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菲律賓，戰時為日本服務的菲奸，戰后卻成了國家的管理者

二戰結束時，同盟國便隨即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對德意日這些戰敗國家的戰犯進行了審判。與此同時，許多在戰爭中被德意日占領過的國家，也開始著手對戰爭期間的民族叛徒進行審判。但菲律賓卻是一個例外，甚至可以說有些奇怪，它不僅沒有對那些在戰時為日本服務的“菲奸”進行審判，甚至這些菲奸還搖身一變成了整個國家的新的管理者。

例如戰前曾是菲律賓最高法院副法官的勞雷爾，在日軍占領菲律賓期間，擔任了菲律賓的總統，戰后，勞雷爾雖然到日本進行了短暫的避難，但勞雷爾并沒有受到任何通緝和處罰，相反幾年后，勞雷爾作為菲律賓總統候選人回到了馬尼拉。

羅哈斯曾任日占菲律賓時期的國務部長，專門負責為日軍采購大米等軍需物資，戰后，這個作為日軍侵略幫兇的人物，居然堂而皇之的當上了菲律賓的總統。

除了這兩個頭號“菲奸”以外，在日軍占領菲律賓時期，至少有50%以上的議會議員和國家公職人員選擇了與占領軍合作，如此龐大的集體叛國行為，在整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極為罕見。

這些叛徒在戰后沒有受到任何的處罰，甚至是沒有背負任何的罪名也同樣十分的奇怪，而這一切，與主導了整個太平洋戰爭的美國具有極大的關聯。如同在戰犯的處理問題上，美國對亞洲和歐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兩個標準。

菲律賓在戰前曾是受美國托管的半自治國家，二戰即將結束時，與英法等老牌殖民國家一心想著重返殖民地的想法不同，美國一早便公開宣布了將在戰后給予菲律賓完全自治的獨立國家地位。

美國的這一做法主要基于以下三點考慮：

一是獲取菲律賓民眾的支持，打消菲律賓民眾心中“趕走一個侵略者，又來一個侵略者”的疑慮，以便于能夠在戰爭中，以內外結合的方式，對日軍進行打擊。

而這個“民眾”則是一個廣義范圍，不僅包含菲律賓普通百姓，還包括如同勞雷爾一類的“菲奸”。勞雷爾等人在獲悉了美國的這一政策之后，又結合日軍節節潰敗的現狀，便開始做起了“兩面派”，一方面繼續為占領軍服務，一方面又秘密與美軍進行往來。

二是防止菲律賓走上像印度尼西亞、越南一樣的民族主義斗爭道路。二戰的結束對于很多國家而言，并不意味著戰爭的結束，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當日軍撤離后，西方殖民者又卷土重來，這些國家被迫再次組織起獨立武裝運動，國家再次陷入戰爭之中。美國充分衡量了自己在東南亞的政策，并對各地的獨立武裝力量進行了評估。

在評估中，美國發現，東南亞地區的獨立武裝力量背后基本都有北極熊的影子，而這些獨立武裝力量能夠吸引人參加的關鍵則在于他們所宣傳的民族獨立運動。為防止菲律賓像其他國家一樣脫離自己的控制，進入對手的懷抱，美國主動給予了菲律賓獨立地位的保證，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讓菲律賓民族獨立武裝失去了民眾的支持。而最能夠配合美國在菲律賓政策執行的，顯然就是那些戰時的叛徒，因為這些人“小辮子”一大把。

第三，與英法等老牌殖民國家不同，美國奉行的并不是殖民時期的領土擴張政策，而是一種新型的經濟擴張政策，在這一點上，美國對直接占領一個國家進行殖民統治并不感興趣，如果沒有二戰，菲律賓的完全獨立和自治只會提前，而不會推遲。

美國給予了勞雷爾、羅哈斯等人足夠的保護和政治權益之后，自然也需要在經濟上得到回報，而羅哈斯在當選菲律賓總統后便立即以投桃報李的方式，對美國進行了回饋。

羅哈斯就任總統后，便立即著手修改憲法，修改后的憲法規定：對開發菲律賓資源的美國投資人應平等對待。這實際上給予了美國投資者與國內民族投資者在開發菲律賓自然資源上的同等權力，對民族工業尚在起步的菲律賓來說并不是什么好事。

當然，讓戰時的國家叛徒繼續擔任戰后的國家要職，對于菲律賓的穩定確實起到了很好的過渡作用，但這樣一個誰都不干凈的戰后政府，注定不能保證這個政府的廉潔與高效，而這也是導致現今菲律賓政府依舊貪污腐化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