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巨貪，兩次落網都是被紅顏所害，背后的故事令人唏噓

1995年12月28日，深圳體育館。六千名副處級以上干部坐在臺下，一動不動。臺上站著一個男人，手被反綁，低著頭。

就在宣判結束的幾分鐘后，他被押出會場，押上囚車，押赴刑場。槍響之前，他沒有回頭。

這個男人，叫王建業。他曾是深圳最有權力的處長之一，也是當時全國受賄數額最高的罪犯。而讓他兩次自投羅網的，是同一個女人。

1986年2月，王建業從吉林調到深圳。那是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沒幾年的深圳，到處是工地，到處是機會，也到處是漏洞。王建業落腳的地方，叫深圳市計劃局財貿處。聽起來普通，實則不然。

王建業1987年升副處長，1990年坐上處長的位子，全面接管深圳市外匯額度分配和進口物資審批。這個權力的含金量，用當時一句話形容最準——"每天約他吃飯的公關隊伍排成長龍，繞著樓道都轉不完。"

企業要進口鋼材，找他。公司要換外匯，找他。想拿免稅指標，還是找他。他的一個章，值多少錢？沒有上限。

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危險。審批權集中在一個人手里，沒有制衡，沒有監督，只有排隊送禮的人。王建業在這個位置上，一坐就是好幾年。腐化，是遲早的事。

但讓這場腐敗真正加速的，不是那些送錢的企業主，而是一個叫史燕青的女人。

1991年底，兩人關系越過了邊界。

王建業當時有妻有子，但沒擋住。史燕青正式成了他的情婦。王建業隨后的第一個動作，是推薦她承包一家物資公司的業務部。

這個安排，是整個犯罪鏈條的起點。

史燕青有了合法的公司身份，王建業有了審批大權，兩個人一內一外，開始系統性地把國家資源變成私人財富。

具體怎么操作？分三條線。

第一條線是受賄。王建業利用審批職務，給各家企業批指標、批外匯，收錢。從1992年8月到1993年6月，十個月，受賄超一千萬。平均每個月進賬百萬元以上。那一年，廣東省國有單位職工人均全年工資不到五千五百元。他一個月收的錢，頂普通工人干一百八十年。

第三條線是聯手貪污。1993年5月，最大的一筆來了。史燕青以蛇口石化公司名義，謊稱"朋友手里有300萬美元外匯額度，其中150萬以牌價供公司使用，另外150萬需要按市場調劑價購買，差價要付給中間人"，騙取公司同意，再由王建業經手批了300萬美元的外匯額度。

這筆交易套出的差價和手續費，合計人民幣452萬元。錢通過史燕青弟弟的賬戶提出來，轉成美元，打進王建業在香港華僑商業銀行的私人賬戶。

贓款出境，賬戶在香港，人留深圳——這是一套成熟的洗錢路徑。

兩個人沒有停手。他們還在張羅后路。

1992年6月，王建業和史燕青化名"李亞平"和"余芬"，在廣東惠東偽造戶口，辦了結婚手續。以這對假夫妻的名義，兩人申請到了赴泰國探親的護照。同年10月，在一個做保稅業務的商人協助下，兩人又在境外辦了洪都拉斯護照。一套中國假護照，一套洪都拉斯護照，再加上香港的離岸賬戶——后路已經鋪好，隨時可以跑。

只是，跑路的計劃，終究沒有趕上舉報信的速度。

1993年6月，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收到一張紙條。紙條上沒有署名，沒有日期，內容只有短短幾十個字：蛇口石化公司史燕青，勾結計劃局的人，利用審批外匯額度從中受賄。

就這一句話，捅開了整個案子。檢察院沒有輕視這張紙條。專案組先悄悄摸排，越查越深，越查越驚。很快，調查方向鎖定史燕青。檢察人員決定直接上門搜查。

就在這時，門口響起了腳步聲。

原來，搜查進門的時候，史燕青正在給弟弟打電話。通話突然中斷，弟弟怎么回撥都沒人接，以為出了事，趕緊向"姐夫"王建業求救。王建業接到消息，立刻找了親信開車趕過來。親信上樓打探，告訴他很可能是檢察院的人，勸他別上去。王建業沒聽。他上去了。

門開的瞬間，史燕青沖著他大喊，示意他是走錯門了的陌生人。專案人員沒有被這番表演糊弄——來的人，正是護照上的那張臉。當場控制。這是王建業第一次落網。

然后，是審訊。王建業一句話不說，只是不停地抽煙。史燕青倒是開了口，說了一些關于命運和死亡的話，情緒激動，態度強硬。兩人對峙了將近兩天，沒有實質性突破。

就在專案人員疲憊短暫休息的間隙——王建業跑了。

1993年7月4日清晨，他從云南省西雙版納邊境偷渡出去，進入緬甸，再轉道泰國。人跑了，案子還在跑。

王建業在泰國的日子，沒有消停。他一直在打聽國內案件的進展，想著史燕青的情況，想著能不能想辦法撈她出來。他在國外，心還掛在深圳。

這個掛念，成了他的致命傷。

中方掌握了他的行蹤信息，通報泰國警方。1993年9月20日，王建業在泰國被捕。9月30日，他被押解回國。這是第二次落網，還是因為史燕青。

只不過這一次，史燕青已經在檢察機關配合交代，把關鍵信息都說了出去。事后有報道指出，史燕青落網后為求自保，供出了王建業的相關情況，間接促成了泰方對他的抓捕。

王建業的朋友曾經提醒過他，對史燕青別太認真。王建業的回答是：感情的事，旁觀者不清。

他說對了一半。感情的事，外人確實看不透。但有一件事，外人看得清清楚楚——這個男人，為一個女人，把自己送進了死路，兩次。

1994年6月29日，深圳市檢察院正式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從舉報信到起訴，隔了整整一年。這一年里，專案組梳理了海量賬目、證人證詞、銀行流水，把每一筆錢的來源和去向，都追了個清楚。

1995年1月5日，深圳市中院公開審理此案。庭審現場，王建業的辯護思路令人意外——他聲稱收錢的是"李亞平"，不是他本人。他說，"李亞平"是另一個人，那些受賄和賬戶跟他無關。

這個辯護，有點荒唐，但也有點悲涼。那個"李亞平"，是他自己給自己取的假名，是他親手偽造戶口、辦了護照、用來娶史燕青的名字。

他用一個自己造出來的影子，試圖把自己從罪行里切割出去。法院沒有接受這套邏輯。書證、賬單、行賄人的陳述、王建業親筆寫給行賄人的銀行賬號紙條——證據鏈完整，指向明確。

1995年4月7日，一審判決：王建業，受賄罪、貪污罪、重婚罪、偷越國境罪，數罪并罰，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史燕青，投機倒把罪、貪污罪、重婚罪，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兩人均不服，提出上訴。王建業的辯護方還提出一個新論點：聲稱被引渡回國前，中方曾承諾只判有期徒刑，不會判死刑。這個主張，被法院審查后逐一駁回，沒有任何證據支撐。

1995年7月31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1995)粵高法刑經終字第50號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復核。

1995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準對王建業的死刑判決。三級司法機關，三道程序，結論一致。1995年12月28日上午，深圳體育館。這一天舉行的，是宣判執行大會。全市副處級以上干部六千余人參加，坐滿了場館。這場大會，本身就是一種警示——讓每一個手握權力的人，親眼看見這件事的結局。

臺上，法院宣讀最終認定：王建業在任期間，利用審批外匯額度和進口物資指標的職務便利，收受他人賄賂美元及人民幣合計949萬余元；伙同史燕青共同貪污452萬元，本人分得150萬元，贓款全部匯入其香港私人賬戶。

宣判結束，王建業被押離會場。據當時在場人員的描述，整個宣判過程中，史燕青一直注視著他——他站左邊，她扭頭向左；他站右邊，她目光跟著轉。王建業始終沒有回應。

押出會場，押上囚車，押赴刑場。槍響。史燕青的死緩，后來經過數次減刑。2009年10月23日，她刑滿釋放，距離那個下午，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四年。案件留下的東西，比判決書更長久。

學界對此案的關注，集中在兩個層面。一是量刑標準：王建業案是此后學界討論職務犯罪死刑適用時，最常被援引的案例之一。受賄近千萬元、主觀惡性極深、潛逃拒不認罪——這些情節的疊加，構成了當時法律框架下"情節特別嚴重"的完整圖譜。

二是制度反思：一個處級干部，何以在短短兩年內完成如此規模的權錢交換？根源在于審批權過度集中、缺乏實質性監督。這個問題，不會因為一聲槍響而自動消失。

王建業案發生的1993年，距離深圳經濟特區設立不過十三年。那是一個制度在追趕欲望的年代，規則還沒跑贏機會，監督還沒追上權力。王建業站在這個縫隙里，先是吃進去，后是跑出去，最后被拉回來，死在了這里。

他創造了一個紀錄，也終結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