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何以脆弱不安 | 巴特勒生命政治討論筆記

你好呀！

灣灣組織的【生命政治討論組】今天完成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討論。這是一次嘗試，也是一種疫情期間新的連接方式，大家一起聚在一個網絡空間里，談論讓我們興奮的話題，思考，這本身已讓我感到力量。

因為是即時性的討論，所以其實很多引用或是觀點并不全面，放出來也是為了拋磚引玉，期待留言討論！

○1 福柯《性史》第一卷的精彩討論：

○2 阿甘本《神圣人：主權與赤裸生命》討論

○3 阿甘本《身體之用》The Use of Bodies 討論

○閱讀計劃：

《戰爭的框架》與《消解性別》讀書討論會筆記

整理者：讀書會成員MYM

本次讀書會重點閱讀了朱迪斯·巴特勒的Frames of War (中譯《戰爭的框架》)的引言部分，以及Undoing Gender (中譯《消解性別》)的部分章節。由于兩本書中存在一些共通的概念，本次讀書會討論圍繞這些概念展開，并且將巴特勒對生命政治的理解與阿甘本做了對比。

○脆弱不安狀態與脆弱不安性

本期討論的核心線索是precarity（脆弱不安/不安全/不穩定/無常的狀態；此后譯為脆弱不安狀態）與precariousness（脆弱不安/不安全/不穩定/無常的性質；此后譯為脆弱不安性）的關聯和區別。

巴特勒的論點是，盡管社會現實和政策規約致使特定的群體生存在脆弱不安狀態之中，但是脆弱不安性卻普遍地存在于每一個人之中。對這種脆弱不安性的認識有助于建立、維護共同體并保護弱勢群體。對于兩個概念的定義和區別，讀書會成員提出了數種解讀，并給出了例證。有成員強調，脆弱不安狀態有很強的階層屬性，關注的是劣勢者身處的社會經濟條件，而脆弱不安性作為一種普遍的屬性，更加抽象和泛化。

舉例：

紀錄片《塑料中國》中的垃圾回收從業者，是脆弱不安狀態的群體，但觀看者通過共情所體會到的脆弱不安性則指向人類共通的生存狀態。

盡管處于脆弱不安狀態的是特定人群，但是普遍的脆弱不安性將我們聯系在一起。這就是巴特勒所說的“脆弱不安性的可一般化性”（“generalizability of precariousness”）。作為比較，阿甘本的“裸命”是主權的例外狀態的對應物，但巴特勒的脆弱不安性則是普世但不均等的分布。這一概念和下文中的“可堪生活的生命” (livable life) 聯系緊密，因為普遍的脆弱不安性規定了，“可堪生活的生命”是一個無法明確定義的概念；一旦去定義它，就意味著同時定義了不值一活/可以毀滅的生命。

○自我，人，主體性，自主性

巴特勒強調要以脆弱不安性為基礎建立一個“自我的關系理論”（relational view of the self），以對抗自我的自主性理論。

這個步驟為什么重要？

讀書會指出，除了上述的普遍的脆弱不安性之外，這一理論路徑還源自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強調人始終存在于與他者的（權力）關系之中，這種關系包括了欲望和承認的要素。

作為對比，阿甘本的自我概念并不太依賴他者，自主性是一個有或沒有的問題，也是自我和主權之間的爭奪。而在這個問題上，巴特勒更為細膩一些，在有沒有之間存在著連續性變化的差別。

○可堪生活的生命和可被哀悼的生命

巴特勒的生命觀的核心概念包括livable life（此后譯為可堪生活的生命）和grievable life （譯為可被哀悼的生命）。

巴特勒常將這兩個詞并用。

“可堪生活的生命”的重點在于令生活成為可能的基本條件，包括物質等生活資料，而“可被哀悼的生命”則聚焦于人的生活的社會情感屬性，以及對共同體的依賴：若一個生命在逝去的時候其他人會感到悲傷，那它才算一個生命。

讀書會指出巴特勒的這些概念較為模糊，回避了明確的定義以及絕對的價值判斷。其中還有潛在的矛盾性。以未出生的胎兒為例，盡管其死亡都是可哀悼的，但這并不能決定胎兒出生后是否擁有可以生活的空間。這體現了巴特勒對生育政治的觀點中較為曖昧的一面。同樣，生命的可堪生活性要避免成為對具體生命的價值判斷的基礎。比如許多性少數群體身處的環境是不堪生活的，但其對生活的堅持，卻可以使自身以及他人變成“可堪生活的生命”。那么，巴特勒的“可堪生活的生命”與人權話語的關系是什么？雖然巴特勒談到了人權概念的局限，但是亦從后人本主義的角度拓寬了人權的涵蓋面。

○與阿甘本生命觀的對比

巴特勒的“生命”概念，是否比阿甘本的更激進？
讀書會中有一種觀點認為，阿甘本雖然強調現代社會中主權“例外狀態”不斷成為常態，“赤裸生命”不斷成為常態，但個體總是以某種形式的“生命”存在；但巴特勒則認為某些生命從一開始就沒有被“生命”囊括。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巴特勒通過引入“脆弱不安性”概念，強調可生活和不可堪生活的生命之間是一個程度上的區別，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這不同于阿甘本關注“裸命”和“生命形式”這兩個極端。換句話說，“裸命”對巴特勒來說并不是一個重要概念；巴特勒認為，應當關注的是，當種種區別出現時，總會有一個“決定”（decision）的行動和相應的決定者。

這里讀書會以計劃生育為例，討論了自主權與“可堪生活的生命”規約之間的矛盾：

一些生育政策雖然限制了自主權，但是否同時起到了改善當事人生活的作用？這就突出了“誰有權利/權力來做決定”這一問題。就生育而言，決定的參與者是多方面的，包括國家、家族和父母。同時決定的標準也存在階級性——阿甘本的理論便強調主權在不同時代改變和操縱生活標準的能力。于是，讀書會指出，對“可堪生活的生命”的判斷，要警惕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文化霸權。

相較于定義與判斷，巴特勒更看重這些概念為現實行動提供的規約性的框架，而行動的核心則是如何基于一種普遍的脆弱不安性來建立人性化的、情感的共同體。

○共同體

那么，巴特勒的共同體觀是怎么樣的？考慮到阿甘本認為共同生活難以超脫包容與除外的邏輯，巴特勒的共同體觀對阿甘本理論有什么回應？

首先，巴特勒強調“可哀悼性”在共同體建構中的作用，是在既存規約的基礎上尋求可能性，而是阿甘本是希望超越zoe和bios二元對立的規約性本身。此外，巴特勒對于國家的理解與阿甘本不同。阿甘本對于公權力持一種絕對悲觀的態度，隨時可能行使權力, 行使例外狀態。而巴特勒則保留了對公權力基本公共職能的肯定。最后，巴特勒的情感政治也可以與Sarah Ahmed的理論做對比，后者更強調情動（affect）對于人值不值得活的可持續性的作用，更強調一種善意。

與共同體相聯系的，是對“可堪生活的生命”的條件的建設，以及“必要的善”。巴特勒用“必要的善”（necessary good）的概念來闡釋最低限度的“可堪生活性”。

如何理解必要的善？一種方法是區分社會物質與意識形態，另一種是區別公共的與私人的。相對而言，必要的善關注的是公共設施與公共話語空間的提供。

這里讀書會拿殘障研究作做了類比。殘障研究理論強調，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殘障，并沒有真正二元的區分。每個人都需要“義肢”（prosthesis）來支撐基本的生活，并因此有權利享受合理便利，這樣不同程度上殘障的人能夠在同一生活水平下生活。其實我們都有“義肢”，例如我們的手機，眼鏡，盡管手機不是我們“需要”，而是一種社會安排。但是如果社會基礎設施是根據殘障人士來的，那么他們或許就不需要“義肢”。我們身處于不同的社會形態時候，產生了不同的需要。

“義肢”的視角可以幫助我們具體地理解脆弱不安性，也可以令我們更批判地看待一些基本性的社會安排，這種社會安排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這就聯系到了巴特勒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框架”。

“合理便利”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條：“合理便利”是指根據具體需要，在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的情況下，進行必要和適當的修改和調整，以確保殘疾人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

○Frames：框架

Frame (框架)也是巴特勒在《戰爭的框架》一書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強調認知圖式和規約對社會控制和治理的主導性作用。框架決定了人們對生命的識別和承認的界限與標準。同時，巴特勒也提出通過對框架的辨識和解構，人們能夠實現一種對社會規約自下而上的抵抗。

讀書會提出對框架的幾種理解：框架可以說是統治者的工具，用來輔助建構某種規約。但是這種框架在傳播過程中會產生與原本意圖不同的效果。框架也可以理解為意識形態化的分類學，即通過規定范疇來實現社會控制的知識論框架。逸出范疇之外的人或事物，會變得不可理解和/或受到社會懲罰。

框架不是一元的，而且具有空間性和文化性。

如果對生命進行規約的框架是值得挑戰的，那么不同的框架是否有高下和對錯之差別呢？如果有，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是有問題的？如果沒有，那么人類學又如何對很多事關“正義”的問題發聲？普世價值是否成立？有觀點認為應該區分認識論和意識形態。認識論層面的區別沒有高下，但基于意識形態的普世主義應警惕，比如阿富汗戰爭中的女性主義話語，以去掉女性面紗的方式解救女性，也是另外一種西方價值和文化的壓迫。巴特勒的脆弱不安性這一概念，因其強調相互依賴性，也會沖擊西方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消解當下談論普世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所依賴的框架。

○抵抗框架

討論提到，對于框架的抵抗有多種形式。比如，人們會基于樸素事實、常識或自我感受對框架提出挑戰，這也與巴特勒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 概念相聯系。這里延伸出的問題是，這種挑戰本身會不會只是從一種框架跳進了另一種框架？比如，跨性別者是否拋棄了一個性別規約后，又去認同了另一種性別規約呢？還是說，在跨越的過程中實現了身份展演與規約的互動，從而令這種跨越行動本身具有顛覆性？讀書會眾指出，跨越并不一定能超越對社會建構特權的向往，因此也不能太理想化跨性別者的顛覆性。

以越南戰爭中傳回美國的戰地照片為例，讀書會探討了媒介傳播對于戰爭框架的挑戰作用。戰爭情景，尤其是戰爭對于個體的壓迫，成為了一種社會記憶。觀眾看到之后，會還原當時的情境，批判戰爭宣傳的基本框架。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標志性影像遮蔽了更深層次的權力斗爭，也會讓原本的同情變成美國人帶有優越感的同情，而不是站在越戰受害者的位置上理解與共情。有時候，對軍人的共情和哀悼反而促進了社會對其生命的消費和剝奪。除了傳播環節，在反抗也可以存在在生產環節，核心問題是誰能夠參與到知識生產的過程之中。

有觀點指出要警惕某一個框架的潛在延續性。以中國的傷痕文學為例，新的精英主義框架挑戰了既有框架，但也和之前的框架存在一定的同質性。要警惕的是單一框架的主宰。所以，挑戰既有框架時，新與舊的關系不是替代或取消的關系，而是疊加的關系，在不斷的變形和創造的過程中實現對既有框架的一個“再框架”。

○Gender, Sexuality and Biopolitics

巴特勒的生命政治是否提供了性別研究角度的貢獻或批判？

在巴特勒這里，性別與性存在占據中心的位置。阿甘本則站在更加抽象的層面，淡化了這些差異。巴特勒強調身份政治運動中的團結，與身份政治的現狀進行對話：各種身份都不容易，要看到對方身上的脆弱不安性。這一話語的根基是文化研究的建構主義視角，即身份不是僵化的，是流動的，是在互動中形成的，是可以被協商的，巴特勒以討論身份政治挑戰當下的規約, 提出新的身份分類的可能。性別的展演性，即性別本身并不具有生理決定性，而是一種后天的社會展演，也提供了挑戰認識論框架的一個切入點。

但是性別身份分類還是很難被挑戰的，而且分類本身是很難避免暴力，例如教學場景中人們介紹自己的性別代詞，映射了自己的身份，但這樣又會形成新的先見。

性別規訓是否僅僅是福柯式生命權力話語的一個側面，還是說它是權力統治的一個特殊對象？這個問題沒有得出確定的答案，但是可以歷史性地思考性別規訓和話語權力管制在演變上的不同步性。也就是說，性別規訓的成型是先于現代治理模式的。

○DNE
之后灣灣計劃再組織其他主題的討論會，歡迎關注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