蔽，但日本憲兵司令部及特高科派出大量便衣，四處搜捕他。在隱蔽將近一年之后，周斌于1944年8月不幸被日軍逮捕，押往棉蘭日軍憲兵部。

此時，周斌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在被捕上車前暗藏了一把剃刀，打算當日在棉蘭日軍憲兵部獄中割喉自刎，但被獄卒發覺，未果。日軍對周斌施以各種酷刑，周斌雖然身體瘦弱，但面對敵人的酷刑毫無懼色、堅貞不屈。

他在獄中組織難友進行斗爭，宣傳正義思想，不斷鼓勵獄友說：“要抱定宗旨，不要違背良心，只管向前直沖，不用稀罕人家的理解、同情與漂亮話，蓋棺定論，自有是非黑白。”

在日軍憲兵司令部審訊庭上，他富辯才、有膽識，痛斥敵人的法西斯暴行，駁得日軍審判官啞口無言，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條“鐵漢”。

日軍惱羞成怒，決定于1945年3月7日在棉蘭市第一刑務所對周斌行刑。日軍在準備對這位“共產黨頭子”執行槍決時，為防止反盟盟員和人民群眾冒死來搶奪這位深得民心的革命領導人，便加強了對棉蘭市第一刑務所的戒備，對外嚴密封鎖消息。

行刑時，周斌后腦中彈，但并未氣絕。日軍本想補一槍，但怕驚動附近的群眾而節外生枝，就命人將周斌活埋。

異國荒野埋忠骨，浩氣長存南海濱。周斌烈士為黨和人民，特別是為國際抗日救亡所作的貢獻，永遠值得后人頌揚和紀念。

2015年，周斌入選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