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文件曝光：中情局拿朝鮮戰俘做實驗，25人成首批小白鼠

備忘錄詳細規劃了審訊小組的配置與訓練。這些小組將接受測謊、各類藥物和催眠方面的訓練，用于“人格控制”目的。每個小組由三人組成：一名醫生，最好是精神科醫生；一名催眠師；以及一名測謊技術員。

備忘錄還說明，醫生和技術員需要接受大約5個月培訓，而監察與安全部門現有的催眠師則可立即投入使用。另一份1951年2月2日的后續備忘錄中，還詢問能否購置6臺“高壓噴射注射器”。這是一種實驗性裝置，可通過“噴射注入”的方式穿透皮膚，秘密注射鎮靜劑。

項目擬定預算為65515美元，其中包括團隊薪資，以及注射器、毛巾、攝影機等設備費用。預算中還單列了18000美元“運輸費”。盡管實際的海外地點已被涂黑，但一年后一份中央情報局會議紀要明確提到，在“日本和朝鮮的一個項目中，陸軍曾派測謊員與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組成團隊，對朝鮮戰俘實施測試”。

當時還有一些測試請求，因“安全原因”被認為無法實施。根據1951年9月18日的一份備忘錄，其中包括“在外部對特情人員進行電話誘導實驗”。撰寫者解釋說，這種電話催眠迄今“無一失敗”，但是否按機構體系展開測試，尚未獲批。

在一份強調該項目重要性的解密備忘錄中，官員寫得更為具體，稱存在一些“只能通過實驗、測試和研究解決的具體問題”。與“藍鳥計劃”所需物資清單相比，這些官員希望通過實驗探索的“具體問題”，更直接暴露了該機構真正關心的內容。

其中一些問題包括：“我們能否制造出……一種違背個人基本道德原則的行為？”“我們能否抓住一個對象，并在一兩個小時內……讓他去撞毀飛機、破壞火車等？”“我們能否‘改變’一個人的人格？這種改變能維持多久？”“我們能否在任何情況下都保證徹底失憶？”

最后這個關于藥物誘發失憶的問題，在幾個月后變得尤為關鍵。當“藍鳥計劃”的第一支技術團隊抵達日本開展初步測試時，這一目標已進入實際操作階段。

據馬克斯記載，這些人“在4名受試者身上試用了鎮靜劑阿米妥鈉與興奮劑苯丙胺的組合，最后兩人還額外接受了第二種興奮劑印防己毒素”。該團隊試圖誘導一種由醫療手段實施的失憶狀態。根據他們的報告，實驗效果足以支持繼續推進后續測試。

兩個月后，按照馬克斯書中的說法，“藍鳥計劃”團隊開始在日本對25名朝鮮戰俘測試更“高級”的審訊技術。

圍繞“心智控制”計劃和“藍鳥計劃”的核心神話，是這樣一種敘事：一名美國士兵在敵方長期關押后回到國內，后來卻被發現已被催眠，成了“雙面間諜”。朝鮮戰爭期間，美國電影院曾放映由后來成為總統的羅納德·里根主演并配音的影片。這些影片宣稱，美軍士兵遭到朝鮮士兵的心理折磨，危險的、反民主的觀念在他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植入腦中。

多數美國人對這段經歷的認知，其實建立在一部虛構作品之上：理查德·康登1959年的政治驚悚小說《滿洲候選人》。在這本書及其兩部電影改編中，一名美國士兵回國時帶著一個連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在被朝鮮士兵關押期間，他遭敵軍洗腦，不知不覺成了一名潛伏刺客，等待被“激活”后去刺殺一名總統候選人。

隨著“藍鳥計劃”演變為“洋薊計劃”，再到后來的“心智控制”計劃，中央情報局的目標似乎逐漸轉向“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按照這種說法，既然美國士兵回國時據稱已被敵人催眠和改造，那么圍繞心理實驗的項目就成了某種“必要之惡”。

在1983年的一份證詞中，主持“心智控制”實驗的中央情報局化學家西德尼·戈特利布回憶說，經過徹底調查后，他得到的結論是：沒有證據顯示任何美國戰俘在朝鮮戰爭期間曾遭受藥物誘導催眠。

戈特利布說：“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份報告基本上是說，他們認為朝鮮人使用的技術并不神秘……并不依賴藥物或其他更復雜的技術手段。”

此外，1952年一份致艾倫·杜勒斯的備忘錄也表明，即便沒有證據證明敵對國家在進行類似研究，中央情報局仍愿意為這些實驗提供資金支持。備忘錄寫道：“我們不能把缺乏證據當作不存在的證明。”

艾倫寫道：“處于催眠狀態下的人會提供信息，但……這些信息未必總能被視為準確，因為在某些催眠狀態下，會出現幻想，甚至幻覺。”

當人們翻閱那些冗長的預算表，看到藥物、注射器、測謊儀和催眠師的開支，再與馬克斯書中的細節相互對照，想象便會不由自主地試圖填補空白，甚至滑向幻想。對于研究中央情報局如何追求一種旨在抹除事實、經歷與記憶的技術而言，這種閱讀體驗本身，似乎也帶著某種諷刺意味。

這些披露清楚表明，歷史被遺忘，與歷史被迅速而有組織地抹除，二者之間存在本質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