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陳璧君病逝，臨終前寫信叮囑子女：不要忘記報答國家的恩情

1959年5月25日，上海龍華醫院彌漫著刺鼻的消毒水味，68歲的陳璧君靠在病床邊，抬手示意護士：“紙筆拿來，我要寫信給孩子。”那聲沙啞的請求，像是打開了一本卷帙浩繁的舊賬簿。

走馬燈似的回憶在病榻前閃爍。曾經的春風得意、珠光寶氣，此刻都被氧氣管與針劑換下。她的目光穿過病房的鐵欄窗，落在黃浦江的晨霧里，仿佛要把半生榮辱撿拾一遍。

時針撥回1945年8月，日機不再轟鳴，南京街頭響起了慶祝勝利的鑼鼓。就在萬人空巷的喧囂中，軍統局長戴笠接過密令：務必擒拿汪精衛遺孀陳璧君。對手盤踞廣州，自信手中還有回旋余地。她曾豪氣地放話：“戴雨農算得了什么？我自有退路。”然而，求生的焦躁終讓她一腳踏入誘捕圈。

在廣州被短暫拘押后，陳璧君押解南京。列車抵達那座六朝古都的清晨，她見到同囚的長子與女婿，眼角微紅，卻仍挺直脊梁。走進看守所，她呵斥點名的士兵“混飯吃的小牢子”，要所長徐文祺騰出樓上最好的房間，還指名讓家人同住、房門不鎖。徐文祺本是汪偽舊部，戰后搖身成了國府差官，唯唯諾諾應承。即便身披囚衣，她仍自封“第一夫人”。

1946年2月，被押往蘇州特別法庭受審。那天城里擠滿了看客，囚車像戲班子開鑼。陳璧君身著綢緞旗袍、戴金絲眼鏡，波瀾不驚地踏進法庭。檢察官逐條質證叛國投敵的罪行，她偏要抬高下巴，反唇相譏，甚至揭蔣介石暗通日方的舊疤，激得審判長拍桌喝止。旁聽席爆出竊笑，她卻誤以為贏得支持。最終，法庭宣判無期徒刑并沒收全部財產。“不服，但不上訴，”她冷笑，“上訴也是走過場。”

入獄后，舊習難改。她拒絕勞動，稍有不順即絕食，仍要獄警口口聲聲稱“汪夫人”。然而，歷史翻頁很快。1949年春，解放軍橫渡長江，國民黨倉皇南撤。新來的解放軍干警面對這位桀驁的囚犯，只淡淡一句：“對，我叫陳璧君。”往日咄咄逼人的氣焰驟然收斂。

提籃橋監獄推行新式管理：勞動改造與文化學習并舉，體弱者優先診療。陳璧君住進通風良好的病房，探監照常，只是多了幾本《解放日報》。她背地里嘀咕：“想不到共產黨也講人情。”口氣里仍藏傲氣，卻少了鋒芒。

管教干部屢次催她認罪。她揮筆寫下兩萬余字《自白書》，九成篇幅夸耀從孫中山身側起事、同蔣介石酣斗的“革命史”，對漢奸罪行只字不提。批語回到手中，只有一句話：把罪過寫清。她惱羞成怒，大罵“罵人看守”，揚言要告到上級。幾番交鋒，倒讓那位年輕干部在病房里忙前跑后，替她換藥、扶她下床。日子一長，陳璧君改口叫他“先生”，一聲“您好”帶著遲來的客氣。

1955年7月，她遞交一份思想匯報，首次承認“共產黨能贏，國民黨必敗，是歷史規律”。言辭仍有倨傲，卻已不再全盤否認過去。年老體衰使人心軟，也讓她波瀾的心湖漸趨平靜。

身體卻不給她機會。冠心病、哮喘、腎炎輪番進攻，八次住院，累計近五年。每次住院，專家會診、心電圖、透視一應俱全，監獄醫療檔案密密麻麻。有人感慨，這樣的待遇，往昔連許多將軍都難以享有。

1959年6月初，她再度病危。醫生下了第五張病危通知書，管教干部分班守護。她的手顫抖寫下給香港子女的信：早返祖國，努力工作，報答人民政府之恩。那是她留給后世的最后囑咐。

6月17日凌晨，陳璧君在微弱的呼吸中閉眼。她的遺體換上全新列寧裝，腳穿新布鞋，安靜地躺在臨時停靈室。監獄按家屬要求，將骨灰運抵廣州，由親戚轉送香港，終隨浪潮散入南海。

一個人走完的路，常常超出自己的想象。陳璧君一生精明能干，卻把賭注押在覆滅的舊秩序上；晚年回望，才知“恩情”二字的份量。大幕落下，惟余塵影與警世之音：立場若失，縱有權勢也不過轉瞬云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