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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一的孩子拿著語文練習冊找我,說有一道題目他不會做,不知道怎么答才好。我一看,這是《雷雨(節選)》課文里的一道題:
分析下列片段所表現的人物性格,揣摩畫線語句中包含的潛臺詞。 周樸園 (忽然嚴厲地)你來干什么? 魯侍萍 不是我要來的。 周樸園 誰指使你來的? 魯侍萍 (悲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來的。 周樸園(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還是找到這兒來了。
下面還有兩小題,都是要求學生理解不同的人物對話背后,到底有什么潛臺詞。
也難怪他不會做,這孩子一向不善于揣摩這些“話中有話”的弦外之音。偏偏國內的語文課,到處都是這樣的題目,或是閱讀理解要求解釋人物言行隱含的深意,或是要回答作者通過隱喻含蓄表達的意味,又或是作文題要摸透出題人的思路。
之前有一課,是茹志娟的小說《百合花》,講一個19歲的通訊兵拉著“我”去群眾家里借被子,他見了女人就臉紅,話不成句,偏偏那家的新媳婦也倔,不肯借:“ 這是我結婚三天的嫁妝,明天還要給男人鋪床呢!”看他手足無措的窘迫樣子,她忍不住抿嘴直笑。沒想到,三天后,他在戰場上犧牲了,她一聲不吭縫補著他來借被子時軍裝上勾破的洞,忽然抓起自己的百合花新被子,撕開被面,把嶄新的棉花鋪在他身子底下,說:“這是給他的,誰也不許拿!”
問題來了,這故事里,主角是誰?你認為小戰士和新媳婦之間有愛情嗎?
孩子抓耳撓腮了一會,答:主角是“我”,因為全程都是她的記述,是從她的視角看到的。至于那兩人,他認為沒有愛情,因為什么都沒發生啊!
好吧,只要你能言之成理,那有你的解讀也行;但他的解題思路,一次次都讓我意識到,這孩子真是個直男,他完全體會不到原文中那些欲言又止、無法明說的情愫——那些以往在我們的文學經典里被看作是“含蓄之美”的地方,對他來說,沒說出來那就是沒有。夏目漱石說東方人表達“我愛你”時會說“今晚的月色真美”,直男可能就真以為是字面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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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是曹禺的成名作
我和他從頭講了一下《雷雨》的劇本,因為我意識到,如果不能完整地理解這個故事的語境,孩子恐怕無法理解為什么周樸園會說那幾句話,背后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從周樸園的角度來說,年輕時的戀人雖然心底里懷念,但前提是她最好已經從世間消失,不會威脅到他現在的生活,而魯侍萍的突然出現,瞬間讓他滿懷戒備,因為他深深懼怕她捅出這段往事作為要挾他的把柄。
《雷雨》的臺詞并不復雜,就是日常對話,乍一看很好明白,但問題是對高一學生來說,如果沒有一定的社會閱歷,又沒有完整通讀過劇本,只對著節選的片段,那確實很難準確地揣摩出背后的潛臺詞。因為那種閱讀理解,真正考的當然不是對字面義的理解,而是對整個語境的深切體會。
用文化人類學的術語來說,中國是一個“高語境社會”(high-context society),很多話語是不明說的,只有結合彼此的關系、文化背景,以及一些非語言信號(例如肢體語言),才能完整地理解對方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熟人社會,彼此知根知底,很多話也不需要明說,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很多人都深信“點到為止”的默契才最可貴。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也忌直白,而總要強調留白才有余味。
問題是,這種文化習慣,往往讓人將過多的心思都用在揣摩對方究竟是什么意思的猜謎上,由于人們關注的重點不是字面意思而是話語背后的關系乃至權力,有時甚至會解讀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意思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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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聞香識女人》中,上校有一段擲地有聲的演講,打動了無數人,但試想一下,如果這事發生在中國,那臺上臺下的師生會怎么想?
恐怕有無數人在聽的時候都會竊竊私語:“這人是誰?竟敢對校長這么說話?這學生看來家里有背景啊!校長這次丟臉可丟大了,不知道接下來會怎么給這學生穿小鞋?”
說實話,我頗為懷疑,孩子是否有必要懂這些潛臺詞——當然,踏上社會后,不懂這些,為人處世只怕也要吃虧,但在語文課上,我們這是要訓練孩子做什么?
現代社會(不止“西方”)總的來說是一個“低語境社會”,因為陌生人之間無法像熟人社會那樣準確揣摩對方的用意,到底什么意思,只能明明白白表達出來才算數。實際上,“高語境”雖然也有“含蓄美”,但容易導致誤解,在溝通效率上也難免是低效的。
和孩子討論完《雷雨》,翻到下一課就是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我第一次意識到,兩者的戲劇語言很不一樣:莎劇的人物對話不是日常的,不時有長段的獨白,這很自然地讓人注意的是文辭之美,不用揣摩人物的話外音。
當然,我也認為,完整地理解角色臺詞所隱含的深意,對于理解這些人物性格也自有其意義;但我確實懷疑,有沒有必要讓孩子懂這些潛臺詞——語文教學的重心不應該回到文學本身嗎?
從練習冊的問題來看,關于這一課的六道題,當然也有討論戲劇沖突結構與真實性,但基本上是把《雷雨》當作文本來解讀的:要求梳理人物關系圖、分析比較修改的表達效果、周樸園到底對魯侍萍有情無情,如此等等。
之所以要關注戲劇角色到底是好人壞人,當然不是出于文學視角,而是一種社會批判的視角:在此考慮的并不是這個角色塑造得是否成功,所說的話是否符合這個人物形象,倒是把這個人物看作是他所屬階級的一個縮影,仿佛他塑造出來就是為了供批判用的。
這當然也是一種教育方向,但教育的方向并不是從審美角度欣賞戲劇文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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