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亮 | 重新認識“兒皇帝”石敬瑭

天福元年（936），晉高祖石敬瑭以稱臣、輸歲幣、割讓燕云十六州等條件換取契丹援軍南下。在憑借其軍事力量獲得帝位的同時，“兒皇帝”的名號也隨之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千年后的今日，我們已經能夠用相對平和的心態來面對這一歷史問題了。學界關于石晉與契丹的關系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其研究主題有二。其一是如何評價石敬瑭的歷史地位。石敬瑭在傳統史家眼中是以“無恥”“賣國賊”的形象出現的。但今人已能更加平和細致地分析其功過，還是肯定了其在內政上寬仁的一面。其二是具體探討丟失燕云十六州對中原帝國的影響。許學義認為燕云十六州的割讓，不僅在現實上導致了雙方實力出現明顯的消長，更促進了契丹進入封建社會。而鄭學檬、張建宇認為，北方藩籬之失并非始于石敬瑭，而宋人的歷史書寫中也夸大了燕云地區的屏障作用。

但以上研究都還存在進一步的思考空間。如石敬瑭父事契丹除了引借援兵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政治意圖？

石敬瑭稱兒的政治意義

遼太宗率眾為石敬瑭解圍之后，便立刻展開立其為帝的活動。《遼史·太宗紀上》云：“（天顯十一年，即清泰三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為晉王，幸其府。敬瑭與妻李率其親屬捧觴上壽。”這一記載雖未見于新舊《五代史》《通鑒》，但頗符合自古以來稱帝前先封大國的傳統，故當屬實。十一月，遼太宗正式冊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其冊文中頗有值得分析之處，茲摘錄如下：

大契丹皇帝若曰：……暨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予纂承，匪敢失墜。爾惟近戚，實系本枝，所以余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

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圖，棄義忘恩，逆天暴物，誅剪骨肉，離間忠良，聽任矯諛，威虐黎獻，華夷震悚，內外崩離。

……仍以爾自茲并土，首建義旂，宜以國號曰晉，朕永與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

冊文第一段是在陳述遼太宗、唐明宗、石敬瑭三人的關系其來有自，遼太宗、石敬瑭的父子關系有歷史依據。第二段則是強調唐末帝李從珂的失德，需要有人取而代之。第三段則是宣告大晉建國，并確立其與契丹的關系是“永與為父子之邦”。這三點都有值得分析之處。

首先，石敬瑭父事遼太宗有著自己的邏輯，即唐明宗與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保奉明契”。作為唐明宗的女婿，自然也繼承了唐明宗的人際關系，故而冊文中說道“爾惟近戚，實系本枝”。這種人際關系的繼承，就是石敬瑭以遼太宗為父的理論依據。兩者的父子關系是建立在唐明宗與契丹之“明契”上的，是論資排輩延續下來的，與年齡無關。

但遼太宗在冊文中所言并非全然屬實。唐明宗于天成元年（926）四月即位，遼太祖在天贊五年七月去世。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年，也即如果兩人真的有“保奉明契”，也必然發生在這短短的兩個多月之間。在這兩個月內的外交活動，《遼史》上記載比較官方刻板，是一般史書的書寫模式：

（四月）是月，唐養子李嗣源反，郭存謙弒其主存勖，嗣源遂即位。……（六月）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

這里只說姚坤前來告哀，屬于正常的外交活動。當然我們并不否認這是唐明宗在宣告自己政權的正式確立，希望得到周鄰政權的認可，但唐遼雙方尚未簽訂某種“明契”。實際上，兩國關系并未就此緩和，譬如當年八月“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御使安審通將兵御之”。之后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更是殺掉了“契丹戍平州者”，帶著十幾萬人投奔后唐。直到次年，契丹才逐漸遣使請求互市、朝貢、通和。但即便如此，雙方沖突仍未平息，相互間的攻伐不絕于書。可見在天成元年姚坤告哀那次，并未簽訂什么盟約。

但遼太宗所言也并非完全是空穴來風。其實姚坤使遼這一事件在《舊五代史·契丹傳》和《契丹國志》中就有清晰的記載。其中又以《舊五代史》記載最為詳盡，茲引于下：

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書告哀。……阿保機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

又謂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立。”……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仇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為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入漢界。”

原來所謂“明契”，即是遼太祖準備占取幽州，要與唐明宗“面為盟約”，但只是一個構想，并未實現。《契丹國志·太祖紀》云：

（遼太祖）又曰：“我于今天子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所得專也。”太祖怒囚之。旬余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固諫乃復囚之。

可見姚坤都激烈反對此事，更不用說唐明宗了。而遼太祖將此事認為是“明契”，其實是在為自己占據燕云十六州提供歷史依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遼太祖在與姚坤談判時，不斷以“我兒”指代唐莊宗，其邏輯依據是“我與河東先世約為兄弟”。這件事是事實，《舊五代史·武皇紀下》云：“天祐二年春，契丹阿保機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機領部族三十萬至云州，與武皇會于云州之東，握手甚歡，結為兄弟，旬日而去，留馬千匹，牛羊萬計，期以冬初大舉渡河。”但其實這種兄弟之盟早已破裂。眾所周知，李克用死前交給唐莊宗三支箭表達自己的恨意和遺憾，其中一支即是用來“擊契丹”的。唐莊宗也一度“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但這是其“方營河北時”的權宜之計。在貞明三年，契丹圍困周德威鎮守的幽州二百余日，唐莊宗派李嗣源（唐明宗）馳援，和契丹在幽州城外發生大戰，“俘斬萬記”，贏得了幽州保衛戰的勝利。唐遼兩者的關系其實已經冷淡到了冰點。遼太祖心里也很清楚此點，故稱與唐莊宗是“彼此仇敵，俱有惡心”。而以此為說辭，主要還是為自己的威脅手段找一個借口。

從這里我們很清晰地看到一條邏輯線索：因為遼太祖和李克用是兄弟，所以唐莊宗可算是遼太祖之子。而唐明宗是李克用的養子，當然也同樣算作遼太祖之子。如此一來，唐明宗和遼太祖之子遼太宗耶律德光也就成了兄弟，那么唐明宗的女婿石敬瑭也就成了遼太宗的兒子。或者反言之，石敬瑭認遼太宗為父，就等于成了唐明宗的兒子，自然享有繼承后唐帝國的權力。這種關系可用下圖更清晰地表現出來。

圖6-1 后唐、晉與契丹諸帝關系圖

其實將這種并非發生在自己而是祖輩身上的關系繼承下來的做法，早已有之。西晉末年匈奴劉淵姓劉，建國號為漢，稱帝后甚至還要追封劉禪為孝懷皇帝，其理由就是漢高祖與匈奴的和親。這種和親已經距離劉淵的時代非常遙遠了，但在需要時還是可以取之做自身正統性的依據。

唐代也有這種例子。當時還是太子的唐代宗李豫在收復長安時，為了拉攏回紇，與其葉護王子結為兄弟。之后葉護被殺，其弟登里成為可汗。唐肅宗去世之后，代宗即位，登里可汗乘機南下，代宗令太子李適（即德宗）前往安撫。在會見登里可汗時，雙方為李適是否應該舞蹈行禮發生了爭執。回紇宰相和車鼻將軍給出了這樣的理由：“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李適）叔，叔侄有禮數，何得不舞蹈？”事實上，代宗并未和登里可汗“約為兄弟”，登里是從其兄葉護那里繼承了這種關系，并將之直接套用在德宗身上。

正因有上述歷史先例，石敬瑭才借用這種邏輯為自身合法性尋求依據。而其繼承者少帝石重貴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開運時朝廷已經準備和契丹開戰，但晉少帝卻未放棄他與遼太宗的祖孫關系。《舊五代史·契丹傳》云：

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稟，擅即尊位，所赍文字，略去臣禮，大怒，形于責讓，朝廷使去，即加譴辱。會契丹回圖使喬榮北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國自冊，稱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橫磨劍，要戰即來。”榮至本國，具言其事，德光大怒，會青州楊光遠叛，遣使構之。

景延廣所提出的稱“孫”不稱“臣”，與當年劉知遠提出的稱“臣”不稱“兒”的意見正好相反。但無論是石敬瑭還是少帝石重貴都選擇接受了兒孫的身份，這是因為兩者都面臨著同樣的尷尬。

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女婿，從法統上來說在后唐是沒有繼承權的。石重貴的情況要稍好一些，他的親生父親是石敬儒，是石敬瑭的從弟。石敬瑭將石重貴這位從子收為養子，亦是當時常見之情況。石敬瑭去世時，本意是要將皇位傳給自己的親子石重睿，但是因其還是個嬰兒，重臣們選擇擁立長君，石重貴因此坐上了皇位。當時其生父石敬儒已死，石重貴在追封時卻稱“皇伯”。歐陽修對此有著自己的看法：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于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后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于馮道懷中而讬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于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

這里要說明的是所謂的“書曰‘皇伯’”，并非歐陽修的自創，《舊五代史》中即是如此稱呼的。這就排除了歐陽修因自己好惡改動史料的可能。歐陽修認為“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的判斷，正是晉少帝心理的如實反映，可與稱“孫”不稱“臣”的態度相互呼應。晉少帝正是用這種方式，來強調自己與石敬瑭的父子關系，以確保帝位不會旁落，其內在邏輯與石敬瑭父事契丹是完全一致的。

總之，石敬瑭只有通過和遼太宗建立父子關系，才能得到“爾惟近戚，實系本枝”的評價，才能確立自己繼承明宗政治遺產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冊文中還在否認唐末帝李從珂的皇族身份，稱其“獨夫從珂，本非公族”。這是因為李從珂本姓王，少時和母親一起為唐明宗所劫，他母親成為明宗的侍妾，李從珂也成為明宗的養子。就血統而言，李從珂并非唐明宗的后代。然而這種提法說服力不強，因為唐明宗其實也是李克用的養子，血統上也不相同。以“本非公族”的說法否認李從珂的繼承權，其實也動搖了明宗統治的合法性。

在這種情況下，石敬瑭需要為其羅織更多的罪名，其中一條便是“誅剪骨肉”。這乍看之下極易誤認為是指唐末帝殺害了閔帝李從厚，其實不然。因為在抓捕殺害唐閔帝這件事中，石敬瑭本人就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通鑒》卷二七九清泰元年四月條云：

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胡注：考異曰：……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弘贄。”南唐《烈祖實錄》：“弘贄曰：‘今京國阽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器西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敬瑭然其語。”按為晉、漢《實錄》者必為二祖飾非。今從閔帝實錄。）敬瑭遂趣洛陽。

唐閔帝兵敗逃離洛陽，路遇石敬瑭，還能與之商討“社稷大事”，可見當時石敬瑭表現出來的態度當是親善的。但王弘贄以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不足為辭，認為復國已不可能。從而兩方人馬發生沖突，閔帝隨從全部被殺，自己也被押回洛陽。其實石敬瑭等人詢問府庫、法物已是心存不軌，晉、漢《實錄》中所謂閔帝欲害石敬瑭之語更是無稽之談。試想閔帝左右不過五十人，已不是石敬瑭一行之敵。而且他正要倚靠河東為之復國，殺害石敬瑭有何意義？莫非還能依靠左右五十人逃脫唐末帝追兵，直達河東卷土重來？故《考異》所謂“必為二祖飾非”實為確論，甚至南唐《烈祖實錄》所謂王弘贄勸說石敬瑭“囚少帝西迎潞王”或許才是歷史事實。

這段記載說明了石敬瑭親自誅殺了唐閔帝的隨從，并將之押解回京，是唐末帝弒君的主要幫兇。所謂“誅剪骨肉”，若指唐閔帝，則豈非自己也在罪名之中？其實唐末帝的弒君之罪已在“竊據寶圖，棄義忘恩”一句中輕筆帶過。因為石敬瑭畢竟曾經也奉其為正統，不便與此糾纏。所謂“棄義忘恩”，與其說是指唐末帝弒君，倒不如說是忘掉石敬瑭擒獲唐閔帝，使之順利建國的“大恩”。而“誅剪骨肉”與下句“離間忠良”，指的都是同一個人，也即石敬瑭本人。這里再一次強調了石敬瑭是明宗“骨肉”的身份，天然具有合法繼承權。

以上著重分析了遼太宗立石敬瑭為帝的冊文，指出其中反復強調二人的父子關系，其實旨在說明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合法繼承人，具有統治中原地區的權力。

石敬瑭在五代依靠篡位奪權的皇帝中，是開局最為被動的一位。從不肯受詔易鎮到被禁軍圍城，不過兩月。正是在這種極為窘迫的情況下，他選擇了援引契丹軍隊南下。而幽州趙德鈞的介入，使得石敬瑭不得不加重收買契丹的砝碼，遂有稱兒稱臣、輸歲幣、割讓燕云十六州之恥。

但石敬瑭也并非僅為求取援兵，還有更深層次的政治考量。表面上奉遼太宗為父，實際上，是為了獲取“實系（唐明宗）本枝”的身份。其背后邏輯是：李克用曾和遼太祖結為兄弟，唐明宗與遼太祖“保奉明契”，承認其叔父的身份。那么唐明宗與遼太宗成為兄弟，實為一體，石敬瑭既然是遼太宗之子，自然也是唐明宗之子，有權力繼承明宗基業。這種邏輯雖有顢頇之處，但亦有不少歷史先例，故為石敬瑭所用。甚至其養子晉少帝，在與契丹決裂之后，依舊不肯放棄自己是遼太宗之孫的身份。同樣是利用這種邏輯，來強調自己是石敬瑭之子，擁有后晉繼承權。

石敬瑭在努力為自己尋求合法性時，也不遺余力地對唐末帝進行詆毀，稱其“本非公族”，“剪除骨肉”。將歷史上存在了三年的清泰年號改為長興，意味著明宗之后由石敬瑭直接接任，中間再無其他帝王。而對“天十四載石進”這一讖語的曲折解釋，更是對唐末帝等人的直接抹殺。

這種對正統的爭奪擴展到石晉建國后的制度建設之上。石敬瑭即位大赦文中直接宣告“應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為后晉一朝政治奠定了基調。這有利于國初的政治穩定，但也禁錮了后晉法制建設。當石敬瑭希望編撰一部《大晉政統》時，卻遭到群臣的反對，認為名不正言不順，是“媚時掠美”。故石敬瑭只得退而求其次，廢除了唐末帝時所編撰唐莊宗、明宗二朝制敕，再經過群臣的又一次詳定，編撰出新的二帝制敕。雖然此舉未能樹立自己權威，卻也抹殺了唐末帝的建設成果。此后，石敬瑭又在諸多方面都重申了遵循明宗制度的規定，在臨終之前甚至稱“此天下，明宗之天下”，這都說明高舉明宗旗幟對于后晉一朝的政治意義。

另一方面，對于契丹而言，除在經濟上獲取豐厚回報，在軍事上取得南進的重要據點之外，在政治上，遼太宗也借助石敬瑭稱臣獻土一事樹立了威望，促成再生、柴冊禮的舉辦，這無異于第二次登基。更重要的是他藉此推行政治改革，將大量的漢家制度吸納到行政體系之中，完成了部落國家到王朝帝國的跨越。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對石敬瑭父事契丹的意義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本文節選自《權力與正統: 五代政治史論稿》（羅亮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