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務農 等 | 超越兩難：高校有組織科研的生態管理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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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務農，范曉偉，& 魯春陽.(2026).超越兩難：高校有組織科研的生態管理取向. 中國遠程教育(3),74-87.

超越兩難：高校有組織科研的生態管理取向
張務農, 范曉偉, 魯春陽

【摘要】科學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象征與主體性顯現，其活動日益被納入組織化管理的軌道，并逐步被嵌入現代社會的構架。由于現代科研深受實用主義與優績主義影響，科研的自由傳統作為現代科研的信條與科研組織化發展的反向張力雖持續存在，但越來越被視為一種理想主義而備受挑戰，致使科研政策選擇與高校科研管理面臨兩難。針對這種困境，本研究基于唐納德?司托克斯關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關系的二維分析框架，揭示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并非兩種類型的研究，而是科學研究的一個連續統，并據此提出了科研的生態管理取向。本研究認為，從科研管理的視角看，不應把有組織科研理解為管理力量對科研要素的指令性重組和對具體科研組織活動的直接干預，而應圍繞科研組織生態建設與支持展開，這需要從管理指向、組織模式、管理定位、組織策略、分布式評價等方面系統性地促進不同類型科研在多維空間內自由延展、聯結與互相促進。

【關鍵詞】高校教師評價; 有組織科研; 科研管理; 科研評價

當今就是一個科研組織化的時代（D. E.司托克斯, 1999, p.67）。2022年8月，教育部印發《關于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 推動高水平自立自強的若干意見》，申明要在繼續充分發揮好自由探索基礎研究主力軍和主陣地作用、持續開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礎上，加快變革高校科研范式和組織模式，強化有組織科研（教育部, 2022）。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則出現了“提高基礎研究組織化程度”（新華社, 2025）的表述，明確提出“基礎研究”的組織化問題。在科研的組織化愈加受到國家政策重視的情況下，仍需將其置于科研組織化與自由探索的辯證關系中進行考量，實現科研組織的外部合法性與內部合法性的統一（蘇明, 2023）。在實踐中，科研的組織化雖然能顯著提升科研產出（鄭莉 ＆ 宣勇, 2025），但行政權力的越位也會導致科研的“他組織”問題（汪洋, 2015, pp.180-183）。這種實踐中的悖論說明科研的組織化與自由探索之間存在更為復雜的相互作用機制，需要對其進行詳細、系統的揭示。若加上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辨以及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各自的異質性，這種復雜性也會疊加。即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有組織研究和自由探索之間存在遠比直觀認識更復雜的關系，值得進一步厘清；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各自的可組織性和自由探索空間，也需要在有組織科研的語境中得到論辨。

一、

科研組織化發展的歷史動因及其論爭

科學是人類本質力量的象征，既受人類好奇心的驅使，也是人類主體性力量的顯現。在西方，科學源于古希臘人對自然（nature）的探索，是一種將神靈因素排除在外的理解世界的求知過程，是從特殊中尋求一般認識，也是一種理智的自由探究行為（D. E.司托克斯, 1999, pp.22-23）。如果這種靠人類的理智能力理解世界而非付諸神靈來解釋世界的行為被界定為科學，那么技術的應用則不包括在科學的定義中：科學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和應用性的；技術則是具象的和應用性的，并非一般的科學抽象認識。盡管古希臘科學沒有明確的技術應用目的，但對人類而言并非毫無意義，它為古希臘人構筑了一個經驗世界的彼岸，為古希臘人變動不居的海洋生活提供了一個可靠的理性居所。這時的科學盡管亦有其用，但主要是為人類提供精神和理智的家園，并非指器物層面的應用。科學雖被認為是技術的本原，但科學主要關心的是真，且只能通過理智來把握，因此，人們可以為科學而科學（李濤, 2020）。中國古人善假于物，但遺憾的是，他們并沒有從這些技術應用中抽象出科學原理，稱象的曹沖終究沒有成為東方的阿基米德，孔子對樊遲的斥責也顯現著中國古代哲人倫理理性精神對技術應用的貶斥。總之，在古代，作為知識探究活動的科學與作為用具的技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科學是個體純粹自由的理性探究活動，自然沒有組織的必要。

科研的組織化進程源于歐洲的自然哲學家意識到科學可以作為人控制自然的方法（D. E.司托克斯, 1999, p.25）。當人與知識的力量合二為一，不僅能認識自然，亦能控制自然，進而改變自身命運。這也成為人們對科研活動進行干預和組織的重要動因。科學開始成為一種越來越強有力的人類手段，越來越有目的性，科學的工具化、技術化張力日益顯現。自科學從希臘傳到歐洲后，作為一種越來越強大的工具逐步引起國家和社會的關注，并與之發生越來越復雜的聯系。在現代社會，科研的組織化表現為科研活動逐步引入基于市場需求的科研資源分配和激勵機制，以及越來越嚴格的政府干預和問責機制，科研因納入現代社會的基本構架而逐漸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組織化特征。

既然當今之科研組織化是科研活動與現代社會結構的耦合，那它必然被政策話語建構。盡管政策確認基于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是有組織科研的前提和基礎，但應用依然是國家通過政策手段推進有組織科研的根本動因。有組織科研的目的是更好服務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和緊迫需求，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撐（教育部, 2022）。因此，在我國的政策語境下，有組織科研主要是指問題導向、需求導向和任務型的研究，有組織科研的組織也主要被理解為一種任務型組織。然而，從政策話語中并不能得出有組織科研就是科研的一種恒常之態，政策亦沒有確認有組織科研應當就是當今科研的根本組織形式。

政策的模糊性及其對有組織科研的留白與關于有組織科研的學術爭鳴相得益彰。有學者認為，有組織科研是社會需求導向的、任務或問題驅動的科研組織形式（張娟 ＆ 荀振芳, 2023）。該定義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國家政策話語的轉譯。也有學者認為，有組織科研是一種基于學科建設需求和國家需求分析的科研規劃發展策略和行動綱領（陳霞玲, 2023）。這主要是從外部合法性來定義有組織科研的，尤其是將學科建設需求也納入對有組織科研的定義中，潛藏著知識探究被學科建設制度規訓的風險：當學科建設被指標化為高影響因子期刊論文、高層次人才稱號和高級別研究項目時，學科導向的有組織科研也會負向影響知識生產活動。也有學者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有組織科研應當體現出科研機構與社會生態的共生共榮關系，從不同主體目標和利益的協調、激勵機制的優化、良好發展環境的營造等方面推動有組織科研（劉洋溪 等, 2024）。這種認識仍然偏向于闡釋有組織科研的外部合法性：正是因為科研活動被認為是嵌入現代社會需求的，因而有組織科研常被作為“個體的、自由的”科研形式的對立形態來理解，即認為有組織科研和自由探索是兩種并列的科研組織形式（曾粵亮 ＆ 司莉, 2023）。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有組織科研指需求驅動的應用基礎研究，它不僅不同于興趣驅動的純基礎研究，也有別于純應用研究（吳正剛 ＆ 劉宇奇, 2024）。這一認識雖觸及了有組織科研的內部合法性問題，但并未就其機理進行系統、詳細的闡述。還有學者從知識生產模式理論出發，認為科研的組織化是新的知識生產模式的制度化，科研的組織化變遷和制度建構是適應知識生產模式變革的過程（趙蘭香 等, 2024），有組織科研作為高校科研機構知識生產與社會現實知識需求的調節器（焦磊, 2022），在人類知識總量急劇增加、分科進一步細化、科研的復雜性和系統性提升的大科學時代，其復雜性和難度也在提升（王思懿, 2024）。但知識生產模式說主要是從知識生產要素整合與協調的角度來理解科研的組織化現象，對知識生產的類型、本質與組織機理仍然觸及不夠。

二、

科研組織化發展的反向張力及其反思

由于現代科研組織方式深受根據才能來分配工作和根據生產效率來分配收入的優績主義影響（朱慧玲, 2022），政府傾向于支持那些有明確應用價值和社會效益的科研項目，純粹好奇心驅動的自主科研以及那些沒有明確社會應用目標的科研項目越來越難以得到國家資金支持和社會認可。現代思想家也開始從技術哲學的層面對基礎科學與應用技術之間的關系展開反思，挑戰了基礎科學研究先于技術應用的習慣性認識。一些現象學技術哲學家指出，技術作為人的存在論差異，在人類歷史上要遠早于科學出現，從而在時間先在性上論證了技術的優先地位，進而通過邏輯先在性證明了技術可以派生出科學，從而把技術是派生的科學顛倒為科學是派生的技術。在科學史和現代人類科研實踐中，也不乏科學只能寄居在技術之中或者只是派生的技術的具體事實案例（D. E.司托克斯, 1999, p.17）。這不僅將技術設置為第一性，而且在客觀上試圖從科技哲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拋棄科學研究的自由傳統，使其遭遇了根本性的危機。但這種將技術置于科學之先、消解科學自由的現象學闡釋，并沒有完成對科學發展全部歷史經驗的直觀。如量子力學的誕生源于物理學家對微觀世界基本規律的純粹興趣，但最終卻成為現代信息技術、半導體等產業發展堅實的理論基礎。即從現象學技術哲學的視角來看，科學與技術在時間先在性和邏輯先在性問題上均存在一種復雜的糾纏關系，不僅不能完全得出科學先于技術的結論，也無法完全得出技術先于科學的確定性認識。

在科學共同體的信念與研究實踐中，自由探索作為科研的一種價值堅守一直沒有完全消退，并駐守在他們的科學信條中，與應用導向的有組織科研始終保持張力。科學之所以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成功的知識，其根本還是因為人類好奇心驅使的自主的、價值獨立的科學探究：它既不崇拜神靈，也不拜服于功利主義或功用主義。因而即便是技術優先論在科技哲學上得到了時間的、邏輯的和實踐的三重證明，人們依然對以興趣驅動、自由探索為主要特征的基礎研究之價值深信不疑，認為有組織科研只是特殊社會時期、特殊情境下的應急之舉。科學在廣闊前沿的進步來自于學者不受約束的活動，他們用探求未知的好奇心所支配的方式，不斷地研究他們自己選擇的課題……在政府的任何科學資助下，探索的自由必須受到保護（V. 布什 等, 2004, p.55）。相對于有組織的應用研究，不受組織約束的基礎研究更容易產生新的知識，并提供科學上的資本（V. 布什 等, 2004, p.12）。一個在基礎科學新知識方面依賴外部的國家，其工業發展速度將減緩，并在國際貿易競爭中處于劣勢（V. 布什 等, 2004, p.12）。被認為是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盡管并不考慮研究的實際應用效果，但的確是技術進步的先驅；應用研究總是排斥純粹自由的研究，而基礎科學一旦受命于不成熟的實際應用目標，就會斷送它的創造力（D. E.司托克斯, 1999, p.2）。

雖然“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信條長期影響和支配著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對科學研究的理解及對其的組織方式，但自由的科研傳統越來越被視為一種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二戰后，盡管美國政府對科研活動的干預或組織秉持《布什報告》中的兩個基本原則，即在和平年代加強對基礎研究的支持與減少政府對研究的干擾，但這種對科學的認識和相應政策安排在崇尚實用主義的美國議員那里總是遭到冷落，其理想主義也致使這一政策最終沒有在科技實踐中取得期望的成功。而在OECD發布的《科學事務指南》（1970年）中，純基礎研究被看作整個科研大廈的策源地，并由其依次衍生出應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應用技術開發研究。它所揭示的有組織科研基本思路也是國家在非緊急情況下應優先關注和保障基礎研究并促進基礎理論向應用理論和技術轉化。然而，隨著認識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案例表明，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方案和技術產品之間并非單向線性轉化關系，而是存在交叉和互相滲透的模糊區域。另外，隨著學科的分化與綜合和知識生產要素的迭代與增加，尤其是隨著作為科技結晶的人工智能對科研活動的反哺，科學研究傳統的理想主義遭遇了更多的現實挑戰。科研活動不僅需要組織和持續的再組織化，也需要在新的條件下重新審視學術自由的必要性及其可能的出路。科研的組織化不僅是解決科研資金來源并取得社會支持的必要條件，也是整合與優化科研要素、理順學術權力有效運作并回應國家問責的必由之路。然而，與政府組織和企業組織相互獨立的科學共同體始終把基于好奇心的純粹科學探究作為學術的基本信條，則可被視為新公共管理主義籠罩之下具有獨立個性和自由探究精神的知識分子對科研場所的庇護。堅持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不僅仍然是科學共同體的基本信念，也駐留在國家組織科研活動的政策內容之中。學術自由既不可被視作一個完全由他者賦予的空間，也不可被視作一個完全自由的空間（霍少波 ＆ 許少玲, 2024）。

三、

科研類型的統合趨向及其評判

當前，延續自科技哲學的關于科學（基礎研究）和技術（應用研究）何者為先的論爭仍在持續。一方面，科學（基礎研究）優先論者所主張的從科學到技術是單向轉化的線性模型在科技實踐活動中切實存在，也不可否認，正是基礎科學的大發展為現代技術開發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技術（應用研究）優先論者所舉證的人類先擁有技術工具，然后發展出形式化的科學及技術造就人之后人才發明科學，也符合人類文明史，技術促進基礎研究的現實案例和成功經驗也不乏其例。面對此困境，認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當屬于兩種并列的科研范式只能暫時調和二者關系，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信條之間的尖銳對立，也無法解決它們對國家科研政策選擇層面造成的困境。

由于基礎研究及其效用顯現的不確定性會降低國家、社會及民眾對科研的支持熱情，純粹自由的科研傳統正在被國家問責主義和市場主義取代，使科研組織制度逐步與國家制度和市場、社會運行機制同構。其中，國家通過政策干預、人事安排、績效評估與科研資金分配，將科研納入國家組織的軌道并使其服務于國家目的。對科研的這種制度化規訓與科研不斷打破知識邊界的創新性本質訴求存在對立，尤其是制度的不完善還會使科研陷入行政邏輯、績效主義與同質化游戲，導致科研中的良莠不齊、原創不力、弄虛作假、貪婪短視（董云川 ＆ 李芬, 2024），使學術自由在得到科研組織化拯救的同時也被置入了一種危險之地。市場主義則導致科研組織化進程中績效主義的嵌入，學術生產指標、學術作品與科研人員的品牌與流量效應被納入科研評估之中。

從國家發展與財富積聚效應看，過度的應用取向可能將國家的科技發展納入一種實用主義的軌道，從而在長周期內不利于國家科技競爭力的凝聚。日本曾在20世紀60—80年代利用技術開發方面的后發優勢迅速在工業領域崛起，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20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的科技革命中落伍，如今在一些科技領域甚至落后于中國這樣的后發型國家。歐洲的德國、法國、英國在基礎研究方面一直穩定而出色，諾貝爾獎獲獎人數遠高于日本，但技術開發的活躍度相對較低，因此，經濟活力和總量長期落后于日本。那些偏重基礎研究或應用開發的國家最終都未在科技競爭和國家競爭中領先二者更為平衡的美國。而在中國古代，技術最終沒有孕育出科學則從歷史上深度印證了實用主義的技術開發并不必然推動基礎科學進而從長遠提升一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和綜合實力。中國當代經濟的騰飛得益于更活躍的技術開發，同時，近年來中國在部分科技領域的領先也得益于基礎研究的厚積薄發。

可見，融通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是有組織科研的一種有前景的方案，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描述二者之間融合的理想圖景。鑒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對立的信條及其各自在人類文明實踐中遇到的困頓，唐納德?司托克斯（Stokes, D.E.）試圖從概念定義上重整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關系，并重申了路易斯?巴斯德（Pasteur, L.）“不存在純科學和應用科學，只存在科學和應用科學”的信條（D. E.司托克斯, 1999, p.87）。從概念上看，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都有一個核心詞“科學”，這種共有關系也構成二者融通的基礎。而基礎與應用作為兩個偏正結構的修飾語，則顯示著兩種科學不同的價值取向。基于兩個概念結構的共性和差異，能夠形成分析二者關系的二維框架，進而超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一維的、單向的線性分析模式，揭示二者更為復雜的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司托克斯提出的重新理解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關系的模型圖

根據司托克斯的觀點，科研總體上可分為三種類型：純基礎研究（波爾象限）、純應用研究（愛迪生象限），以及二者兼容的研究（巴斯德象限）。但這只是總體上的分析性描述，無法對三種研究類型進行絕對嚴格的區分。對于波爾象限的研究而言，那些偉大的純基礎研究之所以在科學史上被譽為偉大，正是因為它最終被證明是對人類有用的科學，而且也不能說科學家在開展純科學研究時無任何目的和意向，任何基礎的科學研究都包含研究者對特定問題探究的興趣以及人類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空間改變生存狀況的意圖。從愛迪生象限來看，那些以應用為導向的大規模有組織科研，也提出了有價值的科學理論問題并有力推動了基礎研究。中國的嫦娥計劃不僅是一項大規模的有組織科研，更是一項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相結合的科研計劃。因此，很難說受社會需求驅動的基礎研究是一種科學，而受好奇心驅使的基礎研究就是另一種科學（D. E.司托克斯, 1999, p.87）。就當今科研發展的趨勢來看，不僅高校和各科研院所的純基礎研究顯現出應用轉向的意圖，企業界技術需求驅動的研究也在向基礎研究領域延伸，后者在華為的科技研發戰略中顯得尤為明顯。而司托克斯關于科研類型的劃分實質上就是試圖從理論上在二維空間內尋求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連續統。

這種統合趨向不僅試圖從微觀上實現科研興趣與科研目的性和應用性在研究者個體身上的統一，也試圖整合科研活動的國家目標、社會目標、科學目標與個人目標，使國家對科研的組織、管理、評價、問責合理化，從而將科研納入國家、市場與社會結構。在這一意義上，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統合趨向不僅是科研組織化發展的歷史社會過程與結果，也是有組織科研追求的目標。但司托克斯的二維分析框架只是揭示了科研類型之間更真實的關系，并未涉及如何通過對科研的組織活動呵護與發展這種關系。而巴斯德象限也并非有組織科研的模板，因為科研活動的邊界還延伸至更廣闊的空間。愛迪生象限的科研活動向巴斯德象限轉移以及反向轉移的組織條件，司托克斯也并未闡明。另外，只考慮是否追求基本認識與是否追求應用的二維分析，并不能構成有組織科研的完美理論基礎，科研活動需要協調的要素多少和規模大小也是科研組織方式選擇的重要考量。但司托克斯的科研分類理論至少提供了這樣的啟示：在科研管理的意義上，有組織科研并非行政權力直接介入科研的組織活動，而是為不同類型的科研活動在多維的生態空間內自由延展、聯結與互相促進提供條件。

四、

有組織科研的生態管理取向

由上可知，管理學視角下有組織科研的“立憲”原則，要求科研的組織化管理圍繞科研組織生態建設與支持展開，而非把有組織科研理解為管理力量對科研要素的指令性重組與對具體科研活動的直接組織，更不應把有組織科研理解為有組織公關、有組織跑項目與有組織爭經費的功利化科研，即便是在對具體科研項目的組織管理上，也應超越單一應用目標，將科研管理上升到科研生態管理的高度。因此，有組織科研乃是科研組織生態管理，從管理的目標指向與組織模式、制度、策略、評價等方面系統性地促進不同類型科研在多維空間內自由延展、聯結與互相促進。

1. 有組織科研的管理指向與組織模式

從管理目標看，對有組織科研可形成以下認識。其一，鑒于對知識本身的追求和對知識應用的追求存在互動關系，有組織科研既要為自由探索創造組織環境，也要在組織技術攻關時為提出新的基礎研究問題和進行相應的開拓研究提供組織環境。其二，在當今科研組織化時代，面向應用是科研活動得到國家支持、社會認可和民眾支持的基礎，而且這種支持能為科研和技術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其三，科研活動應明確受益對象，這有助于讓那些潛在或直接受益對象支持科研活動，但政府和相關機構對科研的過度組織或組織不當，則可能違背科研規律并侵害科研活動（D. E.司托克斯, 1999, p.95）。其四，科學研究要有前瞻性，有組織科研不僅要滿足當前社會需要，還要指向未來需要，前瞻性的應用基礎研究和基礎研究會使國家長遠受益，并確定國家的未來競爭優勢（D. E.司托克斯, 1999, p.92）。其五，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保持平衡的重要性更加凸顯，有組織科研對此應作出充分回應。

有組織科研應有多種組織模式對此做出響應。一是多中心的合作科研模式，即基礎研究中心、應用基礎研究中心、技術開發中心可以分別設立和培育，科研組織的重心是建立它們之間的聯動機制。其優點是打造每種研究中心的品牌和優勢，避免因兼顧多種目標而弱化各中心的專業性和競爭力。各中心既可互通有無，形成合作研究課題和實現約定的科研目標，也可各取所需，實現各自發展，并避免科研機構的市場化和市場機構的學術化：科研機構的市場化盡管能帶來收入，但也會泛化和弱化科研機構的主業；而市場機構的學術化則會使市場機構過于臃腫和泛化。二是混合組織模式，即科研組織本身由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人員混合組成。其優勢是人員聯系緊密，便于組織成員交流和對科研進程進行控制，但這種異質性的組織在人員構成、組織構架、運行機制和資源整合等方面會面臨困難，因此，對這類科研組織的重心是如何打破校、企邊界。三是上文提及的巴斯德象限的科研組織模式。該組織模式區別于前兩種組織模式的關鍵在于它不追求組織成員的異質化，組織成員通常既具有深厚的基礎研究實力，也具有敏感的技術應用價值感知能力，因此其組織成員通常也是技術轉化的發起者。但該組織模式在理論上并不能取代另外兩種模式，因為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之間的聯系并不一定是當下的，加之讓一個人成為多面手既困難也會引發連帶問題，因此，該組織模式也會限制科學的可能性。當然，人們也可以創造出更多組織模式，科研組織模式根據科研的需要與可能性持續開放。

2. 有組織科研的分析維度與管理定位

從概念分析來看，科研活動從無組織到有組織，科研的定義、特征與類型并不會發生根本變化。組織為科研服務而非改造科研形態并擾動科研規律，相反，科研的組織化要順應科研規律并充分激發科研的內生動力。有組織科研并非要打造或選擇一種供所有科研活動遵循的全新科研范型，而是根據科研任務特點、組織多樣性和要素及其結構復雜性，因地因時制宜、靈活多樣地開展科研活動。因此，對科研活動組織形式的確定不可能只有一個分析維度。司托克斯為我們展示了基于“基礎性—應用性”的科研組織形式選擇二維分析框架，但仍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基于多維的科研組織分析原則。考慮到應用性研究目的性強、自主性弱和基礎性研究自主性強、目的性弱的特點，同時考慮科研活動所需的組織規模大小和資源整合需求，可從目的性、自主性和規模三個維度分析科研組織的創造性藝術。

其一，科研的目的性越明確，則研究的應用性越強，組織管理的目標也就越明確，越適合組織化管理。應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均有明確的目的性指向和具體應用場景，都適合對其進行組織，盡管各自的組織要素有所不同。其二，對于自由探索的純基礎研究而言，對科研的組織應僅限于組織生態支持：一是為科研創造合適的組織環境和提供必要的平臺支持，二是確保國家公共資金和社會公益資金對此類研究的支持。其三，組織規模大小能夠反映開展科研活動需要整合的要素數量、資源規模與整合難度。一般而言，大規模的有組織科研不僅可能是跨學科、跨部門的，也可能是跨國界的，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就難以開展此類科研活動。需要指出的是，科研的規模越大，其構成的異質性也就越強，其組織目標也應更加多元、包容與開放。在這樣的科研組織中，所有人既有共同的目標，也應有相對獨立的目標。在高校和企業的合作科研組織形態中，高校的目標偏向于追求知識、提高社會聲譽、拓展經費來源以及提升育人質量，而企業的目標則偏向于追求產品質量、提升企業競爭力與利潤，正是共同的組織目標以及那些不同但互補的目標將不同機構的科研人員組織了起來。可見，有組織科研并無標準范型，只能根據研究的目的、性質、規模大小和組織異質化程度，在多維空間中確定科研活動組織方式。因此，只有最合適的有組織科研，沒有最好的有組織科研。有組織科研絕非一種運動式或行政主導的科研組織形態變革，也不可能是一種基于績效主義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的標準化復制，而是科研規律和組織行為學規律在科研活動多維空間的融合顯現。

3. 有組織科研的系統思維與組織策略

高校并不缺乏對科研活動的組織，而是缺乏對科研活動進行組織的系統化思維與實踐。科研活動通常是在一定社會結構與情境中發生并在單位的組織管理構架內展開的，因此不可能沒有組織。當前對有組織科研的誤解主要有三種：一是過于窄化的理解，認為有組織科研就是國家政策驅動并由代表國家意志的科研行政管理權力主導的有組織科研；二是在基層實踐層面對有組織科研存在過于泛化的理解，認為有組織科研就是將所有的科研人員和科研活動都組織化的科研，并把組織目標納入“大學排名”“學科評估”等功利化議程；三是把有組織科研等同于科研資源的整合與科研平臺的搭建，重平臺、輕組織、任務不明成為組織過程中的典型問題。要解決上述問題，就要用系統化思維理清科研任務、平臺、資源、人員之間的關系：有組織科研應基于戰略任務、應用課題、科研目標之間的生態關系來科學組織，不僅是平臺建設、團隊建設、任務導向和人才培養要四位一體，還要有協同的戰略目標、組織構架、運轉機制、實施流程、保障制度和考核標準。

考慮到系統的外部環境適應性和內部動態性，有組織科研需要靈活的組織策略和針對性的組織藝術。首先，有組織科研可以是方向性的，如承擔某一方向性的戰略研究，也可以是任務導向型的，隨任務產生并隨任務完成而終結。在平臺資源與研究團隊關系上，平臺與團隊既相互聯系又相互獨立。團隊以平臺為基礎，也根據研究任務選擇平臺，圍繞特定任務展開科研。團隊也可在沒有明確任務的間隙展開基礎性研究，此時平臺也應為團隊成員的自由探索提供便利。其次，對科研的組織既可指具體的控制方式、計劃性、一致協調性，也包括組織文化、組織氛圍和組織承諾等。一般而言，研究任務和目標明確的大型科研組織活動需要更強的計劃性、控制性、協調性和目標導向性，而且組織結構越復雜越需要有組織藝術的協調控制，因此，這類有組織科研的總體組織文化特征是強控制與組織成員的高奉獻精神，而目標不夠明確的大型科研組織，通常是大型基礎研究中心，則需要更為寬松的組織文化支持和自由探索的組織氣氛，以便每個人都可以在自由創造的空間中發揮潛力。對于小規模、目標明確的科研活動而言，也需要明確的組織方式，但一般屬于科研共同體或具體科研團隊的內部事務，無需外部權力部門過多介入，而那些研究任務和目標都不夠明確的小型科研活動則需弱控制性和自由的組織文化氛圍。另外，組織承諾是有組織科研管理的重要目標，自主性、勝任力和文化匹配能夠有效激發成員的創新性行為（徐向榮 等, 2020），因此，在有組織科研中，也需在計劃、控制、自主和勝任之間保持平衡的藝術。

4. 有組織科研的供給端改革與分布式評價

反思科研評價制度屬于有組織科研理論建構的反身性部分，而有組織科研的一個重要反身性問題不是責任部門組織什么，而是如何組織科研的問題，尤其是當來自教育問責部門的評價指揮棒效應凸顯的時候。評價作為對科研進行組織化管理的重要手段，如果使用不當就會使有組織科研異化為績效管理的工具。在高等院校學科評估和大學排名的競爭壓力下，高校科研活動在某種層面上已經被高度組織起來了，高校通過政策發布、指標下放、利益誘導、宣傳鼓動、榜樣示范等手段，借助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促使動員客體達到觀念上的服從、認同乃至內化，從而調動客體積極性使其被動或主動響應并參與到學術事務之中（解德渤 ＆ 張陽婕, 2024）。這種異化現象說明，有組織科研亟待解決的問題不是組織力大小與科研產出問題，而是科研組織的供給端問題，其焦點又是科研評價問題。

科研評價應延伸到知識生產的“供給端”，而非緊盯科研成果。當前科研評價的根本癥結在于過于重視對科研成果的評價而忽視對知識生產組織水平的評價。對科研成果本身進行評價總會遇到方法論、認識論、價值論等層面的挑戰，如知識標準、主觀偏見、價值沖突等問題。考慮到知識與權力、知識與價值、知識與利益層面的復雜糾葛，即便是在同行評價中，專業人員也可能在認識偏見或利益的裹挾下利用信息不對稱濫用學術權力，在評價中“偏重已存在的探索”，或受到人員知名度、機構威望及自身學科領域的影響（D. E.司托克斯, 1999, p.102）。加之知識的真理價值和應用價值顯現的可能滯后性，這種緊盯科研成果的評價因誤入歧途而幾乎不可能成功。因此，有組織科研的評價只能另辟蹊徑，注重對科研活動組織水平本身的評價，即注重對知識生產供給端關鍵環節的質量評價。當供給端合理時，科研的可能性就會打開，知識產出側的各種問題就會化解。由于政策驅動的有組織科研主要以學科評估的方式作為問責手段，改進學科評估對科研的評價方式以及由其衍生的高校科研管理與評價方式就成為解決有組織科研供給端問題的重要內容。

由于有組織科研本身就是社會的“生態位”，其評價也應根據所處的社會生態結構及其應有之義進行分布式處理。而分布式科研評價的首要之義乃是打破行政機構主導的評價。當前，代表國家權力的行政機構主導的科研評價不僅與“績效”綁定，而且通常被認為是最權威的評價，其評價結果又被行政權力進行分級，對科研評價的過度代理導致需求端評價主體的缺失和錯位。因此，首先，在評價主體的分布上，應遵循誰用知識誰評價的原則，將評價權力適當分布至需求側，對于為國家解決問題的科研，對其評價的主體應是國家責任部門；對于為市場主體解決問題的科研，對其評價的主體則應為市場；而對知識學術價值的評價則應依據學術共同體的慣例。其次，在評價目標的分布上，對科研評價應設定多重目標，不僅要評價科研的受益對象和受益程度，也應評價科研活動對基礎研究的貢獻，還應著眼長遠分析和規劃，避免陷入應急式的研究（D. E.司托克斯, 1999, p.129）。最后，在評價內容的分布上，應凸顯對科研組織水平的評價，包括對組織的科學合理性、不同類型科研組織生態、同一科研組織活動中不同成員的旨趣和訴求，以及組織成員乃至利益相關者對組織水平的滿意度等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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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Dilemmas: 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Approach to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Zhang Wunong, Fan Xiaowei, Lu Chunyang

Abstract:As a symbol of human essential power and manifestation of subjectivity, scientific research is increasingly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organized orbit and gradually embedd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society. Due to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pragmatism and meritocracy on modern research, its tradition of freedom, acting as both a core creed and a counter-tension against organized development, persists but is increasingly viewed as idealistic and challenged, posing a dilemma for research policy choices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this dilemma, this study, based on Stokes’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reveals that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are not two types of research but a research continuum, and proposes 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orient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ccordingly. From a research management perspective,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the prescriptive re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elements by management forces and direct intervention in spec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Instead, it should focus on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rganizations, which requires systematic promo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 to freely expand, connect, and promote each other in a multidimensional space from aspects such as management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al model, management positioning,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and distributed evaluation.

Keywords: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research management; research evaluation

作者簡介

張務農，河南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開封 475004）。

范曉偉，河南城建學院教授（平頂山 467000）。

魯春陽，河南城建學院教授（平頂山 467000）。

基金項目

河南省2024年度高等教育教學改革與研究項目“數字化視閾下應用型高校人才自主培養體系建設的研究與實踐”（項目編號：2024SJGLX0169）

責任編輯：劉莉

期刊簡介

《中國遠程教育》創刊于1981年，是教育部主管、國家開放大學主辦的綜合性教育理論學術期刊，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 來源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綜合評價（A刊） 核心期刊、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RCCSE） 核心期刊、中國期刊方陣雙效期刊、人大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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