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賦能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轉型與活化機制研究——以吉安釣源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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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傳統村落文化空間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存續的重要載體。數字賦能作為其現代轉型與創新活化的核心動力，在技術演進與文化變遷的交互作用下，為文化空間的重塑開辟了新路徑。基于媒介化、空間生產和場所理論，以吉安釣源古村為例，探究數字賦能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機制。研究發現：（1）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經歷了從“數字化嵌入”到“媒介化融合”的演進，最終構建了一個虛實融合、去中心化生產與多元協同的“媒介化場所”。（2）釣源村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演進過程遵循漸進式演進、系統性重構、協同性治理的內在邏輯。（3）“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成是在政策、技術、市場、文化的四重驅動協同機制下完成。本文為理解數字時代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對文化傳承與村落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關鍵詞：傳統村落；“媒介化場所”；文化空間；數字賦能；轉型與活化；釣源村

在全球化與數字化交織的當代語境中，傳統村落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空間重構。作為承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空間載體，傳統村落文化空間不僅是文化集體記憶的物質錨點與景觀營建智慧的集中體現，更在縣域連片保護發展格局與國家文化圖譜中扮演關鍵角色，同時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的重要場域。然而，現代性文化的介入使得原本自成體系的傳統村落文化空間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盡管鄉村振興戰略為傳統村落保護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撐，但傳統的社區參與模式在應對現代化挑戰時略顯乏力。村落農戶活性分異、人口持續外流、文化傳承斷裂及空間功能衰退等問題日益凸顯，加速了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去魅化”進程。究其根源，在于傳統村落固有的文化空間生產邏輯與現代社會發展需求之間產生了結構性錯位，這種錯位進而催生了對其進行轉型與活化的迫切需求。而這一需求在實際探索中得到積極響應與初步印證。如在“三生共融”理念下對鄉村文化空間功能結構的研究、鄉村振興視角下的空間重構策略以及流量經濟下傳統村落從“網紅”變“長紅”的實踐探索，均體現了傳統村落文化空間尋求適應性轉型的多樣化努力。這些案例共同表明，文化空間的轉型與活化已呈現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趨勢。作為對這一趨勢的積極響應，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為紓解結構性錯位提供了新路徑，如元宇宙等新興技術推動文化空間走向虛實相生的數字化轉型，通過復合媒介系統與多元主體的數字實踐推動村落社會的深層變革。大數據驅動的新質生產力構建、數字化保護的空間邏輯探索、連片保護目標下的數字化感知技術研究及數智驅動文旅融合的路徑創新，共同為理解數字時代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轉型與活化提供了理論與實踐基礎。

盡管數字技術在傳統村落保護中的作用已引發學界廣泛關注，但相關研究在理論深度與實證分析方面仍有拓展空間。具體而言，傳統村落數字化保護的空間邏輯在場域轉換、樣態演進與價值實現方面有所突破，但對數字賦能文化空間轉型的深層機制仍缺乏系統性的理論闡釋。一方面，既往研究多聚焦技術工具應用層面，對數字媒介如何重塑文化空間的存在方式與社會意義缺乏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宏觀政策與微觀實踐之間缺乏有效的理論橋梁。更為關鍵的是，傳統的空間理論范式難以有效解釋數字時代文化空間的復雜形態和動態演化過程。基于上述問題意識，本文引入“媒介化場所”這一理論視角，以期重新審視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數字化轉型與活化。“媒介化場所”并非簡單的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的機械疊加，而是強調在數字媒介深度介入下，現實場域與符號場域相互滲透、相互建構所形成的混合性文化空間，既保持傳統場所的地理根性與文化特質，又通過媒介化過程實現空間邊界突破與文化功能重塑。作為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的傳統村落，江西省吉安市釣源村的數字化轉型實踐為理解“媒介化場所”的生成邏輯提供了典型經驗。本文通過田野調查與理論分析，解構釣源村在數字賦能下文化空間轉型和活化的過程與機制，旨在推動媒介發展與地方文化空間關系的研究，并為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活化利用提供理論啟示與實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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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闡釋和分析框架

1.1 媒介化理論

媒介化理論作為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范式，揭示了媒介與社會文化結構之間的互構關系。該理論的興起與發展，標志著傳播學研究從媒介效果論向媒介文化論的重要轉向，為理解數字時代社會文化變遷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斯蒂格·赫雅瓦德將媒介化定義為“社會各領域越來越受到媒介的影響并依賴于媒介的過程”。這一定義不僅強調了媒介影響的廣泛性和深入性，更揭示了媒介化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結構性特征。溫弗里德·舒爾茨從功能主義視角提出的延伸、替代、融合和適應四維模型，為媒介化過程的具體表現形態提供了系統性的分析框架，使我們能夠更加精確地把握媒介邏輯在不同社會領域中的運作機制。媒介化理論的核心在于指出媒介不再僅僅是中性的信息傳遞工具，而是具有自身邏輯結構的文化形式，它通過特定的符號體系、技術規則和實踐準則，深度參與并重塑社會文化的意義生產過程。

該理論從媒介與文化的動態互構關系出發，為審視數字技術介入鄉村文化空間提供了關鍵透鏡。在傳統村落場域中，數字媒介的介入促使文化空間發生重構，其本質是媒介邏輯與地方性文化之間的復雜博弈與適應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改變了村落空間的物理形態與功能配置，更深層次地重塑了其文化生產機制、傳播模式與消費方式。具體表現為傳統文化要素在數字平臺上的編碼與表達，以及村民日常實踐在媒介影響下的變遷，最終推動村落文化空間的意義系統在虛實交融中實現重構。

1.2 空間生產理論

亨利·列斐伏爾的三元辯證空間理論，為文化空間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石，該理論批判了將空間視為靜態容器的傳統觀念，強調空間的社會性和歷史性，并將空間生產劃分為三個相互關聯的維度：空間實踐、空間的再現和再現的空間。這三者共同揭示了空間作為社會產物的復雜生成機制。具體而言，空間實踐指人們可感知的物質空間及其日常使用方式，維系著社會的正常運轉與連續性。空間的再現是經由權力與知識精英構想和規劃的空間，體現著特定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秩序。再現的空間則是使用者直接生活與體驗的空間，充滿了居民的情感、記憶與能動性，常與空間表征存在張力。該理論對解讀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生產具有重要價值。村落空間不僅是地理環境的集合，更是歷史文化、社會權力與日常實踐多重力量交織作用的產物。其空間實踐體現于農耕勞作、宗族儀式與鄰里交往所依托的物質環境與日常活動中；空間的再現則外化為政府的鄉村規劃、保護政策等話語所建構的符號秩序；再現的空間則內在于村民的集體記憶、情感認同與文化歸屬之中。數字媒介的深度介入，為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生產注入了新的變量，并系統性重塑其生產邏輯：在空間實踐層面，數字技術通過創建虛擬維度和信息網絡拓展了物質空間的邊界，催生了新的空間使用與互動模式；在空間的再現層面，數字平臺與大數據作為新興工具嵌入權力話語體系，參與并深刻影響了空間秩序的建構；在再現的空間層面，社交媒體與數字影像等技術激發了情感、記憶與地方認同的創造性表達，重構了生活體驗空間的意義與活力。這一轉變不僅實現文化空間的功能重組和形態重構，更推動了其生產邏輯的根本變革，最終催生出具有數字時代特征的新型文化空間形態。

1.3 “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成

場所理論的興起標志著空間研究從抽象幾何學向人文地理學的重要轉向。諾伯舒茲提出的“場所精神”強調，場所不僅是物理位置，更是承載豐富文化內涵和情感價值的意義空間。這一理論視角深刻揭示了人與環境之間情感聯系的重要性，為理解空間的文化屬性和精神維度提供了重要理論資源。海德格爾關于“棲居”的哲學思考進一步深化了對場所存在意義的理解，強調人與世界建立本真關系的存在方式。在現象學與地理學的理論脈絡中，段義孚提出的“地方感”突出經驗、記憶與情感在場所形成過程中的關鍵作用。這些理論為理解傳統村落文化空間作為文化場所的精神價值與情感內核提供了堅實支撐。然而，數字媒介的發展對傳統場所的穩定性與功能性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多琳·馬西（Doreen Massey）指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地方性已成為一種開放、動態的關系性過程。曼紐爾·卡斯特關于“流動空間”的理論，揭示了信息技術如何創造超越地理限制的新型空間形態。這些研究表明，數字媒介不僅拓展了場所的時空邊界，更改變了場所的生成機制與內在邏輯。

基于上述理論，本文提出“媒介化場所”這一核心概念，旨在捕捉和闡釋數字媒介深度介入傳統村落所產生的新型文化空間形態及其生成機制。“媒介化場所”指在數字媒介技術的深度嵌入下，實體物理空間與虛擬信息空間交融互構而形成的復合文化場域，其中場所的意義生產、空間實踐和情感體驗經媒介邏輯重新定義和建構。該概念包含三個維度：（1）在內在維度，強調媒介不再是外在于場所的技術工具，而是其內在的結構性要素，場所本身具有媒介屬性，承擔著文化記憶傳承與社會關系聯結的中介功能；（2）在關系維度，突破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的二元對立，強調二者在社會實踐中的互構性與融合性，關注其動態的交互關系；（3）在實踐維度，主張以整體性視角分析技術邏輯與文化能動性的交互作用，以揭示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深層機制。“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成，體現傳統與現代、地方與全球、物質與虛擬之間的辯證統一。這一過程并非簡單的技術替代或文化移植，而是在保持地方文化根基的前提下，通過數字媒介的賦能，實現文化形式的創新和空間功能的重構，使傳統村落文化空間在數字時代兼具文化韌性與發展活力。

1.4 分析框架

整合媒介化理論、空間生產理論和場所理論，本文構建了“媒介化場所”再生成的分析框架（圖1），旨在系統闡釋數字賦能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演變過程、內在邏輯與驅動機制。具體而言：（1）聚焦從“數字化嵌入與基礎構建”到“媒介化融合與深度重構”的演進特征。前一階段重點關注數字基礎設施嵌入與文化要素數字化編碼，揭示物理空間向數字空間的轉換機制；后一階段關注虛實融合混合空間的生成與文化生產的去中心化重構，探析數字化空間向“媒介化場所”的深層轉型邏輯。（2）剖析數字賦能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內在邏輯，深入闡釋“媒介化場所”形成的內在規律與運行機理。其中，漸進式演進邏輯，表現為在尊重傳統路徑依賴基礎上的創新突破，強調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動態平衡；系統性重構邏輯，注重空間、功能與治理等多維要素的整合與協同，推動文化空間的有機更新；協同性治理邏輯，強調政府、市場、村民等多元主體的利益協調與共建共治，形成可持續的發展格局。三重邏輯共同支撐“媒介化場所”再生成的內在機制。（3）系統解析“媒介化場所”再生成的多元驅動機制及其協同路徑。政策驅動通過制度賦能與資源配置提供頂層支撐；技術驅動依托創新擴散與成本遞減效應實現賦能增效；市場驅動通過需求牽引與價值發現激發內生動力；文化驅動則立足文化自覺與主體賦權構筑根本性推動力。四重動力的協同作用，共同形成外推力與內生力有機結合的動力系統。

本文的理論貢獻在于：（1）構建了“過程—邏輯—機制”相統一的系統分析框架，明晰了從“數字嵌入”到“媒介化整合”的演進路徑與協同作用，為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提供結構化的分析工具；（2）從媒介、文化與空間三者互構視角，突破了技術決定論與文化本質主義的局限，為理解數字時代的“媒介化場所”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3）通過錨定文化空間的能動主體性，揭示了數字賦能不僅是技術革新，更是激發內生動力、實現創造性轉化的文化實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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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區概況

釣源古村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區興橋鎮，距吉安市區約15km，是一座具有千年建村史的典型贛派古村落（圖2）。其歷史可追溯至唐末，系北宋文學家歐陽修同宗后裔聚居地，歷史底蘊深厚。作為首批國家級傳統村落，村內完整保存了150余幢贛派明清建筑，元寶形檐口天井、馬頭墻與青磚黛瓦構成了其鮮明的地域風貌。村落依山而建，整體布局呈八卦形態，周邊環繞兩萬余棵古香樟樹，并與“七星伴月”水系景觀相映成趣，體現了濃郁的風水文化智慧與深厚的宗族文化傳統。

近年來，釣源古村相繼獲評中國傳統村落、江西省歷史文化名村、江西省鄉村旅游示范點等稱號。自2021年引入十里芳菲文旅團隊進行系統運營后，作為吉安市鄉村振興的典型代表，釣源古村通過推動農文旅融合發展戰略與引入數字技術，實現了文化空間的創新轉型與多維活化。在數字媒介的賦能下，村落逐步構建起物質空間與數字空間交融的新型文化場域，具體體現在智慧導覽系統建設、文化資源的數字化保存與展示、社交媒體傳播及虛擬體驗項目的開發等方面。這些實踐促進了傳統建筑與文化元素的現代轉譯，重塑了村落的社會互動模式與文化意義生產機制，推動傳統村落文化空間從靜態保護到動態活化的轉變，使其成為探究“媒介化場所”生成機制的理想案例。

本文選取釣源古村作為研究案例，具體體現為：（1）典型性，作為首批國家級傳統村落，釣源古村保留了完整的空間格局與深厚的文化基因，在歷史脈絡、建筑形態與宗族傳統方面均具有高度的地域與文化代表性；（2）創新性，村落在農文旅融合與數字技術應用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前瞻性實踐，體現出較強的媒介化轉型特征；（3）系統性，其發展過程涵蓋物理環境改造、文化內容再生產、數字平臺嵌入與社會關系重構等多重維度，為探討數字賦能下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轉型與活化機制提供了較為完整的分析樣本。

2.2 數據來源

本文主要采用實地調研法、深度訪談法和文獻分析法獲取數字介入下釣源古村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相關數據（表1）。（1）實地調研：研究者于2023年3月、11月和2025年4月多次深入釣源古村開展實地調研，累計時間20天。重點觀察村落數字化基礎設施配置、文化空間使用情況、村民與游客的空間實踐行為及數字技術與傳統文化空間的融合方式。通過參與式觀察，深入了解“媒介化場所”的呈現形式和演化過程。（2）深度訪談：采用半結構化訪談方式，累計訪談30人次，每次訪談時長60~90分鐘，訪談對象涵蓋四類群體（表2），訪談提綱圍繞數字賦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展開，針對不同主體各有側重，旨在獲取多元主體對文化空間數字化轉型的深層認知與體驗，為研究提供多視角實證依據。（3）文獻分析：系統收集釣源古村的歷史文獻、發展規劃、政策文件、媒體報道以及政府官網、公眾號、短視頻等數字內容，用于分析文化空間的歷史變遷與數字化表達。各類材料相互補充，構成研究背景與分析資料。綜合運用上述方法所獲資料，本文以個案研究為主，遵循“過程—邏輯—機制”分析框架，對數字賦能下釣源村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機制展開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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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賦能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演進過程

數字賦能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是一個復雜的漸進式演進過程，涉及技術嵌入、空間重構、文化再生產等多個維度的深刻變化。基于對釣源古村的實地調研，本文發現其文化空間轉型經歷了“數字化嵌入與基礎構建”和“媒介化融合與深度重構”兩個關鍵階段，每個階段都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和發展邏輯。

3.1 數字化嵌入與基礎構建階段：從物理空間到數字化空間

3.1.1 數字基礎設施的“適應性嵌入”與“景觀融入式建設”

釣源古村數字化轉型的起始階段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體現了文化適應性與技術先進性的辯證統一。村落采取分階段、分層次的技術導入策略，初期以實現4G/5G網絡全覆蓋、夯實通信基礎為重點；中期致力于構建智能感知網絡，部署了超過200個物聯網傳感器與50處智能監控點；后期則聚焦于數字化技術深度應用，建設數據處理中心與智能分析平臺。截至2024年，已完成全村95%區域的公共Wi-Fi覆蓋。技術團隊負責人表示：“所有數字設備在功能優先的前提下，均進行了仿古外觀的定制化處理，如智能監控巧妙融入傳統建筑構件，無線基站呈現石雕造型，數字顯示屏配以古色木質邊框，從而在技術功能與文化保護實現有機統一”（T6）。“這一策略不僅最大程度減少了對歷史風貌的視覺沖擊，也直接創造了百余個本地就業崗位，為村民提供了基礎維護、景區管理等新工作機會”（A1）。村民的態度也經歷了顯著轉變，從初期“擔心破壞村子味道”（V4）、“怕壞了老祖宗風水”（V8）的疑慮，經由項目組通過村民說明會、族老試點等一系列有效溝通，逐漸轉變為對“這些設備如同原有裝飾”（V4）的廣泛接受與積極支持，實現了從“政府要建”到“村民想要”的轉變，為后續數字化應用的推廣與深化，奠定了堅實的社會認同與物質技術基礎。

3.1.2 傳統文化要素的“數字化編碼”與“結構化重組”

在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基礎上，釣源古村系統開展傳統文化要素的數字化編碼工程。這一過程并非簡單的格式轉換，而是對村落文化符號系統的深度解構與意義重構。具體而言，項目團隊開發了“古村文化一碼游”小程序導覽系統，游客通過掃碼即可訪問地圖導航、文字介紹和圖片展示的全方位數字化導覽（圖3a）。以歐陽修宗祠為例，其文化表達傳統上依賴于文字、建筑與口述故事，經數字化編碼后，形成融文本、圖像、音頻、視頻和交互于一體的多維符號體系。據運營團隊介紹，“僅該宗祠的數字化工程就耗時近六個月，投入資金約300萬元”（T3），體現出工作的高度復雜性與資源密集性。該過程呈現出三個層次的結構化重組：符號層面實現單一文化符號向多媒體形態的轉換，“依不同媒介屬性重構表達，抖音突出視覺沖擊，微信長文側重深度闡釋，VR強調沉浸敘事”（T3）；內容層面整合碎片化歷史信息為情節性敘事，“將歐陽修文化打碎并重組為適合短視頻與AR的輕量化故事單元”（T1）；在體驗層面推動文化接受由被動觀看向主動參與轉變，如布置50處景點有聲導覽二維碼（圖3b），游客可掃碼了解歷史文化，還可通過“釣源智喵”與AI數字人“歐陽修的貓”實時互動和尋求幫助（圖3c），實現一步一景，移步切換，線上線下互動分享（圖3d），顯著提升文化傳播效能。然而，這一過程亦面臨文化闡釋的權威性質疑，如“年輕創作者與長者對口述故事的表述存在分歧”（V10）。項目組由此設立由宗族長者、學者與運營策劃組成的文化顧問團，負責審核數字化內容，以平衡創新性與文化本真性（S1）。這一系統性的符號操作，既體現技術團隊對多媒介語法的熟悉掌握，也反映多元主體在文化再生產中的積極參與和價值共創，為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重要的實踐范本。

3.2 媒介化融合與深度重構階段：從數字化空間到“媒介化場所”

3.2.1 虛實融合的混合空間生成與演進

數字賦能推動釣源古村從傳統物理空間向物理—虛擬—混合多元空間系統演進，其核心在于虛擬信息與實體場所的深度融合與動態共生（圖4）。這一過程不僅是技術的疊加應用，更引發空間邏輯與體驗模式的結構性重構，混合空間的生成依托于精準的技術嵌入與場景適配。釣源村智慧景區綜合管理平臺整合票務、客流、環境、交通等8個子系統數據，通過可視化界面實時呈現客流量、安全預警及設施運行狀態（圖4a、圖4g），構成虛實融合的中樞。在歐陽修宗祠等重要場所，VR與全息投影設備將歷史敘事轉化為可沉浸體驗的數字場景（圖4b、圖4f），形成虛擬增強型實體空間。運營團隊技術人員指出：“通過虛擬重現與互動敘事，有效延伸了物理空間的文化表現維度”（T4）。同時，智能環境監測系統在水系及農田區域布設多參數傳感器（圖4c），實時采集水質、土壤數據，并經5G網絡傳輸至管理平臺（圖4d），形成可視化環境圖譜（圖4e）。該系統能夠預警水質異常并精準定位污染源，實現虛實空間的實時交互與協同，為生態保護提供數據支撐。此外，AR導航與聲景裝置嵌入傳統街巷，將靜態路徑變為響應式感知廊道。村民反映：“街巷不再只用于通行，現在掃碼聽故事、互動打卡已成常態”（V7）。用戶可通過云平臺或移動終端在實體空間中激活虛擬信息，在元宇宙界面操作實體設備（圖4h），形成完整的反饋閉環。這種空間重構直接催化了業態活化與空間再生產，數字體驗點與新業態形成簇群效應，構成高活力的數字文化體驗消費帶。2024年數據顯示，該區域店鋪平均坪效為其他區域的3倍以上，數字化項目為周邊業態引流超過60%（S1）。智慧景區系統上線后，游客平均停留時間顯著延長，二次消費明顯提升，投訴率大幅下降，充分體現了混合空間在提升經濟效益與用戶體驗方面的綜合效益。

3.2.2 文化生產的“去中心化”與“網絡化重構”

數字媒介的深度介入重構了釣源古村文化空間的生產模式，推動其從以專家為中心的傳統等級體系轉向多主體參與、網絡化協作的新格局。村民、游客、企業及地方政府等多元主體共同構成內容生態節點，形成去中心化、多聲部交織的文化再生產網絡。在此網絡中，各主體的角色與功能發生了深刻轉變。返鄉創業的青年從傳統的文化傳承者轉變為主動的創作者與傳播者。通過“芳菲市集”平臺培育，已有37位村民成長為獨立主理人（S2），其中返鄉青年創辦的“喲潮手工非遺工作坊”，融合傳統竹編與現代設計，年銷售額突破50萬元（S1）。村民對此表示：“通過短視頻和直播，我們得以傳播歐陽修文化與村落習俗，成為鄉村的代言人”（V11）。游客也從被動觀賞者轉化為積極參與者和傳播節點，通過社交媒體分享擴大文化影響。運營主理人指出：“這種內容生產模式極大豐富了文化產品供給類型，帶動2024年的游客消費與線上文創銷售收入分別提升了40%與30%”（T1）。該模式有效緩解了傳統旅游淡旺季的經營壓力，但也帶來內容碎片化與淺表化的風險。為此，運營方通過發起“釣源文化傳播官”計劃并建立用戶內容糾錯機制，引導內容生產走向規范化與優質化。釣源村由此構建了一個層次豐富、功能互補的網絡化內容生產體系：村民提供原真敘事與文化內核，游客拓展傳播廣度并注入跨地域視角，專業團隊專注于技術集成與產品孵化。這一網絡化重構重塑了文化生產的權力結構，顯著提升了傳統村落文化空間在數字時代的創新力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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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場所”再生成：數字賦能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內在邏輯與驅動機制

“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成是一個數字賦能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復雜系統工程，涉及多重驅動力的交互作用、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以及多層次機制的有機整合。基于對釣源古村實踐的深入分析，本文從生成邏輯與驅動機制維度出發，前者闡釋內在演化規律，后者揭示動力來源。二者共同構成“媒介化場所”再生成的完整路徑（圖5）。

4.1 “媒介化場所”再生成的內在邏輯

4.1.1 漸進式演進：路徑依賴與創新突破的辯證統一

“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成遵循漸進式演進規律，深刻體現了傳統村落文化傳承守正創新的核心理念。路徑依賴體現于對村落歷史資源、傳統空間格局與既有社會網絡等既有條件的利用，借助數字技術實現傳統資源的現代化激活；創新突破則聚焦于開發模式的革新，表現為多元主體的協同共創以及智慧管理、數字導覽等新業態、新服務的應用。正如文旅運營負責人所述：“我們堅持在傳承中謀求發展，所有的創新以不損害文化本真性為前提”（T1）。村民的切身體驗進一步印證了這種漸進式路徑的有效性，一位村民談道：“我們的數字化不是要改變傳統，而是要讓傳統更好地傳承下去。如族譜數字化讓我們能更好地維護家族記憶，祠堂智能化讓年輕人更愿意參與傳統文化活動”（V2）。這表明，漸進式演進路徑在保持文化連續性與社會穩定性的同時，促成了傳統精髓與現代要素的有機融合，從而為傳統村落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實踐借鑒。

4.1.2 系統性重構：要素整合與功能協同的有機統一

“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成是一個多維度的系統性重構過程，涵蓋空間、技術、功能等關鍵要素的深度整合與協同增效。在釣源古村的實踐中，這一過程表現為基礎設施—平臺服務—智慧應用的三級架構的構建。該架構通過集成智慧管理平臺、數字導覽點及環境監測傳感器等設施，實現數字技術與傳統建筑、文化符號的深度融合。在此架構支撐下，村落的空間功能與業態形態得以多元化拓展。釣源村分區規劃，形成了涵蓋網紅打卡點、文化古跡、休閑民宿、傳統農耕、公共服務等多個功能板塊（圖6a、圖6b），并打造詩、書、茶、酒等九大特色業態集群（圖6c），推動了區域發展的差異化、特色化與品牌化。村民表示：“過去祠堂僅在重要節慶開放，如今已成為文化展示、教育研學與社區活動的復合場所”（V5）。然而，系統性重構也面臨業態分布不均、區域發展差異等挑戰。部分熱點區域依托數字文化體驗消費帶效應快速崛起，而邊緣區域的受益程度相對有限。為應對此問題，運營方建立了收益提成反哺機制，將核心區部分收入用于全村基礎設施升級，以促進區域間的協同發展。這種系統性重構有效避免了技術應用的碎片化風險，通過要素整合與功能協同，達成了文化保護與創新活化的動態平衡。

4.1.3 協同性參與：多元主體共創文化空間的動態平衡

“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成本質上是政府、企業、村民、專家及游客等多元主體在數字賦能下協同共創的過程。各行動者依托其資源稟賦，通過數字平臺實現高效連接與資源整合，共同構建了一個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生態系統。在這一協同網絡中，“政府通過政策引導與制度設計為轉型提供基礎保障，構建多主體協同機制”（A1）。“企業提供關鍵技術與運營支持，其數字平臺的應用顯著降低了各類主體的參與門檻，有效促進了文化資源與市場需求的精準對接”（T3）。村民在角色轉變中展現出強烈文化自覺與主體性，通過“蝴蝶返鄉計劃”的推動，已成功吸引40余名青年返鄉創業（S1）。他們借助短視頻、直播等數字工具，主動傳播地方文化，實現了從“我們守護文化到我們創造文化”的身份跨越（V11）。游客通過持續的內容分享與互動傳播，深度融入地方文化網絡，“從短暫的消費者轉變為可持續的文化傳播節點”（G4）。各主體借助數字平臺實現信息共享與協同創作，進而形成開放、互哺的文化生產與傳播網絡。這一協同機制打破了傳統固化的角色邊界，深刻地重構了文化生產的權力結構。

4.2 “媒介化場所”再生成的四重協同驅動機制

4.2.1 政策驅動：制度賦能與資源配置

政策驅動構成了“媒介化場所”再生成的根本制度保障。國家至地方層面的政策體系通過戰略引領、制度創新與資源配套，系統推動了釣源村文化空間的數字化轉型。在宏觀上，數字鄉村與文旅融合政策明確了發展方向；在中觀層面，吉州區通過古村落貸與生態資產價值評估等機制創新提供融資與監管支持（S2）；在微觀層面，專項資金與人才政策實現了要素精準投入。政府工作人員表示：“政策的核心是通過制度設計激發市場活力，而非直接干預市場運作，并針對傳統村落特殊性制定差異化支持方案，成功盤活了沉睡的生態資產”（A4）。村民從政策受益者的角度表示：“數字鄉村建設帶來網絡升 級和設備補貼，為我們開展直播與線上經營提供了極大便利”（V9）。此外，“稅收優惠與特許經營等政策工具有效降低了運營主體的初期投入壓力，保障了項目的可持續性”（T2）。這種多層適配的政策驅動，以制度賦能與資源優化實現了政府引導與市場運作的有機協同，為釣源村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構筑了系統性的支撐環境。

4.2.2 技術驅動：創新擴散與成本遞減

技術驅動為“媒介化場所”再生成提供了核心動力與底層支撐，其過程體現了創新擴散規律。5G、物聯網、VR/AR等數字技術在釣源村的應用顯著降低了技術門檻與運營成本，促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轉化與創新性表達。該過程始于文旅團隊作為創新代理人在歐陽修宗祠等核心區的示范應用，其顯著成效吸引返鄉青年等早期采納者效仿，繼而通過社交示范與培訓逐步擴散至更廣泛村民群體，最終實現技術普及與邊際成本的持續下降。技術運營方指出：“我們依托云平臺與開放接口進行開發，標準化方案便于快速復制，使我們高效構建智能導覽與環境監測等系統，顯著壓縮成本與周期”（T6）。“可推廣的技術方案使我們更聚焦于文化內容的創新與體驗品質的提升”（A2）。一位創業村民表示“看到示范點成功后，我也利用直播工具開始創業，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V12）。技術驅動不僅體現為工具的普及與成本遞減，更是創新擴散與傳統場景深度適配、相互塑造的過程。它實現了文化保護與體驗升級的協同發展，為釣源村“媒介化場所”的可持續演進奠定了堅實基礎。

4.2.3 市場驅動：需求牽引與價值發現

市場驅動是“媒介化場所”再生成的關鍵內生動力，為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提供了持續的需求牽引與價值實現渠道。當前文旅消費的結構性升級催生了沉浸式、個性化體驗需求，推動釣源村從傳統觀光向數字文化體驗轉型。2024年，釣源古村接待游客達59.14萬人次，綜合收入達1800萬元，帶動村民戶均年增收2萬元以上（S1）。這反映出消費市場對數字化文旅體驗的顯著需求。運營團隊通過市場機制挖掘傳統文化多元價值，“數字化幫助我們開發出集教育、娛樂與收藏功能于一體的文化產品矩陣”（T3）。這一趨勢體現了文旅消費正從場景消費到情感消費的結構性升級。正如一位游客所言，“我們不再滿足于走馬觀花式的觀光，更渴望參與在地文化活動，獲得獨特而深刻的記憶”（G8）。市場機制不僅拓寬虛擬服務、知識付費與IP授權等價值實現路徑，更推動服務迭代與業態創新，為“媒介化場所”的可持續運營注入了核心動力。

4.2.4 文化驅動：自覺賦權與內生動力

文化驅動構成了“媒介化場所”再生成的根本內生動力，體現為文化主體在數字化進程中的自覺性、賦權性與創造性。這一驅動源自村民文化認同的深化及其在數字環境下的主動傳播與實踐。村民表示：“通過抖音直播歐陽修故事，我從文化聆聽者變成了講述者，這種參與感讓我更加自信”（V11）。這種主體意識的覺醒構成村落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原生性保護力量。“數字化激發了村民文化主體意識，實現從要我傳承轉變為我要傳承等轉變”（A2）。在實踐中，釣源村民自發組建廬陵文化傳習所，定期開展歐陽修詩詞吟誦、儺舞表演等活動（S3），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據運營管理人員表述：“村民主動創作的短視頻內容往往最具感染力和真實性，已成為運營中最重要的文化素材來源，帶動非遺產品年銷售額突破300萬元”（T3）。文化驅動通過身份轉變、符號創新與社區參與，使村民成為“媒介化場所”的建構主體，推動文化保護從被動輸血轉向主動造血，為文化空間數字化轉化提供了持續的內生動力。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在數字技術深度介入鄉村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媒介化理論為理解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現代轉型提供了新的視角。本文基于“媒介化場所”的理論框架，以江西吉安釣源村為實證對象，系統解析了數字賦能下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演進過程、內在邏輯與驅動機制。研究表明：（1）數字賦能推動釣源村文化空間經歷了“數字化嵌入與基礎構建”和“媒介化融合與深度重構”的階段性演化，最終生成虛實融合、功能復合的“媒介化場所”。具體而言，數字基礎設施以“適應性嵌入”和“景觀融入式建設”實現技術與傳統風貌的有機協調；文化要素經“數字化編碼”與“結構化重組”完成了多媒介轉換與敘事創新；虛實融合的“混合空間”拓展了物理空間的文化表達維度，文化生產的“去中心化”與“網絡化重構”則有效激活多元主體參與，重塑了文化再生產權力結構。（2）釣源村文化空間轉型實踐體現出三重內在邏輯的統一：漸進式演進在“路徑依賴”與“創新突破”之間取得平衡，確保在尊重傳統基礎上實現現代轉型；系統性重構推動技術、空間、功能與業態的多維整合，有效規避了碎片化發展的陷阱；協同性參與機制整合政府、企業、村民與游客等多元主體，構筑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生態。（3）“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成是由政策、技術、市場與文化四重驅動機制協同推動的結果。政策通過制度賦能與資源配置提供頂層支撐；技術憑借創新擴散降低應用門檻，實現賦能增效；市場依托消費升級牽引文化價值轉化；文化則通過主體自覺與身份重構激發內生動力。四者相互耦合，共同構成一個外部推動與內生動力相結合的動力系統。數字賦能下的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并非簡單的技術疊加或物理改造，而是一個多元主體參與、多重機制協同、分階段性演進的復雜性社會過程。釣源村的實踐表明，“媒介化場所”的再生成既拓展了文化空間的表達維度與功能邊界，也為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可持續活化與鄉村振興提供了可借鑒的路徑模式。

5.2 討論

本文對現有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生產與可持續創新發展具有理論創新與實踐參考價值。在理論層面，本文融合媒介化理論、空間生產理論與場所理論，提出“媒介化場所”這一核心概念，豐富了數字時代傳統村落文化空間再生產的話語體系，為理解虛實融合背景下文化空間重構與意義再生提供了新視角；所構建的“過程—邏輯—機制”系統性分析框架，突破傳統技術應用或文化保護的單一視角，揭示了數字賦能下多元主體協同與多重機制耦合的深層驅動結構，為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數字化轉型與活化提供了系統的理論支撐與分析工具；在實踐層面，釣源村案例表明，數字賦能通過“適應性嵌入”“結構化重組”與“協同性治理”等可操作路徑，在尊重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有效激活傳統村落發展動能。其“漸進式—系統性—協同性”的轉型模式，為同類村落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實踐范本。但也應正視數字介入過程中的挑戰，如文化闡釋的權威性爭議、業態空間分布不均衡、數字資源可及性差異與可持續性運營等。釣源村通過設立文化顧問團、推行收益反哺機制及強化多主體協商等途徑，對上述問題進行了部分回應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諸如技術快速迭代與遺產原真性保護之間的長期張力、數字紅利分配的公平性等深層矛盾，仍需通過持續的制度創新與動態的治理調試來尋求平衡與解決。

數字技術的介入為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賦予新的表達形式、體驗方式和意義維度。雖然本文揭示了數字賦能下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與活化的生成機制，但由于文化空間媒介化轉型內在的復雜性與動態性，涉及多元主體的持續互動、技術邏輯與文化邏輯的深度耦合、虛實關系的不斷調適，其長期演變規律與整體社會效應，仍需通過更多元的案例進行橫向對比與深入探討。此外，本文主要以單一案例的深度分析，其研究結論在差異化區域背景中的普適性存在一定局限。未來研究可結合定量方法與跨案例比較分析，縱向追蹤不同資源稟賦、不同發展階段的村落的文化空間與數字技術的互動演進特征，從而全面深刻地把握數字技術力量下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的新內涵與動能，以期為此領域的學術研究與實踐探索提供更為科學的指引。

作者：白丹 喻曉社 游琪

來源：《自然資源學報》2026年第4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宋柄燃

校對：江 桐

審訂：賀雨婷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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