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來 | 寫意黃公望——由宋入元：一個人折射的大時代

分斷于海峽兩岸的《富春山居圖》，其作者生活在什么樣的時代？其生平事跡又折射出什么樣的時代特征？對于出生在南宋江南的元代著名山水畫家黃公望，本章考證其僅記錄于《錄鬼簿》的模糊不清的家世與生平事跡，并且以其生平為線索，打破王朝界限，在同一個帝國的視野下，展示黃公望身處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huán)境，揭示歷來被忽視的從南朝到南宋的歷史連續(xù)性，強調(diào)成為經(jīng)濟、文化重心后的江南對于中國歷史的重要性，從而昭示南宋的遺傳基因在元代的放大，以及向明清乃至中國近代延伸的意義。窺一斑而見全豹，試圖透過這件個案考察，來具體闡述宋元變革。

引言

題為《寫意黃公望》，并非討論黃公望的山水寫意畫，而是讓黃公望入畫，走進他一生鐘情的飄逸山水，走進他流連不舍的富春山居，為畫家本人作一幅大寫意。不過，這幅寫意并非使用畫筆，也不需紙帛，而是用文字來勾勒。為何不直稱生平考述，或繪事評述，而叫寫意呢？

盡管黃公望晚年名聲已顯，后世備受推崇，儼然被尊為文人畫新開山，連古稀天子都為之傾倒。但歷來僅僅借畫成名者，其生平事跡多語焉不詳，遠不如以位顯赫、以文名世者被詳細載錄。重其畫，忽其人，根砥在于傳統(tǒng)觀念的排斥，認為薄技小藝，難以入流。正史不載，要入只能入錄鬼之簿。后世名聲如雷貫耳的黃公望，生平事跡朦朧如霧中山水。

黃公望在《寫山水訣》中寫道：“遠水無痕，遠人無目。”黃公望的生平，便如一流遠水，難著細痕。黃公望，你在云霧遠山中，被我們眺望，看不清你的眉目。所以，無法繪一幅纖悉畢具的工筆畫，只能勾勒山水朦朧人朦朧的大寫意。

長壽的黃公望，幾乎與元朝相始終。這個特殊的時代，便是這幅寫意畫的底色，便是黃公望徜徉寄情的山水。真正的傳統(tǒng)寫意畫，盡管有淺絳、有青綠、有金碧，但是并非十分注重色彩，而在達意。我雖然表面上借寫意之名，實際卻要濃墨重彩，來書寫鋪墊黃公望置身的時代底色。

一、“風(fēng)景舊曾諳”：黃公望的時代底色

13世紀中葉，一支剽悍的鐵騎，在漠北高原勃然而興，不數(shù)十年，橫掃歐亞。漢人失去了江山，中國內(nèi)陸成為大元帝國的中心區(qū)域。對此，漢人有過激烈反抗，有過默默抵觸，但畢竟生活還要繼續(xù)，絕大多數(shù)人接受了這一無情的事實。

時光的流水會沖淡感傷，會撫平創(chuàng)痛，還會讓人淡忘苦楚。黃公望生當宋末，10歲那年，大宋的旗幟伴隨著陸秀夫負帝蹈海，已經(jīng)徹底淹沒于崖山的狂濤之中。再過10年，黃公望成年之時，多數(shù)人已經(jīng)看慣了寬臉高顴的蒙古人和金發(fā)碧眼的色目人，熟悉了達魯花赤這樣別嘴的官稱。生活歸于平靜，社會歸于平靜。

黃公望生長的江南，至少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經(jīng)濟富饒與文化興盛，已有了上千年的歷史。以孫吳的江南開發(fā)為端緒，西晉永嘉南渡，大規(guī)模移民，東晉的百年經(jīng)營，南朝的持續(xù)繁榮，使江南儼然成為取代中原的正統(tǒng)所在。五胡十六國中，奉東晉正朔的為數(shù)不少。而北朝對南朝仰慕效法的結(jié)果，竟達到“衣冠士族，盡在中原”的程度。

近四百年的江南發(fā)展，使得隋唐再度實現(xiàn)全國統(tǒng)一后，即便是政治中心重歸中原，經(jīng)濟重心也已在江南確固不移。在中國，政經(jīng)逐漸分離，走向二元化，因此才會有大運河的修筑。

從隋唐到北宋，在王朝一統(tǒng)的長期統(tǒng)治下，聚光燈一直打在政治中心，江南的經(jīng)濟重心雖被極度依賴，重要性卻被淡化、被遮蔽。江南，獨自悄然繁華。直到女真壓迫，宋朝立國江南，才將南朝與南宋的連續(xù)性重新揭示。其實，地域變化的緩慢，一直讓這種連續(xù)性潛伏在人們的視線之下。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fēng)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釣叟蓮?fù)蕖ＧT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

北宋柳永的詞讓完顏亮對富饒美麗的江南垂涎不已，雄心勃勃地寫道：“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不過，完顏亮沒有足夠的實力與幸運，“提兵百萬西湖上”的，是成吉思汗的子孫。

蒙古的江南征服，對少數(shù)激烈抵抗的城市實行屠城政策，而對不進行抵抗的地域，實行的則是懷柔政策。《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四和《平宋錄》卷上分別記載了咸淳十年（1274）伯顏征伐復(fù)州時的勸降和宋人降伏后的對處。可以印證的是，正如《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六所言：“大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

幸運是江南。不流血征服的客觀意義極為重要，這使得千年繁華的江南社會結(jié)構(gòu)與生產(chǎn)力沒有受到重創(chuàng)，更使得經(jīng)濟重心的作用不僅在有元一代，在明清乃至今日，一直發(fā)揮著，不可或缺。南宋以降近代以前，說到中國，主要是指江南。至少，是江南支撐著中國。

生于茲，長于茲，黃公望就游走于山清水秀的江南。

江山易幟，大漠風(fēng)沙席卷江南。在大宋王朝，黃公望僅僅度過了童年時代的十年。或許有人認為，孩提的十年，不會給黃公望留下什么記憶。通常的承平時代也許不會，但黃公望經(jīng)歷的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且不說大背景的改變，就是他本人也遭遇了我在后面提到的生父死亡、母親改嫁這樣重大的生活變故。磨難催人早熟。自幼聰穎的黃公望，作為養(yǎng)子，在進入家道殷實的黃家之后，勤奮學(xué)習(xí)。南宋江南濃厚的文化氛圍也于無形之中熏陶塑造著黃公望。盡管此后的生活環(huán)境一直是在元代，但猶如一種遺傳，黃公望的基本文化底蘊已在幼年的南宋最后幾年形成。

硝煙散去，血色暗淡，生活又恢復(fù)了正常。務(wù)農(nóng)的盼豐收，經(jīng)商的盼盈利，讀書的想做官。江山鼎革，王朝更替，對此關(guān)心的主要是帝王將相、王公貴戚。普通百姓對政治的關(guān)心程度，比知識人描述的要低得多。上層的政治變動對百姓的生活影響甚微，納稅繳糧任何時候都躲不掉。

以往人們看歷史，過于看重王朝興亡，朝代更替。其實，這只是整體歷史中的一個個自然段，并不反映歷史演進的邏輯關(guān)系。歐美學(xué)者研究中國史，用他們的習(xí)慣，超越王朝畛域，一般將中國歷史分為帝國初期、帝國中期、帝國后期。

從這樣的歷史分期可以受到的啟發(fā)是，中華帝國始終是一個整體，改朝換代，不過猶如現(xiàn)在的政府換屆。執(zhí)政者的出身、民族都不對帝國的運營產(chǎn)生本質(zhì)性的影響。前朝的法律如果沒有明令廢除，到了新朝也一樣生效。比如伴隨著焚書坑儒，于公元前213年頒布的秦朝挾書律，直至公元前191年方被廢除，此時漢王朝已經(jīng)建立了二十余年。挾書律廢，人們方敢將隱藏的詩書百家語公開拿出來曬太陽。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朝距離北宋建立，已經(jīng)幾十年了，五代十國時期的逃賦還在追征。漢承秦制，唐承隋制，《宋刑統(tǒng)》依照唐律模樣畫葫蘆。三公九卿制，超越王朝更替實行了上千年。三省六部制，更是歷經(jīng)唐宋元明清，又實行了上千年。

由此可見，無論是普通老百姓的體認，還是決策者的意識，都絲毫沒有懷疑政體的連續(xù)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宣示的不過是王朝正統(tǒng)，就像現(xiàn)在的民選政府一樣，那是神選王朝。在這樣世代沿襲的傳統(tǒng)之下，改朝換代，猶如改頭換面，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導(dǎo)致的是普通民眾政治意識的淡漠，同時也讓他們對體制的恒久不變深信不疑。

黃公望，就是這樣一個帝國治下的子民，其意識也與常人一樣。

二、“生死兩茫茫”：生父死亡，母親再嫁

與黃公望相識的鐘嗣成，在《錄鬼簿》中，對黃公望的早年有寥寥數(shù)筆的記載：“黃子久，名公望，乃陸神童之次弟也，系姑蘇琴川子游巷居。髫齡時，螟蛉溫州黃氏為嗣，因而姓焉。”曾接受過黃公望所作《南村竹堂圖》的陶宗儀，也在《南村輟耕錄》中記載：“黃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峰，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由此可知，公望本姓陸，童年時過繼給黃氏，方名黃公望。

為何要過繼給黃氏？似乎還沒人追究原因。清乾隆年間再訂之《江南通志》，于卷一六八載：“元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癡道人，本常熟陸氏，少喪父，母依永嘉黃氏，遂因其姓。”《江南通志》初成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再成于雍正九年（1731），三成于乾隆元年（1736）。方志不同于其他史籍，由于遞修的特點，史源久遠，晚出亦多可信。據(jù)此可知，公望非正常過繼，而是父親去世后，母親貧無所依，攜其嫁入黃家。這跟北宋范仲淹的情形相似。范仲淹二歲而孤，其母攜其改嫁，范仲淹遂冒朱姓，連進士及第使用的都是朱說之名。

過繼后黃公望名字的由來，《錄鬼簿》卷下所述為眾所周知：“其父年九旬時方立嗣，見子久乃云：黃公望子久矣。”即使黃公望繼父并非90高齡，當亦年紀不小。無子之黃氏，與其說再娶，不如說是收子，沖著聰敏的黃公望而來，其母倒成了陪伴。黃公望母親再嫁的事實，也讓“烈女不嫁二夫”道學(xué)觀念在宋末的普及程度大打折扣。

黃公望生父因何而亡，似乎也可推測一二。推測，須放眼時代的大背景。

在黃公望6歲的南宋德祐元年（1275），據(jù)《宋季三朝政要箋證》記載，由于宋軍的頑強抵抗，陷落后的常州遭到元軍屠城，史籍所述狀況十分慘烈：“常州不下，士良（即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筑堡，土至，并人填陷其中。又殺常州之民數(shù)百人，煎膏取油，作炮擲于牌杈上，以火箭射之，其火自發(fā)。十一月，常州糧盡，劉師勇以八騎突圍，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獲將軍王安節(jié)，不屈而死。”

屠城事件與“髫齡時，螟蛉溫州黃氏為嗣”的時期比較接近，而常州與常熟在南宋同屬兩浙西路，相距不遠。黃公望生父死于常州屠城之際，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不管怎么說，生計無著的母親帶著黃公望改嫁的原因是喪夫。

三、“唯有讀書高”：誰習(xí)神童業(yè)

對于黃公望早年生平事跡，《錄鬼簿》所云黃公望原本“乃陸神童之次弟”，亦不知何據(jù)。

明人朱謀垔《畫史會要》載：“黃公望，字子久，其父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而名字焉。號一峰，又號大癡道人，平江常熟人。幼聰敏，應(yīng)神童科。經(jīng)史二氏九流之學(xué)無不通曉，開三教堂于蘇之文德橋，后隱于富春。”

明人所述，當有所本。檢元人夏文彥《圖繪寶鑒》載：“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峰，又號大癡道人，平江常熟人。幼習(xí)神童科，通三教，旁曉諸藝，善畫山水。”

同為元人所記，不當信彼非此。至少可備一說的是，習(xí)神童科者乃黃公望。

髫齡之幼的黃公望習(xí)神童科，當是隨改嫁之母進入黃家之后。黃家當屬殷實之家，所以黃公望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以致后來“經(jīng)史二氏九流之學(xué)無不通曉”。

智力超常、出類拔萃的孩童，代不乏人。因此，早在唐朝便有童子科之設(shè)。《新唐書》記載了唐朝對童子科的規(guī)定：“十歲以下能通一經(jīng)及《孝經(jīng)》《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歷史進入宋代，科舉規(guī)模的擴大，形成了士大夫主導(dǎo)政治舞臺的士大夫政治。在這種氛圍之下，神童科也為之大振。據(jù)何忠禮先生《南宋科舉制度史》的統(tǒng)計，從北宋太宗朝到仁宗朝，童子科取士便達27人。著名文人楊億、晏殊均出此選。神童出身者，年齡最小的只有3歲。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進士及第的同一年，3歲的蔡伯俙，在召試時，因吟誦御制歌，讓真宗皇帝龍顏大悅，不光授官，且揮毫賜詩：“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

到了南宋，應(yīng)童子科者大增。制度規(guī)定也臻于完善。南宋中期以后的寧宗朝，下詔規(guī)定童子科每年錄取三人，“為定制焉”。

科舉造成的社會流動，讓千百萬平民也看到了地位提升的光亮。猶如今日督子用功，早日開發(fā)天資聰穎的孩子，應(yīng)神童科，實在是節(jié)省成本的有利之為。這一定也是黃公望繼父的一個夢。

不過，黃公之夢也不順暢。其實，早在黃公望出生四年前的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便已下詔廢止了童子科。但這并沒有讓幾年后得到養(yǎng)子的黃公夢碎，因為自從童子科發(fā)端之后，幾百年間，常有興廢，屢廢屢興。黃公堅信必會再興，而民間針對童子科，職業(yè)性的應(yīng)試指導(dǎo)，也未因這道詔令而停止，甚至都未因江山鼎革而中輟。

因此，黃公望在宋末的最后幾年乃至入元之后，一直鍥而不舍，“習(xí)神童科”。

四、“林風(fēng)驚斷西窗夢”：科舉停廢之后

隋朝肇始的科舉制度，對中古以后的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無可估量的重要影響。經(jīng)唐歷宋，科舉大盛，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管道，給了千千萬萬讀書人一個溫馨的夢。伴隨著尋夢，社會文化也得到了極大的普及和提升。

蒙古人入主華夏，在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沒有受到重創(chuàng)的江南，拋開民族情緒，人們對此的一般認識也不過是改朝換代。政治體制雖有變異，但更多的是遺傳。甚至地方官，除了多幾個洋面孔，還多是老模樣，似曾相識。這讓多數(shù)人深信，一切沒有大變化，科舉也會重開。畢竟，任何王朝各級政府都需要管理人員。幾百年來，官僚多由科場出。這便是入元后驚魂甫定的黃公望繼續(xù)習(xí)神童業(yè)的動機，也是“望子久矣”的黃公顯揚家聲的期待。

不過，高齡喜得繼嗣的黃公也許懷著期待離世，如果繼續(xù)存留世間，后來的事實一定會讓他失望至極。這個蒙古人的王朝遲遲不開科舉，并且絲毫沒有重開的跡象。延宕幾十年，讓千百萬士子科舉夢碎。后來勉強重開，終元之世，取士不過千把人，不及宋朝有時的一科取士數(shù)量。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效果。

在制度上，這是元朝的變異。那么，元朝的官員從何而來呢？元朝以吏為官。停廢科舉，這是變異。以吏為官，則又是在深層意義上的遺傳。

元朝優(yōu)禮士人，懷有保護這些社會精英的意圖。不過，目的并不是通過他們來恢復(fù)往日的士大夫政治，而是根據(jù)胥吏行政管理普遍形成的現(xiàn)實，將這些文化人作為胥吏的預(yù)備隊而加以保護的。在停廢科舉的時期，許多士人的確也加入了胥吏的隊伍。

對于這樣的事實，擇取數(shù)例移錄如下，以見當時之潮流。

元人程鉅夫在《閩縣學(xué)記》中指出了當時士人的狀況：“科舉廢，后生無所事聰明，日以放恣，詩書而刀筆，衣冠而皂隸。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壞愈速。”

與黃公望有過交往的危素寫于順帝至元四年（1338）的《送陳子嘉序》記載：“大梁陳君子嘉，工舉子業(yè)，使群進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廢，學(xué)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君曰，古之圣且賢者，蓋有為委吏者焉，有為乘田者焉，有為抱關(guān)伶官者焉。府史，與上官謀議政事者，隨其所得為而致其力學(xué)者之事也。乃來江寧省其親而后去。”

元人唐元撰寫的《唐處士墓志銘》記載：“公年益茂，忍貧苦學(xué)，授徒村塾，生計蕭然。或曰，吏術(shù)，時尚也。君舍方冊而從刀筆可乎。自是，始探討科條，舉口成誦。縣有大獄疑讞，資君勘治。然持心寬厚，不忍深刻，志竟不干祿公家，故貧。”從這一記載看，唐處士這個士人，在科舉廢止的時代，大約是金榜題名之夢未泯，最初仍有一種堅持，“忍貧苦學(xué)”，并以教授村塾的學(xué)童為生。最后終因生計難濟，也順乎當時的潮流，做了刀筆吏。不過，“不干祿公家”那份書生的清高，讓他依然貧困。

從上述史料可以觀察到，士人“舍方冊而從刀筆”，以“吏術(shù)”為業(yè)，已成為眾所趨之的“時尚”。

在這樣一個士人流向多元化的時代，黃公望走向了何處？

五、“效官刀筆間”：胥吏生涯

黃公望的幼年經(jīng)歷與同時代的陳櫟很相似，自幼習(xí)神童業(yè)，“經(jīng)史二氏九流之學(xué)無不通曉”。不過，在繼父去世后，黃公望一是可能沒有不事生計專心儒學(xué)的財力，二是以吏為官已成為新形勢下光宗耀祖的唯一路徑，所以，黃公望也未能免俗，而是順應(yīng)潮流，“舍方冊而從刀筆”，加入了胥吏大軍。

《錄鬼簿》記載黃公望“先充浙西憲吏，以事論經(jīng)理田糧獲直”。明嘉靖《浙江通志》黃公望小傳則傳達了更為明確的信息：“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為書吏，未幾棄去。”有元之世，兩次使用“至元”年號。根據(jù)黃公望生年，此處的“至元”當為他二十六歲時的前至元，而不可能是六七十歲時的后至元。根據(jù)今人胡藝《徐琰、張閭與黃公望》一文的考證，徐琰便是《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傳》、卷一六〇《王磐傳》所見的徐琰，也是清人所修《元詩選》收錄的徐琬。綜合諸書所記，胡藝認為黃公望為徐琰所辟擔(dān)任書吏是在至元二十八、二十九年前后。是時，黃公望二十三四歲。

從如此年輕的情形看，為徐琰所辟擔(dān)任書吏，似乎是黃公望初次出道為吏。具體職責(zé)范圍是《錄鬼簿》記載的“經(jīng)理錢糧”的“憲吏”。

我還注意到《錄鬼簿》對黃公望記載中的一句贊美詩句：“浙西憲吏性廉直，經(jīng)理錢糧獲罪歸。”這句揭示的第一層面的事實是，黃公望因經(jīng)理自己職責(zé)范圍內(nèi)的工作而獲罪。或是得罪了地方權(quán)勢，或是得罪了頂頭上司。明人王鏊《姑蘇志》即云黃公望“補浙西憲掾，以忤權(quán)豪棄去”。其結(jié)果是，黃公望初次為吏的生涯被迫中斷，過早結(jié)束。

而揭示的第二層面的事實則是，黃公望人格光輝，性廉且直。廉者，清廉、廉潔、不受賄賂、不受誘惑、不取不義之財。直者，一根筋、秉持理念、寧折不彎。這樣的性格與人格，在任何時代都不適于在官場生存。黃公望后來自號“大癡”，也有講述自己缺少官場應(yīng)有圓滑的意味。鄭元祐的詩以黃公望的口吻寫道：“眾人皆黠我獨癡，頭蓬面皺絲鬢垂。”這便是黃公望形象與性格的如實寫照。因此說，在需要狡黠心機的官場，耿直的黃公望獲罪而歸，勢所必然。

今天研究胥吏，大多描述的是胥吏欺下瞞上、魚肉百姓的負面形象。這樣的記載，充滿了作為載筆者的士大夫的偏見。其實，行政管理胥吏化，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政治的進步。古代的胥吏，可以說就是一批技術(shù)官僚。比之科舉出身的“道德”官僚，由熟悉行政業(yè)務(wù)的胥吏出身的“技術(shù)”官僚來管理行政，在多數(shù)情況下或許更有效率。

初次的官場失利，或許是還沒到讓黃公望徹底失望的地步，或許是生活所迫而不得已，總之，黃公望在痛定之后，還是選擇了從事胥吏的行當。《錄鬼簿》繼“先充浙西憲吏”之后，又寫道：“后在京，為權(quán)豪所中。”在京，指在元大都。具體做什么呢？元人王逢在《題黃大癡山水》詩前小序有所透露：“大癡名公望，字子久，杭人，嘗掾中臺察院，會張閭平章被誣，累之，得不死，遂入道云。”中臺察院即大都御史臺。在中央的御史臺為吏，看似風(fēng)光，其實很清苦。元人丁復(fù)《檜亭集》卷五有首《送翟彥敬升中臺察院書吏》詩就寫道：“名彥登烏府，清門可雀羅。”相信黃公望是為生計所累，才又在過了不惑之年北上赴任的。元人鄭元祐還有首《黃公望山水》詩似乎也披露出一些事實：“勇饑驅(qū)東閣，肯為兒女資。不憚北游行萬里，歸來畫山復(fù)畫水。”

根據(jù)前述元人王逢《梧溪集》詩序的線索，黃公望受張閭所累而入獄。據(jù)胡藝《徐琰、張閭與黃公望》一文推測，黃公望當是張閭在至大四年（1311）任江浙行省平章時辟為書吏的，次年（1312），張閭回京師任中書省平章政事，黃公望可能也隨之入京。張閭因在江浙推行經(jīng)理田糧，“以括田逼死九人”被逮捕審訊，黃公望亦受累入獄。胡藝的說法是，“黃公望作為張閭下屬的掾吏，此時必然隨之南下，為之經(jīng)理田糧”。

檢《元史》卷二五《仁宗紀》，“以括田逼死九人”者乃為張律。此張律是否就是彼張閭，還很難說。元人虞集撰寫的《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載：“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jù)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明人胡粹中《元史續(xù)編》亦于延祐二年（1315）下記載“張閭罷為江浙平章”。

或許“以括田逼死九人”之張律，真為張閭，但黃公望不大可能因此事直接受累。因為黃公望為中臺察院吏人，張閭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后來又為江浙平章，即使黃公望最初真的是張閭采用的，后來不在同一部門，特別是御史臺屬于相對獨立的部門，黃公望更不會被張閭驅(qū)使，從大都前往江浙。最大的可能則是，不管張閭因何事被罷免，受有知遇之恩的黃公望，在御史臺利用職務(wù)之便，采取某種方式，為張閭辯誣回護，因此而入獄。

《錄鬼簿》說黃公望在浙西憲吏任上“經(jīng)理錢糧獲罪歸”，還在另一處直接記為“經(jīng)理田糧”。經(jīng)理田糧當是張閭提議實行的，是在黃公望再次為吏之時，《錄鬼簿》所記似乎有誤。不過，《錄鬼簿》說黃公望兩次為吏當屬事實。

六、“超然于物表”：絕意榮勢

在沒有科舉的時代，士人的入仕路徑，只剩下為吏一途。“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古老傳統(tǒng)，金榜題名命運改觀的既有現(xiàn)實，讓多數(shù)的士人試圖通過為吏來實現(xiàn)夢想。相對于南宋以來的科舉路艱，他們可能會覺得直接為吏更為便捷。元人楊維楨在《西湖竹枝詞》中說黃公望“少有大志，試吏弗遂”。在這個以吏為官的時代，“試吏弗遂”而絕意仕途的士人大有人在。元人楊翮《佩玉齋類稿》就記載一個叫陳澤民的士人說：“澤民稍出試吏，弗合于時，即棄歸，自是絕意榮勢。”

延祐二年（1315），黃公望已經(jīng)47歲。此次被捕入獄，對黃公望的打擊，比上次罷歸更大，他對官場徹底心灰意冷，如《梧溪集》詩序所云“得不死，遂入道云”。

儒與道，入世與出世，看似截然相反，迥然不同，其實是中國傳統(tǒng)士人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體，對立而統(tǒng)一。得意之時入世，失意之時出世，精神總有寄托的場所。正因為有這樣巧妙的精神調(diào)劑理論的存在，傳統(tǒng)文人因精神崩潰而自殺者絕少。歸隱林泉，是傳統(tǒng)士人恪之難舍的神往。

這種思想無疑也存在于黃公望的頭腦中。他在《跋李倜臨右軍帖》中寫道：“立身宦途，而志趣常超然于物表，此吾所以起敬者也。”這既是贊美官居二品的李倜，無疑也是自白。仕途蹇澀，讓黃公望無緣“立身宦途”，而志趣常超然于物表，留給他的，只有林泉一途。

在身陷囹圄之時，黃公望就給他的朋友楊載寫過一首詩。這首詩雖已無法看到，但楊載的《次韻黃子久獄中見贈》詩，可以折射出黃公望意欲出世的念頭：“解組歸來學(xué)種園，棲遲聊復(fù)守衡門。徒憐郿塢開金穴，欲效寒溪注石尊。世故無涯方擾擾，人生如夢竟昏昏。何時再會吳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

上述這首詩，多為研究者所矚目。披檢文獻，發(fā)現(xiàn)楊載還有一首詩觸及了黃公望出獄后的生活狀態(tài)與心態(tài)。詩載《楊仲弘詩集》卷四，題為《再用韻贈黃子久》。詩如下：

自惟明似鏡，何用曲如鉤。未獲唐臣薦，徒遭漢吏收。悠然安性命，復(fù)此縱歌謳。石父能無辱，虞卿即有愁。歸田終寂寂，行世且浮浮。不假儕群彥，真堪客五侯。高人求替洽，末俗避喧啾。藜杖常他適，繩樞每自繆。與人殊用舍，在己寡愆尤。濟濟違班刻，倀倀遠匹儔。能詩齊杜甫，分道逼莊周。達飲千鐘酒，高登百尺樓。艱危仍蜀道，留滯復(fù)荊州。鶴度煙霄闊，龍吟霧雨稠。東行觀海島，西逝涉江流。自擬需于血，何期渙有丘。古書嘗歷覽，大藥豈難求。撫事吟梁父，馳田賦遠游。堂名希莫莫，亭扁效休休。檻日迎東濟，窗風(fēng)背北颼。鳴琴消永晝，吹律效清秋。雅俗居然別，仙凡迥不侔。多聞逾束晳，善對邁楊修。進有匡時略，寧無切己憂。塵埃深滅跡，霜雪暗盈頭。始見神龜夢，終營狡兔謀。雪埋東郭履，月滿太湖舟。急景誰推轂，流年孰唱籌。凌波乘赤鯉，望氣候青牛。好結(jié)飛霞佩，胡為淹此留？

從這一五言排律長韻中，我們可以窺見到一些事實。“自惟明似鏡，何用曲如鉤”兩句，講述了黃公望寧折不彎的剛直性格。“明似鏡”既隱喻明鏡高懸的監(jiān)察機構(gòu)中臺察院，又意指擔(dān)任屬官的黃公望襟懷坦白。“未獲唐臣薦，徒遭漢吏收”則似指未得到張閭更多的關(guān)照，反倒還受到了連累，因其而入獄。“悠然安性命，復(fù)此縱歌謳。石父能無辱，虞卿即有愁。歸田終寂寂，行世且浮浮”，這幾句則講述黃公望安全出獄，在擔(dān)憂受辱之后歸隱田園。此后的詩句則以他適遠游，鳴琴吹律，吟賦詩文，達飲縱歌為主，描述了黃公望出獄后的自由生活。從“能詩齊杜甫”，我們可以了解到除了繪畫成就，同輩人對黃公望的詩作也評價極高。而“分道逼莊周”，則反映其皈依全真教的事實。從“達飲千鐘酒，高登百尺樓”，我們可知黃公望浮白善飲，更有太白風(fēng)骨。

清人所編《元詩選》，收錄有黃公望幾十首詩。另一部清人所編《宋元詩會》，則評價黃公望“詩仿晚唐”。觀黃公望詩，多吟詠山水之作。如果說黃公望的山水畫是畫中之詩，那么他的詩便是詩中之畫，兩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正如元人貢性之《題黃子久畫》所云：“此老風(fēng)流世所知，詩中有畫畫中詩。”

不過，黃公望之詩少涉民生，不見現(xiàn)實，唯有山水。涉及歷史上政治人物的，僅有《西湖竹枝詞》中“岳王墳上有猿吟”一句，并且?guī)缀醪粠Ц星樯省；蛟S有人會認為這是出于元朝統(tǒng)治下，“避席畏聞文字獄”，黃公望有意回避。其實并非如此。從關(guān)漢卿等雜劇作家借古諷今自由地嬉笑怒罵來看，元代的政治環(huán)境相當寬松。激烈的民族對立，嚴酷的政治高壓，多是明代以后文人政治想象的產(chǎn)物。黃公望的詩文不涉政治，那是因為他本身就不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

前引鄭元祐《黃公望山水》詩所云“不憚北游行萬里，歸來畫山復(fù)畫水”，或許講的就是黃公望出獄回到江南故鄉(xiāng)，從此，黃公望真正寄情山水，開始了作畫生涯。或許該感謝黃公望的仕途蹇澀，讓官場少了個官僚，畫壇多了位巨匠。

七、“歸來畫山復(fù)畫水”：晚年學(xué)畫辨

在論述黃公望繪畫生涯時，論者多云黃公望50歲學(xué)畫大器晚成。這種說法，自元已有。元人唐棣寫于至正十年（1350）的題跋就說：“一峰道人晚年學(xué)畫，山水便自精到。”今人龔產(chǎn)興《大器晚成——簡析黃公望的山水畫》一文，更是明確指出：“趙比黃大十五歲。從黃子久的作品看，確實受到趙孟的影響。由此推算黃子久學(xué)畫的時間大概在五十歲。”

然而，明人汪砢玉《珊瑚網(wǎng)》則載：“子久《設(shè)色山水》絕似高房山。山中屋宇相向流泉，山凹有蘭若作霞氣。款云大癡辛丑秋七月寫為子茂清玩。”黃公望生于宋末己巳（1269），卒于元末甲午（1354），平生只歷一辛丑，那便是大德五年辛丑（1301），是年黃公望33歲。

據(jù)清人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第二年，34歲的黃公望還作有《深山曲塢卷》。

又據(jù)清人吳其貞《書畫記》，黃公望36歲那年作有《游騎圖》。對此畫，吳其貞評論道：“畫法蒼老，唯失于韻。”缺乏韻味，可見此時的黃公望在作畫上尚未臻于成熟。

而據(jù)明人張?zhí)╇A《寶繪錄》載，41歲時，黃公望有《臨李思訓(xùn)員嶠秋云圖》。

上述史料，足可證明黃公望學(xué)畫之時并非已屆晚年。

從前面對黃公望兩次從事吏職的考述看，黃公望兩次從事吏職，第一次是在20—30歲之間，第二次則是接近50歲。30—40歲左右，是黃公望履歷中的一個空白。或許在第一次“經(jīng)理錢糧獲罪歸”之后，他便開始了學(xué)畫，出于哀怨自己因“廉直”而仕途受挫，是時開始自號大癡，亦屬合情合理。晚年方名聲大振的黃公望，長壽得享天年，老而彌堅，作畫不輟，畫風(fēng)成熟且不斷創(chuàng)新，因而給人們造成了晚年學(xué)畫的錯覺。

除了作畫，終結(jié)為吏的黃公望，從事有多種職業(yè)。明人所編《姑蘇志》載：“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開三教堂于蘇之文德橋。三教中人，多執(zhí)弟子禮。”這是黃公望從事宗教活動的記錄。

加入全真教的黃公望，與教友來往較頻。著名的《富春山居圖》就是為教友無用師而作。此見于黃公望于畫上自識“至正七年，仆歸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于南樓援筆寫成此卷”。現(xiàn)在已經(jīng)十分清楚，無用師并非通常所認為的和尚，而是道士。元人陳高《不系舟漁集》卷一四《散木軒銘》文中除了有“上清道士鄭無用”之語，還有“有鄭樗氏，老子之徒”的話。可知鄭樗字無用，號與室名皆為散木。名與字皆典出莊子《逍遙游》。元人邵復(fù)孺《蟻術(shù)詩選》卷一也有《全真師鄭無用北游》一詩。

《錄鬼簿》說黃公望“以卜術(shù)閑居”，打卦算命大概也是黃公望的謀生手段之一。《大清一統(tǒng)志》卷五九黃公望小傳，說松江“其地有精《九章算術(shù)》者，蓋得其傳也”。打卦算命，需要精通算學(xué)。

《錄鬼簿》還記載黃公望“善丹青，長詞短曲，落筆即成，人皆師事之”。最后“人皆師事之”一句，表明黃公望曾講學(xué)授徒。有學(xué)者認為，黃公望的《寫山水訣》，就是教授繪畫的提綱。

盡管黃公望從事過各種職業(yè)，其早年長時期從事的，還是吏職。元人薩都拉在《雁門集》卷四題為《為姑蘇陳子平題山居圖黃公望作》的詩中寫的“塵途宦游廿年余”，指的當是黃公望。黃公望的友人張雨《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shù)，禪和口鼓。貧子骨頭，吏員臟腑。”看來，長期為吏的生涯，在黃公望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結(jié)語

從政治、經(jīng)濟中心再度合一的角度看，南宋猶如回到了南朝，經(jīng)濟重心的作用發(fā)揮得尤為顯著。而“員多闕少”的政治現(xiàn)實，又將多數(shù)士人推向了地域，展現(xiàn)出多元化的勢態(tài)。元朝取代南宋，科舉的停廢，以吏為官，則加速了自南宋以來的社會變化。社會變化的基礎(chǔ)是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蒙古的不流血征服江南政策，保全了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完整。

漢人盡管在軍事角力中失去了政治江山，卻從不曾失去文化江山。并且，由于多元因素的進入，這個江山更為多彩多姿，風(fēng)光秀麗。從思想文化的層面看，在南宋崛起的道學(xué)，走入元代，終于一統(tǒng)天下。到南宋為止，儒釋道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非此即彼的排斥、游移、觀望，但進入元代的自由空間后，逐漸匯流在中國文化的大河。黃公望開三教堂，便是合流的顯現(xiàn)。這樣的哲學(xué)基礎(chǔ)，這樣的理論底蘊，為在各個領(lǐng)域，為在當時后世，產(chǎn)生巨人提供了潛在的前提。黃公望，應(yīng)運而生。

元朝大部分時期科舉停廢，全面造成士人流向的多元化。出而為吏雖為主流，但并非全部。觀察士人的流向，黃公望本人就是一個絕好的縮影。與元代相始終的黃公望，順應(yīng)時代潮流，長期為吏，此后又入教、教書、算卦，從事多種職業(yè)。

黃公望不僅僅是個畫家，他還是典型的傳統(tǒng)文人。也可以說是生不逢時，遭逢了科舉停廢的時代，不然，他或許也會金榜題名，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成為又一個蘇軾、陸游。不過，黃公望又可以說是生逢其時，遇到了政治高壓與思想鉗制不多的時代。沒有酷烈的黨爭，沒有黑暗的文字獄。寬松自由，讓黃公望的身與心肆意翱翔。與西方文藝復(fù)興同時期，在中國的藝術(shù)天空中，也同樣展翅翱翔著一只驕人的鯤鵬。

以上利用零散史料，對黃公望的生平進行了簡單考證。這種考證，實在就像是一幅“遠人無目”的寫意畫，完全是在時代背景底色下的勾勒點染。滴水映日，寫意傳神，透過黃公望個案，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喜怒哀樂，還是一個時代的云涌風(fēng)動，是裹挾著無數(shù)浪花的大河奔流。

本文選自《士人走向民間: 宋元變革與社會轉(zhuǎn)型》（王瑞來 著，大學(xué)問 | 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