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村支書膽敢駕鏟車活埋村民：誰給的囂張底氣？

文丨崔桂忠

“當時就埋到我脖子上了，腿被卡住，想出來都出不來。”山西代縣水峪村被埋村民虛弱的控訴，搭配視頻中觸目驚心的畫面——紅衣村民僅露頭肩，轟鳴的鏟車仍在推土，即便民警到場警告，駕駛者仍一意孤行。這個人，不是街頭惡霸，而是曾任該村十年黨支部書記的任某平。

央視新聞4月25日通報，這起近乎“活埋”的極端暴力，源于一場多年未化解的土地界址糾紛。多次調解無果，最終釀成這起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

一個離任村干部，竟敢視人命如草芥、視法律如無物，他的囂張底氣，究竟從何而來？

第一，病態的權力基因：十年掌權喂出的“土皇帝”幻覺。2005年至2014年，任某平執掌水峪村整整十年。長期居于權力核心，他早已把“村支書”的職務異化為橫行鄉里的私器：村務成了“家天下”，沒有法理，只有“我說了算”。順從者得便利，反對者遭打壓。這種霸道深入骨髓，即便離任，權力的“余威”仍在意識里盤踞。在他眼中，鏟車不是農具，而是震懾村民的兇器；村民的生命，不過是彰顯個人權威的墊腳石。權力再小，一旦私化，就是傷人的利器；職務再低，一旦失控，就是壓人的大山。

第二，失靈的監管閉環：基層監督“空轉”、離任監管“留白”慣出來的縱容。農村是熟人社會，土地糾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調解流于形式，權屬界定多年模糊，矛盾積累無人亮劍督辦。更值得警惕的是，任某平早已離任，卻能當眾動用大型機械施暴，甚至無視民警警告——這暴露了一個深刻的制度漏洞：離任村干部的監管幾乎為零。他們憑借多年經營的宗族勢力、利益網絡，仍能形成“隱形影響力”。而基層部門要么不愿得罪人，要么監管乏力，這種“軟監管”實則是一種變相縱容，讓“村霸”誤以為：“在村里，我依舊說了算，法律管不著。”權力可以離任，但監督絕不能退休；離任不脫管，霸道才不敢回頭。

第三，崩塌的法治防線：應急乏力與暴力信仰的惡性循。視頻中，民警已到場并明確警告，任某平卻繼續推土，直至被強制拽下。這既暴露了農村應急響應機制的薄弱與現場處置能力的不足，更折射出基層組織在面對突發暴力時的法治短板。而作為一名曾任十年村干部的黨員，本應是法治的踐行者，卻徹底拋棄法治思維，信奉“拳頭硬就是道理”。這是最深的悲哀——當暴力成為首選，當公權力在場仍無法即時止暴，法治的信仰便在村民心中悄然崩塌。鏟車推得平泥土，卻推不平人心；暴力壓得住一時，卻壓不住法治的追問。

鏟車可以填平土坑，卻填不平民憤與恐懼。這起“活埋式施暴”案，傷害的不僅是被埋村民的身體，更是基層群眾對權力的信任、對法治的信仰。任某平被刑拘只是個案的開端，真正的治理命題在于：如何堵住制度漏洞，管住“權力余威”，筑牢法治防線？

對策不止于個案，必須構建系統防線：一要制度堵漏，健全離任村干部常態化監管機制，建立“權力清單”與行為追溯檔案，切斷其“隱形影響力”，讓離任不等于脫離監督。二要機制增效，規范土地權屬界定流程，賦予基層調解“剛性約束力”，讓調解真正“長牙齒”，防止小矛盾拖成大禍端。三要能力提升，強化基層干部的法治教育與底線思維，同時提升民警現場應急處置能力，讓村民遇事找法、靠法維權，讓法治成為鄉村社會不可逾越的底線。

基層安，則天下安；法治興，則鄉村興。任某平的囂張是一面鏡子，照見了基層治理的短板，更敲響了沉重的警鐘：唯有把小微權力徹底關進制度的籠子，讓監督無處不在，讓法治信仰深入人心，才能鏟除“村霸”滋生的土壤。今天被鏟車掩埋的是村民，明天若不警醒，我們掩埋的，將不止是村民的身體，更是基層善治的希望與民心。

☆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一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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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