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為什么越挖越神秘？李白曾感嘆：四萬八千年

撰文|趙立波

古蜀文化到底有多久？唐代之時已經成了歷史的迷霧。

李白曾在蜀道難中深情感慨: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古蜀國曾經有多神秘？到了盛唐之時，已經成了近乎神話的傳說。

李白為何在《蜀道難》中具體的說古蜀國有“四萬八千歲？”其實很簡單，可能還是源自于他的一貫浪漫主義的夸張，而且確實對于唐朝來說，古蜀國除了留下一點文字之外，其它什么都找不到，因此，李白只能用無限夸張去表達心中的情感。此外他的這首詩作也闡述了“不與秦塞通人煙”的歷史現實。

開始即是巔峰，然后就是無與倫比，遙遠的古蜀國模式其實與堯舜禹類似。

蜀人起源于蜀山氏，從蠶叢氏稱王開始，歷經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氏族的統治。約前11世紀，蜀國參與了武王伐紂的戰爭，為“牧誓八國”之一。西周初期，蜀王杜宇自立為帝，號望帝。杜宇在位時期，遷都郫邑，教民耕種，開疆拓土，使蜀國成為西南地區的大國。《華陽國志》顯然到了西周時期，古蜀國的歷史逐漸清晰起來。

望帝在位，當然不會如傳說中那樣為百余歲，但也不止于30年。他的晚年，古蜀國洪水爆發，造成嚴重水患，因此百姓遭了大難，當時杜宇還居相位，因此他受望帝委派專門治理水患，通過觀察地形，測度水勢，然后決定鑿開金堂峽，疏導宣泄洪水，使得水患逐漸平息，因此百姓十分愛戴他。接下來的畫面，大家可能就比較聯想到大禹了，而望帝也如同舜帝那樣將自己的位子禪讓給這位對蜀民有恩的人做了繼任者。

無獨有偶，晚唐詩人李商隱也在《錦瑟》詩中寫道“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前一句只是說莊子對于人生夢幻真假的思索，而后一句，卻是在表達古蜀國望帝關懷蜀民勞動生產。他生前愛護人民，死了仍然惦念百姓的生活，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滿，就飛到田間一聲聲地鳴叫。人們聽見這種聲音，都說：這是我們的望帝杜宇啊！于是相互提醒：是時候了，快播種吧。或者說：是時候了，快插秧吧。人們因此又把杜鵑叫做杜宇、子規、催歸。顯然，從許多資料和后人的記述來看，蜀國是當時典型的“農業大國”，由于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由此也獲得了“天府之國”的美譽。

因此，簡要回顧一下古蜀國的政治人物歷史可能讓我們更好的理解一為何三星堆和金沙遺址會出土那么多令世人震撼不解的罕見文物。

從三星堆到金沙遺址，隱藏了多少匪夷所思的文物，它的歷史最晚不遲于商周，也有學者認為最早可能與夏朝同期。

古蜀國的歷史文明可能早于夏朝，它曾經有多繁華，如今就有多少迷霧。象牙，金面，縱目神人，青銅神樹，帶給我們的不只是視覺的沖擊。

時隔三十多年，“三星堆”再次從一個無法理解的神話，突然多次沖上熱搜榜單，讓今天的人再度為昔日的光彩驚訝不已，贊嘆鬼斧神工和精美絕倫之后就讓我們陷入一種迫切了解那是怎樣的一段斑斕歷史。

作為我國考古奇跡之一的重大發現，古蜀國的三星堆文明不斷為后世驚訝之余甚至陷入一種無法理解，以至于將其視為“外星文明”，甚至也有在《山海經》里將這些問題對號回答。但是，考古是需要建立在一套完整的、嚴謹的過程，而非隨意的推測或者想當然。《蜀王本紀》中有對蠶叢、柏灌、魚鳧“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的文字記載，明確了蜀王在舉行“燎祭”后掩埋宗教祭器，留下了將先王時期的國家重器盡數毀壞獻祭的坑。因此，出現了大量的墓穴和陪葬品則不難理解，讓所有人真正關注的是，那個年代的東西為什么那么超前和極端精致。

三星堆遺址的出土，堪稱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它不僅揭開了神秘古蜀國的篇章，也徹底顛覆了“四夷之地落后于中原”的傳統偏見。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三星堆遺址的發掘才再次提上日程，由四川省考古隊進行搶救性發掘。共挖出18座房屋基址和4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和青銅器。更令人震驚的是，三星堆古城占地面積達到3.5平方公里，遠遠超過了華夏文明商周時期的兩座都邑（偃師商城和鄭州商朝，均為2平方公里）。由此可見，三星堆古城應該就是“古蜀國”的遺址。

三星堆的發現可能源自于蜀國王侯的奢華喪葬文化。

死后繼續享受或者升華，可能是一切王侯高規格喪葬的基本出發點。

三星堆古城的規劃思想和文化傳統，對以后古蜀國的都城，乃至于秦漢帝國的都城規劃都有很大的影響。金沙村遺址和戰國時期的成都城，都是將城市規劃在一條 寬闊的河流岸邊，卻另有一條稍小的河流從西向東穿城而過.將都城劃分為南、北兩個城區。

城的北區布置宮服等世俗建筑，城的南區安排神廟等宗教祭祀場所，突出表現人與神分離的二元思想。橫貫城市中間的河流，既起著分隔世俗之人與神職人員功能區的作用，也起著聯系河北面人的空間與河南面神的空間的紐帶作用。這實際上就是有學者所說的“象天法地”的都城規劃。

比如 秦國的都城咸陽在渭河北岸，也先后建有舊、新成陽城，前者是秦孝公時營建的咸陽都，后者則是秦始皇仿效六國宮殿陸續增筑的宮殿區，他還將咸陽城區擴展到渭河南岸，形成了河流橫貫大成陽的都城格局。由于秦始皇不斷神話自己，將自己視為三皇五帝的升華，追求神仙方術和長生不老，那么古蜀國的大王們顯然也希望死后能夠繼續得到升華，而陪葬品的奢華也說明了這一點。

金沙遺跡，許多高端文物與三星堆基本一致，對全面了解古蜀國文化有著重大意義。

金沙遺址從1995年開始，到2000年2月以來，現已出上了金器、銅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費文物5000余件，與三星堆一、二號坑的出土文物極為相似，同時還發現了很多極為重要的遺跡現象，出土了數以萬計的陶器、陶片，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許多制造工藝精湛的金器，無不讓人感到巨大的震撼。

金沙遺址除了有房址外，還有陶窯、墓葬、窖穴和象牙堆積坑，還有石壁、野豬獠牙、鹿角、玉器、美石，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共有2000余件，包括金器40余件，玉器900多件，銅器700余件。金器的代表作是金玉冠帶、太陽神鳥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球拍形器、金魚形器以及大量金器殘片。這些金器上，如金冠帶上的鳥、魚、箭和人頭的組合案與三星堆出入的圖案幾乎相同，太陽神鳥金箔造型更是生動，設計上極端現代前衛，是商周時期的同類中的經典之作，因此與這次成都發布的有關犀園村遺址的發掘可以視為古蜀國歷史傳遞脈絡關系。

古蜀文化是中國青銅文化有機的和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國青銅時代較發達和最具特色的區域文化，是近十多年來的中國青銅文化研究的熱點之一。商周時期古蜀都邑金沙遺址的發現，極大地豐富了巴蜀文化的內涵，為探索古蜀文明史提供了大量的難得的實物資料。首先,金沙遺址和三星堆遺址同處成都平原,都為商周時期古蜀國的中心遺址,兩遺址相距僅38公里。金沙遺址出土遺物的總體風格與三星堆兩個器物坑出土的器物相一致，同時也有著較強的自身特色。通過對金沙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可以揭示兩遺址之間的關系,并有助于加深對三星堆兩個器物坑的認識，解決很多古蜀文化的未解之謎。其次，金沙遺址的延續時間較長，主體文化遺存的時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一直延續到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

出土的陶器十分豐富、完整，上接三星堆文化，下連戰國時期的上汪家拐遺存。通過對金沙遺址的發掘和資料的整理，對商周時期成都平原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三星堆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等問題的深人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商周時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國和中原地區的關系十分密切。周武王伐紂王時，蜀是周的盟國之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征蜀、伐蜀的記載。金沙遺址出土的玉錢、玉戈等與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殷墟等地出土的同類器物相似。一件魯面紋斧形器上陰刻的連體普面紋，就與中原地區西周早期銅鼎上的魯面紋基本一致:銅容器圈足上的紋樣是以云雷紋為地，飾以夔紋，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和周文化影響的結果，金沙遺址出土的實物資料證明了商周時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區的關系十分密切。

金沙遺址出土的多節玉瓊，特別是人面紋玉瓊，鼻上還有細如發絲的陰到線紋，不論形制、制作工藝還是雕劉技術均與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瓊完全相同。

總結來看，三星堆和金沙遺址乃至于最近的成都市郫都區犀浦街道發現一處周代遺址——犀園村遺址，都是一個完整的古蜀國歷史發展的文化沉淀，是整個華夏民族共同的文化遺產，對持續提升我們民族文化自信有著重要支撐，這些埋藏在地下的千萬年之光，至今還閃著璀璨的光芒，確實讓古老的神州大地不斷出現美輪美奐的歷史遺存讓人感到興奮，然而，對于這個重特大考古發掘和進一步闡述的空間還有很多很多，可能歷史終究要交給后來人一步步去講述，就像盛唐的李白發出的那首《蜀道難》一樣，至今還能聽到他深沉的呼喚。

參考資料《四川文物》、《三星堆城址的功能布局》、《成都金沙發覺的意義》、《開明蜀國的大型王族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