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如何助力科技企業騰飛

??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第四屆滕王閣峰會上的大會發言（2024.2.28）。

大家都高度關注中央強調的高質量發展、領導人已表述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背景就是日新月異的新技術革命——這個由硅谷引導的創新大潮，在現實生活中早已形成了所謂“新經濟”概念，它是一種在原來的經濟發展中要升入新階段、具有新質的“質變”之后的新境界。我們得承認在這個創新方面，是硅谷引領潮流，而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上個世紀90年代，就有很多企業層面的創新創業活動，已經在互聯網概念上切入來追趕，后來“互聯網+”成為大家來描述這個創新過程的概念，全世界都高度重視大數據、云計算，推動到移動互聯，現在大家又看到必然發展到萬物互聯和智能化，最新的人工智能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帶有不同尋常的“挑戰與機遇并存”特征。在中國追趕過程中，要承認我們的進步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比如人們所說的“頭部企業”，現在合在一起也有十個以上，最早的BAT三巨頭，后面又加上新起的，像拼多多，現在海外市場開拓非常有它的勢頭。

在直觀的描述上說，這種只有通過痛苦的“燒錢”階段，才能在最前沿的互聯網+創新方面爭取脫穎而出的競爭中間，民營企業有自己的相對優勢。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各有它們的比較優勢，但是在經歷沖破瓶頸期的燒錢過程中，實話實說國有企業它要有集體決策，要有特別嚴格的風控，而民營企業在這方面卻機制相對而言比較靈活，更敢于冒險，那么就出現了中國主要是民企在互聯網+領域首先形成頭部企業的這樣一個基本局面。

當然，在前面追求顛覆性創新過程中，我們所說的頭部企業在打開新天地以后，又不得不做整改。中央已經在一年多前就特別強調“完成整改”這個概念，2023年李強總理專門召開了以完成整改為主題的座談會。

在背景上，我們要特別注意這樣一個中國加入的追趕硅谷互聯網+創新大潮的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是在所謂信息化、信息革命結合著全球化的這樣一種發展中，迫使我們對于經濟生活的一系列基本特征的認識，要做創新的認識，要有觀念的轉變。比如說這些頭部企業（實話實說在江西還僅僅有我們的獨角獸、瞪羚企業，最居于前列的中國頭部企業，主要發生在深圳、杭州這幾個地方），他們顯然有所謂寡頭壟斷的特征——市場上這種頭部企業不可能很多，不超出十幾家的這些看著屬于寡頭壟斷的企業，它們卻可以在新的發展階段上、于數字經濟時代，去對接“共贏發展”，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觀察認識這個創新大潮的特定視角，而實際生活中，我們要把它對接到現在從政府、管理部門到企業界、到研究者都高度關注的所謂“數實融合”的概念——這指的是“數字經濟產業化，產業經濟數字化”，少數帶有寡頭壟斷特征的數字經濟頭部平臺，可以與其上游、下游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形成產業集群，形成一個支持創新發展的整個發展過程。

這種數字化轉型、數實融合，它的前景能不能進一步打開？顯然就是中央現在說作為全局中心任務的新的兩步走現代化戰略目標能不能實現的頭等重要問題。升級發展、高質量發展，就要依托于這樣的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而在我們考慮問題時，比如我認為在中部、在江西追趕這個大潮的過程中，意識到我們還沒有頭部企業，但已經具有這方面追趕的潛力，那么切入點，一定是要與中央特別強調的打造數字經濟硬件的“新基建”概念結合起來。這種新基建中央給出了一系列的指導方針，追溯到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里提出個概念以后，有一系列的文件，（時間關系這里不一一細說各種文件發布的過程和特別強調的要點）。

幾年走下來，它實際上要解決的是什么呢？數字經濟的發展必須有硬件的支撐，再加上軟件的配合和升級。在具體工作部門的指導方面，調研的基礎上曾經非常明確地在文件中規定了這種支撐數字經濟的新基建的七大細分領域，還有它應用的場景對象，這些在相關的文件和政策規定里都可以查到。

按照這樣一種從基礎設施、硬件支撐開始切入的我們追趕數字經濟發展的創新大潮來看，首先要充分肯定，新基建是支持著前面這些年我們抗御疫情、解燃眉之急的擴大內需重要舉措；疫情基本被控制之后，我們仍然要把擴大內需作為重要的工作要領。新基建也會在以新經濟形成高質量發展后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方面，形成一個從基本面開始的非常重要的支撐力量。它在中國具備大有作為的空間——我們還有工業化和城鎮化往前推進的相當可觀的縱深，這個潛力空間的發掘一定要和新基建結合在一起。而且新基建必須緊密結合著中國在改革深水區的攻堅克難機制創新，要和“制度基建”一體化——中央新近已經給出了重要的指導方針，要謀劃重大的改革舉措，一般研究者都認為，這與要召開的中央全會結合在一起，會形成最權威的指導文件。而且也要注意到，新基建中跟中央這一段時間又特別強調的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必然結合在一起，也和新的一輪“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機制創新結合在一起。新基建它也一定會跟老基建形成一種聯動關系：數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和相關的產業互聯網、數字化的這些基本建設，它們所形成的新區、新的不動產，一定要和老基建概念下的所有要素配套，人氣上來以后，相關的大廠區、住宅區、醫院、學校，包括綠化帶，包括各種各樣的公用設施，包括娛樂場所，等等，一樣都不能少。

這樣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合在一起支持長遠有后勁發展的，在地方政府層面顯然就需要在戰略考慮上，特別注重守正創新、守正出奇，要在各個地方政府轄區結合著自己整個國土開發規劃，在作為推進現代化主線的供給側改革概念之下，形成高水平頂層規劃罩著的定制化解決方案。在我們中部也好，江西也好，顯然這是一個政府發揮自己的應有作用、在尊重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前提之下更好地使政府盡責的一個基本要領。

在這個推進的過程中，以有效市場加有為、有限政府的結合，追趕日新月異的數字經濟創新大潮，顯然需要金融的創新和支持。我們現在已基本擺脫了疫情的不利影響，曾有過應急貸款的支持，有過復工復產過程中重要的貼息融資等舉措之后，中央現在又對金融工作做出具有非常系統化特征的指導，涉及我國股市、債市、私募這種直接融資的比重要進一步提升，間接融資要進一步完善，保險業、財富管理行業等等，也必須跟著我們整個金融體系的改革和水平提升，得到更好的符合現代化要求的發展。金融業的擴大開放，降低準入，勢在必行，我們要應對更為復雜的競爭新局面。

應該講，現在“后疫情時代”已經來臨，中央特別強調的“金融強國”建設的任務任重道遠。我注意到已經有吳曉求等學者專門點題說到，什么叫金融強國？基本特征就是在我們的本土上，必須形成有國際性特征的金融中心，這個金融中心當然是要把間接金融和直接金融，和相關的所有金融方面的要素配合在一起，具有它強大的影響力、輻射力、支持力。我們在這一任重道遠的建設過程中間，一定要注意，在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前面，綱舉目張的因素是深化改革，啃硬骨頭，優化機制，這樣以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科技創新加上思想觀念創新的系統工程式的組合，來實現金融的升級發展和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升級發展的意愿。這里面就內含本次峰會特別看重的主題——在創投這方面，怎么支持我們的企業，特別是這些帶頭的科技企業蝶變式、騰飛式地來發揮他們的不可缺少的特殊作用，支持科技企業在發揮自己特殊作用的過程中，體現出能夠抓住機遇而不負使命。

再往下，我想專門勾畫一下我對于實體層面制造業、服務業和科技企業發展機遇及其投融資的一個基本認識框架。大前提一定要注意到，領導人、黨中央層面反復強調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開放再擴展，工作再抓實，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是現代化的“核心”，面對著我們的一些困難、一些不利的危機因素，要化危為機，抓住機遇求得發展。在我們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和高新科技企業方面的發展，應該說是整個中國國民經濟打造高質量發展升級版的重中之重。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脊梁，生產性服務業跟制造業的升級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而這里面高新科技企業代表的是“科技第一生產力”。我們已經形成的世界工廠的“中國制造”要升級為“中國創造”，“中國智能制造”，不完成這樣一個升級發展，我們現代化的前景實際上是不能打開的。打開這個前景，從理論聯系實際的認識來說，可以勾畫這樣一個認識框架：

市場主體現在全中國的總數是1.7億以上，而且其中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他們怎么樣在市場競爭中必然以獨立自主投資主體的身份去選擇自己的路徑？我覺得最簡要地說有三類。一類是企業主體加入創業創新的活動，是以自身的資本積累支持著擴大再生產，這條路走得最成功的就是“老干媽”這樣的例子。過去大家誰也不會特別注意的邊遠區域、沒有多少文化的一個創業帶頭人，她就是因為自己辣椒產品賣得好，在她堅持的第一不賒帳、第二不要求貸款的情況之下，生產規模依靠自身資本積累滾雪球式越滾越大，有了一定的市場影響度之后，進貨商排著隊到她那兒取貨，前提就是交錢提貨走人，現金流支持著把這個雪球不斷滾大，產品現在已經在國際市場上都有影響，在美國、歐洲超市里都有它的系列產品。這種以自身資本積累支持的創業、擴大再生產的模式，可復制性相當低，更多的是第二類，就是雖然有自己一定的本錢，我們稱為資本金，它還要加上間接融資，就是銀行貸款，在大量的企業發展初步階段，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當然，這也符合中國整體來說我們在比較初級的階段實現經濟起飛、粗放型發展過程中靠著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超常規地走到世界工廠的過程中融資的基本特征。間接融資以貸款的方式，使很多的市場主體抓住機遇，越做越大，但同時也有它的局限性：這種資本金加間接融資（加貸款）方式，后來被互聯網+創新前沿的企業家批評為“銀行怎么是當鋪思維”，沒有抵押物就不給融資支持？我覺得得承認，在這個模式之下，銀行必然是當鋪思維，為什么？銀行所擁有的資金主要來源是吸儲，老百姓的儲蓄被稱為是“老百姓的血汗錢”，這個道德壓力形成了銀行業早就明確，放貸這個風控環節的簽字者，責任是終身追索的，只要你活著，你簽字發出這個貸款出了呆壞賬，一定要拿你是問，追究責任。我也專門問過銀行、金融界的一些專家、領導者，我說，到真正追責的時候，他那點兒工資、個人的家庭財產能起多少沖抵損失的作用？人家說不是這個關系，追責實際上是形成這樣一個嚴厲約束，后面跟著的是“牢獄之災”的問題。那么誰在那兒，不都是要有一個當鋪思維方式先把抵押物落實好才敢簽字？我到那兒，我也一定是這樣的行為方式。這就帶來了它的兩重作用。一方面保證了資金有基本的安全度，呆壞賬被控制在比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越來越不適應互聯網+創新方面的風險特征——互聯網+創新它的特征就是項目的成功率相當低，換一句話說，失敗率相當高，但是少數的成功，會帶來全局皆活，會帶來整個全局的升級發展。為什么只發展出少數的頭部？前面已論及，（帶有寡頭壟斷特征的這些帶頭的企業，卻可以帶動上下游大量的為數眾多的企業一起來升級發展）。這種風險類型，更適應的是第三條路徑：直接融資。直接融資最概括地說，有股權融資，有債權融資。上市，這是我們早已經在、堅定不移發展的中國資本市場最代表性的形式，其實還有企業債，中國這方面的遺憾，就是早早確立了企業債的發行機制，但實際生活中一旦企業債出了問題，這個經濟問題它會社會化，甚至政治化。以企業債籌資運用的主體如果實際的業績不行，不能夠按照原來的合同去還本付息的時候，受到損失的“苦主”們，不是遵照原來的合同消化這個損失，而是會跑到政府門前去靜坐，那就造成社會問題。所以，后來審批的機關越來越謹慎，不再輕易批準這種貨真價實的企業債，倒反而比較放開手去批有地方政府背景的所謂城投債。這是中國的基本現實，業界的朋友們都了解這種情況。這是一個我們今后于配套改革中才能去解決的使公募的股市、還有公開的企業債市場作用更好能夠得到發揮的直接融資方面的課題。

當然還有私募，還有現在越來越要發展的風投、創投、天使投。這些更多的是直接在前沿上對應我們峰會主題里一個特別看重的互聯網+高風險的創業創新活動。

總體來說，上述這三個渠道綜合在一起的投融資支持，對應到企業主體拿到資金以后去做的事情來說，我覺得又可以簡單概括成三個類型。一個是我們現在要順應國家政策傾斜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這里面比較典型的是前些年早已經給出清單的七大方面，比如人工智能、新能源、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制藥、前沿裝備制造、綠色低碳發展方面等等。國家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清單，最新中央的文件精神里，實際上又在這個清單里加上了新的內容。這種可以在國家政策文件里清晰看到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資創新活動，市場主體在投融資支持這方面，應該注意要向與自己實際創業創新相關聯的政府管理環節，充分匯報相關信息，要求政府以此為根據兌現支持政策，這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的。我在體制內幾十年的工作經驗告訴我，管理部門、政府部門每年都要總結自己工作的成績，往往它會注意如果有可靠的信息證明是值得自己來發揮職能的支持對象，會積極考慮給予支持，兌現國家規定好的政策。財政資金的使用方面，大家都覺得好像爭取資金很難，但你如果把這個信息真正充分無誤傳達到這些支持要領、管理環節上，往往資金的支持實話實說又顯得很容易，那就是對上了。這是一種類型，自己的資本金，加上政府依據政策給予支持，就是企業與政府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支持的資金合在一起，去打開局面。

第二類，是在前沿性質上更典型的互聯網+。硅谷式的一種高科技創業創新活動中,這些主體怎樣能夠得到最有效的投融資支持？我們江西在這方面要做得好，這顯然是個重點——怎樣爭取在前沿創新的不確定中走到確定性？我們江西的發展中，怎樣爭取也涌現出走到頭部企業這樣的數字經濟創業創新平臺？相關投融資的支持，在美國硅谷的經驗方面，是政府開明寬松、“無為而治”，既低稅，又基本不做什么干預，但是歐洲和中國在這個賽道上，更多加入了國家的孵化器、設立產業引導基金等等，希望是在美國經驗基礎上于追趕過程中，加上更多的支持因素。這有道理，但是實話實說，這種產業引導基金、孵化器等等，也還不能唱主角，最關鍵的突破，還得靠風投、創投、天使投。比如中國最早有巨大影響力的阿里公司的成功，馬云當時作為它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我們所說的企業家，到處爭取支持的過程中，曾經是處處碰壁，人們都覺得他看起來就像個騙子，但是據說在30分鐘左右時間里，他說動了韓裔日本人孫正義——這是一個天使投資的決策者，決定給馬云他們的創新活動兩千萬美元的天使投資支持。這筆錢幫著阿里公司沖過了燒錢痛苦階段的瓶頸期，結果一飛沖天，人們說“風口上的豬，沒有翅膀也沖上去了”。這樣一個成功之后，孫正義所掌握的股權在兩年左右的時間，爆炸式擴大到將近600億美元的財富規模，近三千倍的財富擴張。這是他自負盈虧，自己組織資金來源，沒有什么老百姓血汗錢的道德壓力。他自己也愿賭服輸，成功了，那就是異乎尋常的成功。而后來這個方式又到印度去做，結果走麥城血本無歸，他不得不賣掉手上一部分高質量的阿里股票去填這個窟窿。前一段時間聽說，在美國市場他又失敗一次，現在又有一個咸魚翻身的成功機會被他抓住了。這種模式，主要以風投、創投、天使投支持著最前沿的互聯網+式的創新，我們現在還看不到替代模式。在中國、在中部、在江西，數字經濟前言最主導的支持力量，還是希望能夠吸引來這種風投、創投、天使投，來實現突破。

當然，我們還要進一步總結產業引導基金等方面的經驗。政府的產業引導基金，首先是以財政為后盾出一筆錢成立母基金，但是母基金不做實際的一線投資，它是以一系列非政府市場主體可接受的條件，使它們來跟進，形成一群子基金，子基金的主體按產業政策導向，在一定約束和激勵條件下——包括母基金給予的優先、劣后、不要求入股分紅但有“一票否決權”等等這樣一些新機制，讓子基金的主體，在一線上加上自己團隊的跟投，把權責利結合在一起，使他們自己既敢創新，又努力盡可能控制風險，又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自負盈虧，去按照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確定支持對象實施項目支持。這些經驗還得進一步總結，還得在中國進一步往前開拓這樣在風投、創投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更多加上政府作用、協同作用的模式，能夠發展起來。

另外，一般競爭性領域里，同樣有創業創新升級的必要。這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但我說，這方面跟前面所講的整個產業集群，一定又是一體化的。有企業界的朋友對我說，我自己的定位既不是高新科技，又不是什么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我還有什么機遇呢？我說同樣有機遇。如果最概括地說，投資機遇對應性上，一個是孫中山先生早就講的“適合人群之需要”，就是形成有效供給，產出（包括產品，包括服務），要能夠使老百姓用戶體驗得到提升；另外一個就是“機遇偏愛有準備的人”，一定要以企業家的創新意識和膽識、魄力做好準備，該出手時就出手——那意味著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在這種要領下，傳統產業里，比如衣食住行，對應老少男女，這種有效供給的開拓，要對接到互聯網時代。現在小餐館桌子上大都配有掃碼點餐支付，這就是互聯網+，就是提高效率，就是降低交易費用，方便用戶。有的企業界的人士說，我做餐飲的機遇應該怎么理解？我前面講的這種表面上可以掃碼點餐、結算吃飯，當然要注意，另外我知道雖然餐飲業是個辛苦活兒，但是相對容易站住腳，只要自己提供的產品招來回頭客，你就站住了，你有本事在航空港、高鐵樞紐能夠拿到鋪面，哪怕沒有什么回頭客，你也等于可站住腳了，但是你要注意，全中國現在還在發展很多新區，那么多的物流園區、保稅區、創業園，入住的成百成千家的機構、企業、公司，還有幾家愿意自己辦職工食堂？他們的后勤餐飲供應，對接的形式可能就是對社會供應商招投標，如果做餐飲有這個實力加入招投標，你中標了，那不就是抓住機遇打開市場擴大份額嗎？各個行業都要跟著整個科技創新的產業鏈，要共享發展機遇，形成一種總體的創新過程中。

中國已經到了“世界工廠”的產能，什么叫真正的升級發展？我理解就是要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以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科技創新——這方面當然也少不了觀念的創新，合在一起，使我們的實際水平，在所謂“微笑曲線”上主要產能落在中間位置這樣一個一開始必須占據的位置（也只能是這樣徐圖發展的狀態），改變為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在上游美國等帶來的打壓和下游越南、印尼、印度等的追趕雙重夾擊之下，我們成功地把越來越多的中國產能，提升到全球供應鏈、價值鏈左右高收益水平的高端位置。

創投的發展，數字經濟、互聯網+帶頭的總體的產業集群和我們中國總體產能的升級發展，可以直觀地從“微笑曲線”上來看：收益水平兩頭高中間低，是經驗證明的，在整個價值鏈、供應鏈里面，一個投資創業主體，首先要追求創意創新的成功，一般來說就是能形成一個被市場肯定的品牌。創新設計、形成品牌是左邊，然后成規模的加工生產是中部，再然后品牌營銷、售后服務是尾端。大量的經驗證明，中間的位置收益率比較低，左右兩端收益率比較高。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只能從中間切入，走了幾十年下來，在實際生活中，中央已有關于“雙循環”新格局的進一步的要求，要更多依仗于本土市場雄厚后的內循環為主體，同時絕不放棄外循環，繼續走好這個“雙循環”之路。而這時候的升級，應體現在我們要越來越多把產能從中間位置推到左右高端上去。比如早就講，全球兒童玩具市場份額85%以上是由中國提供的，珠三角那邊很多的工廠，產品早就行銷全球。但是這么多年下來，確實還想不出中國本土有什么自己叫得響的兒童玩具品牌。一想能想到的，是長盛不衰幾十年的芭比娃娃，在不斷推出新款，而且還可以上升到文化和社會生活里綜合效應的狀態——比如前不久推出的《芭比》這個電影；還有到處看到小孩在玩的樂高積木，一看樂高積木覺得這個設計其實很簡單，但是就是外國人想出來的，還不斷在有新款推出。我們自己在這方面得承認，一開始只能是中間打工，按照人家的訂單，我們來加工取得中間位置比較低的收入。蘋果手機風靡全球，現在仍然是智能手機的頭牌，大量的實際生產加工是在中國，我去看過富士康鄭州廠區，幾年之前它已有三十萬人就業，三班倒24小時連軸轉來生產產品。當然對于河南、對于鄭州來說，它提供了非?？少F的老百姓（特別是低端百姓）的就業機會與收入，提供了政府必不可少的稅收，提供了我們整個經濟繁榮里不可缺少的GDP，但是對不起，我們干的是低收益這樣的活兒，吳敬璉老師說，講得難聽一點兒我們干的是硬苦力的活兒。這個是一開始別無選擇的，但不能永遠如此。

我們也有這方面的突破，比如汽車，去年汽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間的亮點。原來的廣州汽車生產廠家，生產“廣本”的產能是居于中間位置，雖然市場口碑挺好，但是對不起，高收益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而后他們有雄心壯志，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要形成有自己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系列，做出了“廣汽傳祺”為代表的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廣汽傳祺多年來賣得相當好，在不久前的廣州的“汽車碳中和論壇”上，正擺在那里。我到那個廠里做過調研，幾年前我曾經說，如果能穩定住這樣一個占據了自己品牌和市場營銷優勢局面的話，可以考慮作一個戰略性決策，把生產線遷到東南亞去，以一個新的跨國公司架構更好地壓低綜合成本而牢牢掌握住高端收益——這就是升級發展，就屬于珠三角說了多年的“騰籠換鳥”。汽車論壇上得知，已經決定要在泰國建生產流水線。這樣的一種升級發展，顯然是對應到數字經濟創新形成的現一系列新技術，包括今后向無人駕駛發展。+

這種最簡要說到的案例，對我們各個領域、各個賽道上的企業來說，并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但需要有一個借鑒這種經驗而形成的在自己賽道上的定制化解決方案，而金融這方面的支持，一定是十分負責關鍵的。特別是對于最前沿的突破性創新，風投、創投、天使投是“科技第一生產力”創新最前沿的重點機制。那么我們的政府管理部門就得注意，怎樣讓我們的轄區能夠成為更多的（無論是本土的，還是境外的）風投、創投、天使投主體所關注的領域，爭取得到這樣的對于最前沿高風險度創新活動的資金支持，而政府可給予必要的其他能夠提供的合理配套條件，這樣來爭取我們實現突破，實現新質生產力概念上的質的飛躍。

這些看法匯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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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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