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軍費翻倍，德國24%增速創紀錄，北約被特朗普罵成紙老虎

全球軍事支出達到創紀錄的4萬億美元，相當于地球上平均每人分攤近500美元。各國為應對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紛紛上調國防預算，這已是全球軍費連續第11年增長。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周一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全球國防支出增長了2．9％。

全球軍費支出主要集中在美國和俄羅斯。排名靠前的其他國家依次為德國、印度、英國、烏克蘭、沙特阿拉伯、法國和日本。

澳大利亞去年的軍費支出為49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較上一年下降了兩個名次。該支出占澳大利亞國內生產總值的1．9％，占全球總支出的1．2％。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本月表示，按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計算標準，澳大利亞目前的國防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并計劃到2033年提升至3％。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指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計算方式與其自身標準存在差異。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顯示，過去十年全球軍事支出增長了41％。該研究所研究員肖亮表示，各國在應對戰爭、不確定性與地緣政治動蕩時，采取了大規模的軍備擴張，導致2025年全球軍費再次攀升。考慮到當前的一系列危機以及多國設定的長期軍費目標，這種增長態勢很可能會持續到2026年及以后。

盡管軍費支出創下歷史新高，但2．9％的年度增長率卻是自202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較前一年的9．7％大幅回落。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將此歸因于美國。作為全球軍費支出最高的國家，美國在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去年未批準對烏克蘭的新軍事援助。相比之下，美國在過去三年中已批準了1770億美元的援烏軍事資金。受此影響，美國軍費支出下降了7．5％，打破了過去十年年均11％的增長趨勢。研究人員注意到，美國已增加了在核能力和常規軍事能力方面的投資。

該研究所項目主任南天認為，美國2025年軍費支出的下降很可能是短暫的。他指出，美國國會批準的2026年軍費預算已超過1萬億美元，較2025年有顯著增長；如果特朗普總統的最新預算提案獲得通過，2027年的支出甚至可能進一步升至1．5萬億美元。此外，上述數據尚未計入美國和以色列自2月起針對伊朗發起的戰爭支出，據估計該項支出已耗費美國數百億美元。

歐洲以及亞洲和大洋洲的軍費大幅增加，抵消了美國支出下降的影響。在亞洲和大洋洲，軍費支出達到9490億美元，創下自2009年以來的最高年度增長。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迭戈·洛佩斯·達·席爾瓦指出，美國在亞洲和大洋洲的盟友，如澳大利亞、日本和菲律賓，不僅是因為長期存在的地區緊張局勢，也是由于對美國支持的日益不確定而增加了軍費。與歐洲情況類似，這些盟友也面臨著特朗普政府要求其增加國防投入的壓力。

去年中東地區的軍事支出保持穩定，為3030億美元，微增0．1％。以色列的軍費支出下降了4．9％，這與加沙戰爭強度的降低有關。盡管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之間自10月起維持著脆弱的停火協議，但雙方仍互相指責對方違約。伊朗的軍費支出下降了5．6％，但該研究所認為這主要是由于通脹率高達42％所致，其名義支出實際上有所增加。

2016年至2025年間，歐洲軍事支出翻了一番。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認為，這主要是由俄烏戰爭引發的地緣政治動蕩，以及對美國安全保障日益增長的不確定性所致。俄羅斯去年將軍費支出增加了5．9％，達到2650億美元，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7．5％。烏克蘭的軍費支出則增長了20％，達到117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0％，是全球軍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最高的國家。盡管美國援助中斷，烏克蘭仍從其他盟友獲得了730億美元的支持。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洛倫佐·斯卡拉扎托表示，如果戰爭持續，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支出很可能在2026年繼續增長，因為俄羅斯的石油銷售收入在增加，而烏克蘭也預計將獲得歐盟的大額貸款。去年，29個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軍費支出總額為7790億美元。德國是其中的支出大戶，年增長率達24％，達到159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3％，這是自1990年以來首次超過2％。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杰德·吉貝爾托·里卡爾表示，2025年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軍費支出增速創下1953年以來的新高，這反映了歐洲在尋求戰略自主的同時，也在承受美國要求加強聯盟內分擔責任的壓力。特朗普一直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持嚴厲批評態度，稱其為“紙老虎”，并在歐洲盟友拒絕加入美以對伊朗的打擊行動后，威脅要退出該組織。去年6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同意到2035年將軍費支出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軍事支出，1．5％可分配給更廣泛的安全相關費用，例如改善關鍵基礎設施。

該研究所指出，其數據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數據存在“實質性差異”，并表示后者的計算方式正變得越來越難以核實，因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再發布細分數據或技術細節。報告稱，模糊核心軍事支出與軍事相關支出之間的界限，會帶來報告不一致和透明度降低的風險，從而限制了有效的公眾監督。此外，這還可能激勵成員國通過重新歸類非軍事活動來滿足政治目標，例如意大利曾試圖將擬建的連接西西里島的橋梁項目納入軍事相關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