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從清末女強人說起

作者｜章開沅（1926-2021）

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國資產階級研究、中國商會史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等研究領域都有開創性的學術貢獻，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提起清末女強人，讀者多半會立刻想起紹興的秋瑾，但我這里寫的卻是另一位浙江女性——單士厘。

單士厘（1856—1943）是蕭山人，蕭山距離紹興不遠。單士厘比秋瑾早生約二十年，出國也比秋瑾早四年。單士厘與秋瑾都是出身于舊式書香門第的閨秀，但性格、經歷與結局卻有很大的差異。單士厘沒有秋瑾那種英烈之氣與俠義精神，她既沒有直接參加革命，更談不上流血犧牲。但她卻以東方女性特有的靈慧與細密，認真觀察與介紹了外在的世界，并且在訣別陳舊傳統、傾心西方文化方面，表現出另外一種更為沉潛也更為深刻的勇猛精進的氣質。應該承認，在中國走向近代的文化歷程中，她也曾留下了自己的腳印。

單士厘的丈夫錢恂（1853—1927，著名文學家錢玄同的長兄、著名科學家錢三強的伯父），是清末外交官當中的有識之士，思想相當開明，先后到過日本、俄國、荷蘭、意大利諸國。1899年單士厘帶兩個孩子前往日本錢恂任所，這是她的第一次出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間，無歲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復既頻，寄居又久，視東國如鄉井。”1903年她又隨丈夫循西伯利亞鐵道作歐俄之游，前后凡八十天，并且“以三萬數千言，記二萬數千里之行程”，這本旅行日記隨即以《癸卯旅行記》為書名付刊。單士厘歷經多年勤學博聞，不僅眼界大為開闊，學問也明顯長進，日語達到聽、講、讀、譯“四會”水平，對歐洲近代語文與拉丁、希臘古文亦有所理解，對西方文化藝術也有較為真切的認識，在清末婦女知識界堪稱鶴立雞群。

本書無意介紹單士厘的生平經歷，筆者的興趣只在于探討她從深閨走向世界以后內心的急劇而又深刻的變化。當然變化是多層面的，內容極為豐富多彩，我們在這里也只能提出兩個例證來加以剖析。

一是居住環境清潔衛生觀念的變化。1903年春，單士厘出國之前因船期推遲曾在上海旅店小住數日。她在國外生活已久，對國內居住條件很不適應。先是住晉升棧，連“衾褥洗面具”等都需要旅客自己準備；后遷福興棧，雖較晉升棧略為清潔，但“煩雜仍無異”。單士厘于是感嘆說：“本國旅館，殆無一可居者”；“一履本國，反多不便，令人失笑。”

一是學校教育觀念的變化。錢恂早在1897年即首倡留學日本之議，并率先讓弟弟錢滮（字幼楞）在日本入學，隨后又陸續將兒子、女婿、媳婦帶到日本求學。單士厘在1903年4月17日的日記中對此曾有所記述：“予家留東之男女學生四人，皆獨立完全之自費生，一切選學校，籌學費，悉往來于外子一人腦中。女學生以吾家為第一人，固無論矣。兩子均已畢小學六年級之業，而躋入中學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級，在中國人循序修學，亦不作第三人想……予因本國無一處可以就學，不得不令子女輩寄學他邦，不勝慨嘆！”

一個飽讀詩書且久經傳統文化熏陶的名門閨秀，在出國四五年之后竟至感到祖國沒有一家可住的旅館，沒有一所可以讓子女就讀的學校，這樣驚世駭俗之言不能不使時人為之瞠目結舌。

但單士厘的認識并非孤獨搖曳的燭光，盡管言辭不無激憤偏頗之處，但當時都屬于許多先進中國人的共識。情況正如青柳篤恒在1906年所描述的那樣：“于是，學子互相約集，一聲‘向右轉’，齊步辭別國內學堂，買舟東去，不遠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來。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機搶搭，船船滿座。中國留學生東渡心情既急，至于東京各校學期或學年進度實況，則不暇計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學之理由，亦不暇顧也。總之分秒必爭，務求早日抵達東京，此乃熱衷留學之實情也。”（［日］青柳篤恒：《中國子弟何故必須游學我邦？》，載《早稻田學報》1906年11月第141號）。這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出國熱潮，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留學生把日本看作通向西方文化的橋梁，有些日本人則把這種潮流看作一種“氣運”，而在歷史上并無赫赫聲名的單士厘則是開風氣之先的前驅者之一。

單士厘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僅表現為內在的思想心理變化，而且還有社會行為上的表現。她反對中國傳統的“正朔”觀念，主張全國改用陽歷，使政治、財經、學校、兵役、罪懲各方面收“齊一之效”。她不顧外界議論，率先“于家中會計用陽歷，便得無窮便利”。她反對纏足惡俗，主張婦女參與社交，可以與男人一樣拋頭露面。為了開倡風氣，她帶著媳婦“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廣眾之場”，又步行數里到母舅家“以風同里婦女”。她還與全國婦女互勉：“寄語深閨侶，療俗急需藥。劬學當斯紀（原注：英人論十九世紀為婦女世紀，今已二十世紀，吾華婦女可不勉旃），良時不再來。”在這些嫻靜典雅的言行中，蘊含著對古老傳統的勇敢挑戰。

是什么力量促使長期生活在舊營壘中的單士厘在短短幾年中產生這樣大的轉變？又是什么力量使這個賢淑的弱女子敢于與強大的舊傳統決裂，并且公開表明自己對于西方近代文化的傾慕？

這里確實存在著一種力量，一種離異于傳統文化的無形力量。借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語言，或許可以稱之為“脫離意志”。

按照湯因比的說法，一種文明在它的生長時期，其旺盛的創造力，可以使它在自己的內部與外部，在人們的內心引起自愿的“歸附心理”。而當它逐漸喪失創造力（湯因比稱之為“害了病的文明”）的時候，則會使一部分民眾產生對少數統治者“壓迫意志”的挑戰，產生一種“脫離意志”。湯因比用哲理詩一般的語言描述這兩種意志之間矛盾的持續發展，描述舊的“親體”文明日漸走向滅亡和新的“子體”文明在富有力量的“脫離”（指與“親體”脫離）中的誕生。他說：“當它從開始變化到結束的時候，我們能夠看見一種精神上的因為遭遇而引起的戲劇性的變化，把宇宙的生命從秋天的停滯狀態，引過冬天的痛苦，重新達到春天的生命沸騰，這正是創造的再現。”

我則寧愿把這種“脫離意志”稱為“離異”，將其看作文化進程中的一種趨向，一種帶有很大力度的趨向，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力的運動。在這種運動中，充滿著心理與意志的因素，然而單純在人的頭腦與心靈中是很難找到終極原因的，還必須把它放在整個社會歷史環境中來加以考察。

就整個世界歷史而言，文化史上的離異現象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由于新的社會制度在舊社會母體中逐漸孕育誕生，新的社會力量、新的社會實踐與舊的傳統文化激烈沖突，新的“子體”文明掙脫舊的“親體”文明的臍帶（桎梏），以旺盛的生命力與創造力誕生于世。這種離異的驅動力首先而且主要來自社會內部。另外一種離異的驅動力則首先而且主要來自社會外部。當一種落后文明與先進文明相遭遇的時候，落后文明或則因被先進文明同化而趨于湮滅，或則由于外來先進文明的強大吸引力，在自身內部萌生逐漸增強的離異趨向，加快了新的“子體文明”的誕生速度。而就近代世界史的全局來看，西歐各國新文明離異于舊文明，大多屬于前一種類型；東方各國的新文明離異于舊文明，則一般屬于后一種類型。

這是由于，西歐諸國較早走上近代化、工業化的道路，而到17、18世紀以后，西方與東方的差距更加拉大了。與水流之由高趨低相反，在多種文明的接觸過程中，人類文明都是背離低級而趨向高級，而且落差愈大，引力愈大。在近代東西文化的交流碰撞過程中，東方國家普遍出現與傳統文化離異并趨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潮流。這就是反映了近代資產階級文明發展總格局的“西學東漸”。

單士厘的觀念與心態變化，無非是這個“西學東漸”大潮中的一滴水，但從一滴水中也可以看到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