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翔：二十年后，AI門前

來源：燕大元照法學教室作者：張翔，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卷首語

我是從2005年開始給本科生講授《憲法學》課程。二十年了，對憲法教學自然有些體會，對整個法學教育的演進變遷，也有些局內局外的觀察。此文落筆時，恰逢DeepSeek正式發布滿一年。毫無疑問，對法學教育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前景，我也感到困惑。借《燕大法學教室》卷首數頁，記錄一些印象和想法。

二十年來，憲法教學最直觀的變化，是可講授的知識的量極大增加。憲法學在過去二十年間，在基礎理論、基本權利、國家機構、方法論等各個領域，都有長足進步。在教義學框架粗備之后，憲法學知識體系的各個部分都在不斷細化和深化。法學是實踐科學，法治實踐的高速發展刺激了各部門法學科的知識激增。以職業訓練為重要目標的法學教育的必須將這些知識轉化為教學內容。相應的，法學的各門課程中被認為需要講授的“最起碼”的內容都大幅度增加。課程內容的增加還體現在，老師可以提供給學生，并希望學生閱讀的文獻數量的增加。

另外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法學教育能夠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技能訓練。最突出的，就是近十幾年“鑒定式”案例教學在民法、刑法、行政法、憲法等學科的普遍引入。請求權基礎、三階層的犯罪構成、基本權利的雙重性質等不再被當作抽象理論，而成為“解案例”的框架指引。各學科的教學都在普遍借助這些分析框架來訓練學生分析案例的能力。成效是顯著的。以憲法教學為例，不同法學院的多位老師都表示，在研究生復試中能觀察到，學生普遍掌握或至少知曉“保護范圍——干預——干預的正當化”的自由權審查框架。此外，各法學院普遍開設法律寫作、法律檢索等技能課。有的法學院還在嘗試與律師事務所合作，開設更具實踐性的專門課程，嘗試將法學院的職業訓練與青年律師培養相結合。當然，還包括以學術訓練為目標的研討課。法學教育的進展，也體現在《燕大法學教室》《北大法學小課堂》這樣專門以教學為指向的刊物的創辦。

但現有的法學院的課程體系和課時容量，卻不能很好匹配課程內容的增加。比如，在現有課程體系下，很難開設與基礎知識講授課相配套的、同步進行的案例練習課程。（由于練習課需要數量較多的高水平助教，這件事甚至與高校的人事制度有關。）又如，在總體上壓縮課時量的導向下，很難因應課程內容的增加而增加課時。例如，必修課《憲法學》在多數法學院是3個學分，48個課時。但更合理、更充分的方案可能是，將憲法學至少拆分為《基本權利》和《國家機構》兩門課程，各3個學分，在兩個學期分別講授。即便是能夠分別開設總論和分論的刑法、民法課程，據我了解，老師們也普遍認為課時不足。當然，可以通過開設比較××法、××案例分析等選修課程來緩解壓力，但老師們還是認為，這些都是“最起碼”的內容，學生們都該學，而不是部分人選修。“講不完”“講不細”是很多老師的無奈。

可是，如果轉換到學生的視角，感受卻往往是：“學不懂”“讀不完”“寫不完”。法學的知識并不容易，每門學科都“博大精深”，而學生一學期要面對好幾門；法律相關的文本一向以抽象、艱深、纏繞、晦澀而著稱，經常被母語使用者視為“外語”；授課老師覺得每周布置三四篇文獻已屬“克制”，但對于學生而言可能是每周幾十萬字的閱讀量；案例分析一學期8個不算多，可對于學生而言，這意味著幾乎天天在碼字。有學生跟我說：“老師，我真的想好好寫這門課的文獻綜述，可是那門課的案例作業又來了。”我看到學生在朋友圈吐槽：“就算我有一點學術熱情，也被這沒完沒了的作業消磨了。”我每年都跟大一同學說，上大學成功的秘訣是去圖書館“亂翻書”，有同學告訴我：“大一還能堅持，大二就完全顧不上了。”我們當然可以要求學生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畢竟我們當年就做到了。可是，我們當年有這么卷、這么忙嗎？會這樣的沒有閑暇嗎？我當然不是要把責任攬到我們這些教師的身上。相反，我們也抱怨。我們也有理由去質問：大學中的個體不應該是“自由而寂寞”的嗎？大學不應該是無預設目的而追求純粹知識的所在嗎？但事實就是，大家都過載了。

這個時候，AI來了。

學生會不會利用AI來給自己“減負”？可不可以利用AI去完成文獻綜述、案例分析或者別的課程作業，甚至去糊弄學位論文？用AI生成的東西有多少錯誤、多少幻覺？這些問題我不想討論。畢竟，AI就在那里，大語言模型最擅長的就是處理文本，而這正是法學專業所最為依賴的。AI就像海妖塞壬。她唱到：“每一個從這里過去的海船上的人們，總要停下來，靜心欣賞，等心滿意足之后，再離開，帶走了許多的奇聞異事”，但沒有哪個聽到她動聽歌聲的水手會離開。我們也不能用蜂蠟封住學生的雙耳，或者把他們綁在法學課程小船的桅桿上。我想問的是，AI對法律教學真正的挑戰是什么？

首先必須承認，從知識傳播的量來看，課堂教學的效率是不高的。辛辛苦苦兩個課時講的內容，AI可能用幾十秒就能生成文本，學生讀一遍可能只要十幾分鐘。其實，即便在AI時代甚至互聯網時代之前，對于一個有學習能力的人來說，通過閱讀文本來自學的效率也是高于聽課的。如果說，那時候，有疑問得找人問是肉身的老師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在AI時代，你盡可以把不懂的再次輸入對話框。AI不會罵你笨，不會沒耐心，而且總是能給出答案。（正確與否當然是個問題，可是肉眼凡胎就不會錯嗎？）我們做老師的覺得講不完、講不細的知識，在AI時代可能一索即得。并且，只要有手機，學生就可以隨時調用，不用擔心發信息會打擾到老師。那么，海量細節的知識傳授，是不是可以交給效率更高的AI？甚至，老師們是不是也沒必要掌握那么多知識細節，畢竟老師也可以用AI。

問題毋寧是：究竟什么是課堂教學或者說面授所無法被AI取代的？推而廣之，法律職業、法學學術的乃至人類的一切專業工作中，有什么是無法被AI取代的？已經有太多的回答了。比如，AI能實現從1到100，但還做不到從0到1；AI生成的平庸“作品”，永遠無法與人類的杰作相比；在各種領域，AI都能糊弄甚至碾壓絕大多數人，但在特定領域的頂級專家面前，總還“差一口氣”。可是，從0到1本來也只是少數天才的事，大部分人的工作不都是bullshit jobs，是這個草臺班子世界里的無用代碼。所以，讓AI來，有什么不可以？

不再啰嗦了，談談我對AI時代法學課程的想法。一門本科部門法課程的教學目標或許可以調整為：觀其大略，知其細微。

觀其大略，是說在課程容量和學生注意力的限制下，一門課程或許只夠說明該部門法的核心價值、總的體系和分析框架；知其細微，是說在有了“學科地圖”后，學生盡管不掌握所有細節，但在需要時，可以在任何點上深入并成為專家。

我的意思是，在知識量激增而又有人工智能工具的條件下，一門課程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去覆蓋所有細節。重要的是，在了解總的框架后，學生能夠借助AI和其他工具為更精細深刻的研究型學習。于此，教師要做好示范和指引，讓學生能夠觀察到一個專業人士是怎樣思考和表達的。以及，如果學生真想深入探討一個問題，他知道能從課程ppt的某一頁找到線索，或者從老師提供的哪一篇文獻開始。學生有這個能力。比如，我在今年的教學中，只是在基本權利總論部分（課時所限，基本權利分論幾乎沒法展開）提到了備案審查的“機場建設費案”中存在財產權的保護范圍問題：政府性基金的征收是否構成對個人財產權的干預？課后一位同學通過郵件追問。于是我把關于財產權的文獻，從民法所有權到憲法財產權、從存續保障到價值保障、從所有權絕對到財產權社會義務，等等，都發給了她。而她的梳理說明她能夠很好的理解和掌握。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教師在課堂上，展示的應該是法則，是法律人如何思維的樣子。給學生看的文獻，是法學知識海洋中打到的魚。更重要的是，指導如何出海打魚，如何潮生理棹、潮平系纜。學生得了地圖、窺了門徑、獲了金針，又有AI相助，勤加練習，自我成就為完全法律人，當無問題。

但是，在擁抱新技術，相信技術賦能的樂觀之外，也有必要給學生們提幾點醒：

第一，要能夠深度閱讀。我并不反對學生用AI幫助閱讀。特別是，如果是一門你沒興趣的課，用AI去應付文獻綜述作業甚至presentation，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逃課。如果你把逃課得來的時間用在了你認為有意義的學習上，并沒有什么不對。問題在于，AI協助閱讀，對于這個領域的行家而言，是技術賦能，是提升效率的利器；而對于初學者而言，則可能是自廢武功的開始。從學徒到大師，必須經歷沉浸其中的熏染習得。有科學家說當下的AI還只是guess machine，它能給出答案，但并不真正理解。你可以利用AI來完成自己的學徒訓練，但不能讓AI來替你當學徒。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習而言，深度閱讀是讓一個學習者具備真正的理解力、感悟力乃至審美能力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最重要的路徑。對于一本艱深晦澀的經典著作，當然可以讓AI提供要點和框架，但這最多只能作為真正理解前提的“前理解”。你是不是真的讀懂了，是不是具備了更高的理解、感悟和審美的能力，等你懂了、具備了，你自然會知道。并不真的懂的AI，并不能替你知道。

第二，要學會解案例。“鑒定式”案例分析的框架，是高度形式化的，AI掌握起來毫不費力。你把案例投喂給AI，并將提示詞設定為按照某分析框架進行分析，AI是可以生成相當不錯的分析的。（我猜想，將法律專業知識形式化、數字化的最可能的路徑或許就是與鑒定式案例分析的Schema結合。）但是，如果法學生不能具備掌握解案例的能力，那么他在法律職業上會遭遇困難。劉思達在他的《人工智能為何無法取代法律職業》的發言里指出，AI無法代替律師去出庭訴訟，也不能替律師去“背鍋”，這兩點不變，AI就不能取代法律職業。問題還在于，適用法律去處理案件需所要的解釋規范意涵、形成對事實的理解、作出必要的價值判斷甚至考量后果，我們真的能完全托付給AI嗎？如果還不能，法律人就必須仍然具備用人的思維去分析案件的能力，具備糾正人工智能的錯誤的能力。當然，也許有一天AI會強大到哲人王甚至上帝一般，全知全能且無比公正，以至于我們都愿意接受它的判斷。到那時候，法律思維固然沒什么必要存在，甚至法律都不必要存在了。如果，真的有算法取代法律的那一天，問題可能是：人類是不是真的要放棄主體性，而接受AI的統治。至少在這一天到來之前，法學生還是要學好解案例。

第三，要學會提問題。人們都說，在AI時代，最重要的能力是提問的能力，或者說，寫給AI寫提示詞的能力。我們知道，在人類發明電腦之前，記憶力好是巨大優勢。在中國，天才的標志性特征經常是“過目不忘”“過目成誦”。據說，千古文人頂流的蘇東坡“每制詔，未嘗有所檢閱”，經史子集，都在腦子里。在AI時代，記憶力似乎不那么重要了：還有什么知識和信息是AI檢索不到的嗎？可問題在于，你知道你要檢索什么嗎？如果你不能提出好問題，AI又怎么可能給出好答案。怎么樣才能提出好問題呢？其實還得靠你腦子里有東西。而你腦子里的東西，還是靠閱讀和專業訓練而得的。就比如我舉的蘇東坡的這個例子，也是通過DeepSeek檢索來的。我給DeepSeek的提示詞是：“林語堂的《蘇東坡傳》里，講過蘇東坡草擬詔書不用查書的故事，你能找到嗎。”他給我提供了幾條。我問它“每制詔，未嘗有所檢閱”這句話的出處，它說是李廌的《師友談記》。我沒有蘇東坡的記憶力和巨大的知識量，但我能找到這句適合引用的話，是因為我看過《蘇東坡傳》，腦子里有模糊的印象，然后得到了AI的幫助。我看到有高段位的AI使用者說，AI可以幫助有經驗的創作者把腦子里的粗糙單薄的設想生成得完備豐滿。我想，腦子里的東西和使用AI的技巧，至少差不多重要吧。腦子里的東西是提問能力的基礎，還是要靠深入閱讀和專業訓練。

（順便說一下，我發現，在蘇東坡這個例子上，DeepSeek提供的東西可能不準確。因為他給出《蘇東坡傳》里的內容并不是直接相關的。而我真正想要的段落，最終還是靠自己翻《蘇東坡傳》找到的。內容是說，接替蘇東坡起草詔書職位的官員，讓侍候過蘇東坡的老仆人比較自己和蘇東坡。老仆回答道：“蘇東坡寫得并不見得比大人美，不過他永遠不用查書。”于是，我有理由懷疑DeepSeek給我的李廌的《師友談記》里的那句話的準確性。我手頭沒有這本書，現在還沒法查證。這正是使用AI的一種風險所在吧。）

有人說，在AI時代，老師不再是知識的灌輸者，而是學生內心動力的點燃者。一個具有學習能力和學習動力的人，可以把AI變成一個無時不在的學業向導，為自己定制個性化和高效的學習方案。我們這些法學老師，只要這個職業還存在，在課堂上要做到的，至少是去展示一個法律人的樣本，并期待點燃學生內心的動力。

有人說，AI雖然暫時還無法取代頂級的專家，但已經可以取代初級的從業者。也有律師告訴我，有了AI之后，已經可以不要助理了。可是，大咖律師也都是從律師助理起步的。如果助理被AI取代了，將來的頂級專家在哪里？法學生更該想明白一件事，如果你讓AI替你去學習，你還有可能成為一個專家嗎？君子不役于物，在AI時代有新的意義。

有人說（好像是馬斯克），從宇宙尺度看，碳基生物人類的文明可能只是硅基文明的一段引導程序。如果真是這樣，硅基文明回過頭來看我們在AI門前的思考和焦慮，可能是會發笑的。但是，即便明知如此，我也還是會寫下這篇文字并覺得有意義，因為它伴隨著人類的呼吸。

以及，硅基生物，它會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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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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