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燦爛之書》：偉大文學作品的魅力在于，作家們已寫出我們的人生

《生命的燦爛之書》是哈羅德·布魯姆的最后一部著作，他于2018年寫完此書，第二年即去世，享年89歲，他沒有看到這本書的出版。

作為耶魯學派的代表人物，布魯姆一生著述甚豐，著名的就有《影響的焦慮》《西方正典》《如何讀，為什么讀》等。可以說，布魯姆一生的工作就是試圖告訴讀者，為了節(jié)省短暫的生命，哪些文學作品值得一讀。

面對二十世紀各種主義的文學解讀，布魯姆始終堅持文學的審美標準，這在將文學視作社會鏡子的時代潮流中顯得獨樹一幟。后期的布魯姆轉向大眾美育，此書是他在耄耋之年完成的，對自己的文學人生充滿溫馨的回憶。在全面介紹作品方面，此書類似《西方正典》，但又更具個人特色，既可以視作一部小說講義，又可以視作一部文學回憶錄，觀點雖然嚴謹，卻又毫無學院派色彩。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2019），出生于美國紐約，當代美國著名文學教授，“耶魯學派”批評家、文學理論家，代表作有《西方正典》《影響的焦慮》《如何讀，為什么讀》等。

撰文｜景凱旋

《生命的燦爛之書》

作者：[美]哈羅德·布魯姆

譯者：黃遠帆

版本：雅眾文化｜商務印書館

2026年1月

布魯姆的“文學遺囑”

哈羅德·布魯姆1930年出生于一個講意第緒語的東歐猶太家庭，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表兄弟姐妹都死于納粹大屠殺。他的一生都被用來讀書和教學，起初他只喜歡詩歌和戲劇，在88歲時，他決定寫一部關于小說的書，實際上是重讀或回憶自己讀過的小說，并不時寫到自己與熟悉作家的交往，猶如回憶自己的一生：“故事情節(jié)或社會歷史向來非我所喜，我只想把自己代入到人物中。” 在他這個年齡，的確是可以從心所欲了。

很大程度上，此書是布魯姆為自己而寫的，將《生命的燦爛之書》視作自己的文學遺囑，對當下這個不再重視文學的時代感到惆悵和傷感，這對于他的文學體驗顯然產生了作用。書中討論了36位西方現(xiàn)代小說家，囊括了50部小說，我們熟悉的作品許多都包括在里面了。作為一個文學評論的權威，他的評論一如既往地精當而準確，值得文學愛好者仔細品味，從而提高自己的審美鑒賞力。

盡管布魯姆已徹底放飛自我，但仍然保持了某種書齋氣，或者說，古典精神是他評價作品的一個重要標準。我們讀許多大作家的評論，發(fā)現(xiàn)他們都各有所好，布魯姆在書中也時常透露這一點，如伍爾夫熱愛普魯斯特，卻不喜歡喬伊斯。喬伊斯讀過《在斯萬家那邊》，但感覺平平。愛默生和納博科夫都不喜歡奧斯汀，認為這位女作家蒼白、狹隘，這使布魯姆頗不以為然。對布魯姆來說，作品的藝術成就不在于人物寫得對不對，而在于人物寫得好不好。

當然，對于自己的個人偏好，布魯姆也毫不掩飾。例如，他討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猶太傾向（作為一個猶太人后裔，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僅僅喜歡屠格涅夫和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說，認為這兩位作家的長篇小說在美學上是有局限的，屬于“時興貨”，只是反映某個特定的時代，缺乏超越時間的價值。在書中，布魯姆只討論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初戀》，對海明威的作品則不置一詞。

就作品的選擇而言，布魯姆本人喜歡或熟悉的小說，似乎可以按英國、法國、美國，然后是俄國的順序排列。有意思的是，德國文學中只選了一部小說，即托馬斯·曼的《魔山》，盡管在評論《魔山》時，也順便提到了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那么歌德呢？布魯姆沒有討論。不過，在對其他作品的評論中，他對歌德表達了必須的敬意。

沃爾夫岡·歌德（1749-1832），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德國和歐洲最重要的劇作家、詩人、思想家，被稱為與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并列的四大文豪。

好在布魯姆的品位比作家更為廣闊，盡管他在評論不同作品時有的詳細，有的簡略。這本書的方法并不新穎，即結合作家生平或思想討論作品，而且大段引用作品中的描寫，引用其他批評家的看法，并加以再批評。對于沒時間讀完所有這些小說的讀者來說，這是文學權威的評論，也是讀者偷懶的福氣。

如果說布魯姆在書中透露了自己的某些人生觀，那就是他十分欣賞希臘化時期的盧克萊修，他認為這位哲人影響了莎士比亞、雪萊、丁尼生和喬伊斯。盧克萊修對痛苦和死亡的伊壁鳩魯式態(tài)度也是布魯姆的態(tài)度。

讓文學回歸美學

此書以《堂吉訶德》開篇。布魯姆將塞萬提斯視作西方現(xiàn)代小說的第一人，他和莎士比亞“創(chuàng)造了如今大部分我們所知的人物類型，或者至少是那些呈現(xiàn)人物方式。”就文學人物的范式而言，莎士比亞教會了我們與自我對話，塞萬提斯教會了我們與他人交流。堂吉訶德和桑喬已經懂得了世間一切需要懂得的道理，“他們至少懂得他們到底是誰，而這就是最終他們要教會我們的東西。”

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兩人對后世文學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

我懷疑，現(xiàn)代讀者真的懂得自己到底是誰嗎？布魯姆贊同烏納穆諾的觀點：那位騎士要尋找真正的祖國，卻發(fā)現(xiàn)它只存在于流亡之中。這就是人生的實質。這實質早已在古希臘史詩和悲劇中表現(xiàn)出來。

在布魯姆看來，如果不了解奧德修斯的故事，就不會了解堂吉訶德墜入洞穴那段情節(jié)是在戲仿奧德修斯前往冥府之旅。堂吉訶德和莎士比亞在后期都傾向于虛無主義，認為“灰飛煙滅是靈魂的最終結局”。這兩位作家生活在現(xiàn)代的黎明，他們意識到不存在彼岸世界，現(xiàn)代文學便是誕生于這一觀念的基礎上。

因此，正是這兩位死于同年的偉大作家奠定了現(xiàn)代文學的基石，那就是文學世界的世俗性本質——人的個性。今人大概都不太能理解奧斯汀的人物，布魯姆在評論奧斯汀時，告誡讀者要關注作家對人物自我意識的描寫，雖然奧斯汀的筆下都是小世界里新教徒的喜劇，但其中的人物始終堅守個人判斷的權利。

《傲慢與偏見》中，達西與伊麗莎白彼此吸引是基于相互尊重，最終“傲慢得到補救，偏見變成審慎，為認識他人留出了位置”。布魯姆還專章討論了奧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說《勸導》，這部小說不太有名，但寫得最為成熟。奧斯汀在小說中回歸莎士比亞式的兼容并蓄，“兼具悲傷以及悲傷的終結。”安妮聽從教母的勸導，沒有嫁給溫特沃思上尉，結果受盡折磨，但最后還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布魯姆重視安妮性格中的細膩敏感，他批評當代的文學評論總是強調社會經濟因素，實際上，“奧斯汀的偉大藝術基于摒棄”，摒棄與人物有關的經濟繁榮背景。需要指出的是，布魯姆希望讓文學回歸美學，而不是社會學，因而此書偏重的是對人性的揭示，而不是對社會問題的討論。就此而言，奧斯汀表現(xiàn)的是個人意識的成長，她的幾大女主角“都擁有一種內在的自由，所以她們的個性不受壓抑”。

簡·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國著名小說家，出生于漢普郡斯蒂文頓鎮(zhèn)的一個牧師家庭。她從未進過正規(guī)學校，一生酷愛讀書寫作，代表作品有《理智與情感》《傲慢與偏見》《曼斯菲爾德莊園》《愛瑪》《勸導》等。

個性——這也是布魯姆分析其他小說的出發(fā)點。他指出，《紅與黑》的人物都有原型，于連的想象即是司湯達的想象，司湯達21歲時就跟一個女演員同居，一生有過許多情人，因而司湯達也是愛欲的理論大師，他筆下的于連“有能力感受深刻的感情。盡管他的處境總是強加給他許多虛偽，他真正追求的是愛和精神的自由”。瑪?shù)贍柕碌脑蛣t來自歷史上的同名人物，亨利四世的王后，也是拉莫爾勛爵的情人，傳說后者被斬首后，瑪?shù)贍柕聦⑺念^做了防腐處理，保存在棺材里。

對于創(chuàng)造了眾多形象的巴爾扎克，布魯姆從《高老頭》中一個次要人物沃特能（又譯伏脫冷）入手，這個盧梭的信徒，犯罪組織的頭目，以“能躲死神的人”而聞名，出現(xiàn)在巴爾扎克的幾部重要小說中。他在《高老頭》中被捕時，警察局長將他的假發(fā)打落，他變得異常憤怒，周圍人都被他的神情嚇壞了，但當警察拔出手槍，“他立刻露出微笑，低頭看著假發(fā)。”通過驚人的自控力，他躲開了死神。

在《幻滅》中，呂西安因追求財富失敗而打算自殺，沃特能化身卡洛斯神甫救了他，他扮演呂西安的導師角色，幫他重新征服巴黎，向社會復仇。在《交際花盛衰記》中，沃特能戴著面具出現(xiàn)，呂西安供出了沃特能后感到悔恨而自盡，而沃特能在被捕后則利用貴族女性寫給呂西安的情書，來要挾當局，再一次躲開死神，最終還當上了巴黎警察局長。布魯姆認為，在美學上，這類似于撒旦屈服并重新加入了天使的合唱團。

巴爾扎克（1799—1850），十九世紀法國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歐洲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代表作有《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等。

布魯姆對《悲慘世界》的評論令人叫絕，他認為雨果喜歡把自己當作上帝，他沒有分析主角冉阿讓，而是談及一個次要人物安灼拉，并引用安灼拉在處死一個密探后的演講：“那個人干的事是殘酷的，而我干的事是丑惡的……將來誰也不再殺害誰，大地上陽光燦爛，人類只知道愛。”有意思的是，布魯姆寫下這些評論的時間是2018年，在他看來，安灼拉的狂喜迄今還在打動人們，相信未來會是光明的。

將生命與文學融為一體

布魯姆十分欣賞《包法利夫人》，他告訴我們，福樓拜終身未婚，厭惡生育，在一封情書中，福樓拜說他不想傳遞“存在之苦惱與恥辱”。這位作家對愛瑪?shù)膼燮鋵嵤且环N自戀，她是一位女版堂吉訶德，幻想體驗一種崇高的激情。布魯姆認為，福樓拜倒轉了雨果的浪漫主義，將令人厭倦麻木的生活寫得有聲有色，“自她以后，小說進入了無所事事的領域，主人公倍感無聊，讀者卻不覺得。”也就是說，日常生活從此進入作家的視野，普魯斯特、喬伊斯和卡夫卡的人物都是包法利夫人的孩子。

對于布魯姆來說，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二十世紀最有分量的兩部長篇小說。關于喬伊斯，布魯姆寫了很長的篇幅，喬伊斯的文學野心是要跟但丁和莎士比亞一較高低，他也幾乎做到了這一點。赫胥黎的《悲劇與全部真相》曾引用奧德修斯在哀悼船員后繼續(xù)吃喝的情節(jié)，布魯姆借此來說明《尤利西斯》的主題：人的偉大恰恰寓于平凡的日常生活。

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兩人為現(xiàn)代文學領域的經典作家。

由于布魯姆寫過許多關于普魯斯特的文章，所以在評論《追憶逝水年華》時，他只討論了小說中的“頓悟”，貝克特稱之為“癖點”，即人們一想到它，它就變了。布魯姆分析了《索多瑪與蛾摩拉》一章，馬塞爾第二次來到巴爾貝克，進入旅館房間，一下子想起死去的外祖母，回憶起“她在世時真實而又完整的形象”。當初馬塞爾覺得外祖母生病是很平常的事，如今她那看似平常的愛突現(xiàn)出來。

普魯斯特試圖告訴讀者，這種真實的感覺只能發(fā)生在我們將形象重新創(chuàng)造出來之時，布魯姆由此傷感地回想起自己的許多親友，如今他們都已經不在了，是普魯斯特引導他經歷了由憂愁臻于善，“他向我們展現(xiàn)了敘事者重新抓住了流逝的過去，然后達到了善的境界。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別的小說家能達成這樣的境界。”對于小說藝術，這是最高的評價。

盡管布魯姆對西方小說的理解優(yōu)于對俄羅斯文學，他依然討論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引用學者貝西亞的論述，稱在《上尉的女兒》中，“普希金給了虛構的普加喬夫一種能從行為中辨識出美感的能力，并因此展現(xiàn)出一種寬仁，也就是說，用更多的美來回報美。”這句評語道出了俄羅斯文學的真諦，將道德和美學結合在一起，正是所有俄羅斯作家的特點。

屠格涅夫調和了東西方的感性、思想和情緒，亨利·詹姆斯、福樓拜、海明威都很欣賞屠格涅夫，感覺與自己同氣相求。但是，布魯姆本人最欣賞的還是托爾斯泰，除了這個世紀文豪，文學史上能達到真實的只有荷馬、但丁、喬叟、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普魯斯特以及《圣經》，“在托爾斯泰的作品里，你受苦并死去，或者歡樂地活著，都是在我們這片大地上，而不是在某個幻境里。”

按照以賽亞·伯林的說法，托爾斯泰表現(xiàn)的是接受“事物之間的永恒關系和人類生活的普遍質地”。在寫作《安娜·卡列尼娜》時，托爾斯泰正在閱讀叔本華的著作，布魯姆認為叔本化的“生命意志”對托爾斯泰塑造安娜的形象產生了影響，跟所有評論家一樣，布魯姆詳細分析了火車站安娜初識渥倫斯基的場景，以及她最后自殺的心理。安娜的性格特征是她那無與倫比的真實，她無法過一種分裂的生活。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俄國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思想家。其作品包括文學、宗教、哲學、美學、政論等著作，對世界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代表作有《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

關于福克納，布魯姆指出這位作家繼承的是霍桑、梅爾維爾、馬克·吐溫和亨利·詹姆斯的傳統(tǒng)。他只選了《押沙龍，押沙龍》予以評論，認為薩德本是寫得最好的人物，極具毀滅性，這部小說在今天可能不合時宜，但布魯姆堅持的是美學標準，他不憚指出托爾斯泰的厭女癥，正如在《西方正典》中，他反感今天的美國大學出于政治正確，不再向學生推薦海明威的作品。

福克納寫的幾部著名長篇小說都涉及家庭內部的沖突，有人認為其中的人性惡屬于自然狀態(tài)，但其實主人公的極端性格并不怪異，不過是表現(xiàn)出“人們回歸某個創(chuàng)世-墮落之前的深淵，而不是回歸自然”。在布魯姆看來，福克納的人物欠缺的是祝福。

威廉·福克納（1897—1962），美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意識流文學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圣殿》《押沙龍，押沙龍！》《去吧，摩西》等。

最后，布魯姆評論了幾個年輕作家，似乎是這位時年88歲的文學老人對年輕一代的祝愿。

以上只是對此書的簡要概述，不免掛一漏萬，為了體味這部書的精彩評論，讀者還須自己去讀一遍。至于作者，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和文學之旅即將結束，他已看透一切，并將生命與文學融為一體，書中他曾引用史蒂文斯的詩句：“我的所見所聞皆源于我自身；/那兒，我感到我更真實也更陌生。”

這正是布魯姆本人的寫照。偉大文學作品的魅力就在于，作家們已經寫出了我們每個人的人生。

本文為獨家原創(chuàng)文章。作者：景凱旋；編輯：張進；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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