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話重溫 | 遏制金融脫實向虛，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本文系2019中國銀行保險業高峰論壇上賈康先生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馬斯金教授的對話（2019.10.18下午）。

賈康：大家好！Eric S.Maskin教授非常忙，還是趕來參加這個高峰論壇。在這么值得重視的討論單元，我們先進行一些對話討論。我們這個單元的主題是遏制金融脫實向虛，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這個主題的現實意義是非常明顯的。為了現實問題的解決，我們作為學者非常看重理論怎么樣分析和認識現實，有句老話叫“理論密切聯系實際”。我們首先要觀察經驗性的一些東西，像Maskin教授這樣的理論大家，一定非常關注在金融業發展中相關的國際經驗。我想向教授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據您的了解，在我們今天討論的金融業要注意脫實向虛這個風險問題上——本來應該是服務于實體經濟的，但是出現了脫實向虛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在國際經驗下您認為可以指出的相關形成原因是什么？如果在總結國際經驗的視角上，您是不是可以談一些您自己認為值得提到的、必須注重的形成原因。

Eric S.Maskin：非常高興有機會來討論這個話題，首先我想強調一下這個金融的虛擬化概念，是否能更加具體一些：虛擬化主要指的是什么？

賈康：我們了解的世界范圍內有影響的一些類似的案例，最近的可以舉出的金融脫離正常軌道而發生泡沫的虛擬化，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再早一些當然還可舉出例子，比如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更早的，還可以舉出一些案例。這些年中國學者討論這個問題的語境里面，特別強調金融本來應該把自己的出發點和歸宿落在服務于整個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上面，但是好像在這種危機里面，人們感受到金融有一種自我循環、自我擴張的特點，比如美國的次貸危機，開始是以無抵押方式發放住房貸款，然后比較普遍地證券化，再然后又衍生工具化，最后變成鏈條的斷裂，就是脫實向虛，自我循環，自我擴張，自我膨脹。這樣的案例我相信教授一定非常重視，大概指的這樣的一些事情。

Eric S.Maskin：我來解釋一下，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為什么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了？大家應該記得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數百年之間，是最近的一次主要的金融危機。所有這些金融危機有一點共同之處，就在于往往是這個杠桿率太高了。為什么叫杠桿率特別高呢？我在這里所講的杠桿率，是指銀行，或者是其他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他們在提供貸款方面把錢貸給創業者或者企業家，并不僅僅是把銀行自己的錢投到貸款過程當中，是借來的錢又被貸了出去，通過這種杠桿的方式來進行放貸，這是很短的一個版本。我再解釋一下更多的細節，首先我想強調的是，在現代世界，金融毫無疑問發揮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現代世界很大程度上的進展是由企業家、創業者推動的，他們有新的想法，他們想幫助人們不斷推進社會的進步，通過他們所投放到市場當中的產品和服務，通過這樣的方式推動整體社會的經濟進步，但企業家們并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做到這一點。所以，這也是為什么金融行業非常關鍵，我自己想說“銀行”這個詞，用“銀行”暫代所有的金融機構，就是對創業者提供資金的金融機構，他們給企業家提供資金支持，也會對企業家的觀點進行一定的評估，看看哪個企業家的觀點是好的，哪些是沒有價值的想法，會對好想法的企業家進行投資，這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對銀行來說，他們并不總是有足夠的自有資金來去投資，把資金提供給企業家，所以對銀行來說，需要去從其他銀行那里去拆借，從其他投資者那里募資，再通過放貸的方式給企業家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是為什么我提到“杠桿”這個詞，其實是可以發揮良好作用的，促進經濟增長，因為可以使銀行通過杠桿的方式去放大它的能力，支持更多的企業家。同時，杠桿對銀行來說也有好處，銀行能夠放大自己的放貸能力，相比于在沒有杠桿的情況下盡可能追求更多的投資回報。但是杠桿也有負面的影響，我們看到銀行放貸的時候有一定的風險，在于這個放貸最后會有回報，但是有些情況下卻連本都收不回來，銀行應該承擔一定的風險，但是如果一個銀行在放貸的時候使用的是杠桿，用借來的錢去放貸，借來的錢最后又沒有辦法收回來，不光是放貸的銀行會陷入麻煩，還會因為無法去償還從其他銀行拆借的這些資金，其他銀行可能也會陷入資金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會產生一個所謂的鎖鏈效應，就是最初的借款方出了問題，借錢給這個借款方的，也會出現問題。由于這個杠桿的原因，整個金融體系可能會處于危險當中，甚至對很小的實體經濟的行業來提供服務，也會出現這種風險。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主要是房地產市場出了問題，由于杠桿率，我們看到房地產市場影響到了整個企業市場，最后影響到了美國經濟，從這個角度來說，當一個銀行通過杠桿方式放貸的時候，不去考慮是否會出現體系性的風險，那么不僅僅是這家銀行本身可能會處于麻煩當中，其他銀行也可能由此被帶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從一定角度來說，銀行不可能為這個影響負責任，如果想預防這種金融危機的發生，必須要有適宜的監管。

什么是監管呢？是政府所采取的行動，把它稱之為監管，或者政府機構的規章制度，確保在這些監管措施下杠桿率不會失控。在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們看到在美國，在歐洲，都有很多的影響，于是政府開始采取措施，嘗試進行去杠桿。比如在美國，通過了一項富蘭克法案，是為了監管對于大體量的銀行，尤其是同其他銀行有密切業務往來的銀行，必須能夠證明即使貸款無法得到償還，他們仍然能維持正常的運營，這就是我認為需要在未來繼續做的，預防未來金融危機的發生。但不幸的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好了傷疤忘了疼，總會徹底忘了監管的重要性。所以我現在也很擔憂，隨著時間不斷的演進，我們會忘掉以前非常慘痛的教訓，希望這個不會發生。當然，這是一個更長的版本。以此回答您的問題。

賈康：教授非常清晰地給我們勾畫了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視角與思維框架，金融系統在給可選擇的企業家提供融資支持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就是杠桿率，這個杠桿率必須合理，在運行可持續的這樣一個狀態上，來發揮它的功能。如果這個杠桿率由于實際生活中的種種原因過高，那么去杠桿的任務自然就要成為現實的需要，這就聯系到了監管部門的責任。教授在這樣一個核心概念展開討論的時候，特別強調了人類認識這個問題上是反復吃教訓的，歷史可以告訴我們的一個最基本的歷史經驗，就是人類總是不能很好地吸取歷史經驗。我們希望未來在已發生的不良事件的現實面前，能夠更好地吸收一些歷史經驗。對于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吸收這種經驗，從全球視野之內，也從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過程中吸收的經驗，這個意義顯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得到教授給出這樣一些解說之后，我想接著再問一下。大家都知道Maskin教授以卓越的學術貢獻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您特別強調而做出了學術貢獻的“機制設計理論”，當然今天沒有時間展開說，但我了解到您強調在這個理論的框架之內，要注重信息的問題、激勵的問題，你的研究成果和我們今天討論的金融風險的防范之間的聯系，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場合給我們勾畫一下？讓我們觀眾加深一下對理論要點的認識？

Eric S.Maskin：是的，我做的學術研究專注于機制的設計。機制設計其實是反向的工程設計，也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其實是先看結果，我們想要什么樣的結果，再從這個結果出發，反向地去設計相關的機制。什么樣的機制是我們所必須要的，什么樣的市場是我們必須要的，什么樣的流程、制度安排是我們要先去落實的。根據我的理解，也是我們今天這個大會要討論的問題，因為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卓有成效，已經獲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們希望繼續保持強勁的勢頭。問題就是什么樣的機制、什么樣的機制設計，是應該在金融行業被推出的，以此來確保這樣的一個強勁勢頭可以繼續下去。所以簡短地回答您的問題：是的，我的理論研究，我的機制設計方面的研究，確實和今天的話題密切相關，能夠為金融行業的機制設計提供一些參考。

賈康：教授的這個認識，我想做一點兒點評。我和一些同道者這些年特別注重研究所謂“新供給經濟學”。在經濟生活中，需求和供給雙方互動形成的經濟生活運行中間，我們認為要特別重視在已經有的經濟學成果之上，在總量調控為主的需求管理的旁邊，還要注意優化結構的供給管理——當然這涉及非常復雜的政府怎么樣和市場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關系的問題，就像您前面提到的，首先要有一個健全的市場，讓企業家在里面發揮作用，企業家需要融資，融資需要得到政府和管理機構的監管。在這個視角上，我們認為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這個總體制度安排過程中，要特別突出一個制度供給有效性的問題，這種制度供給的有效性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漢語里特別愿意和機制的健全完善，結合在一起。比如中國的金融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現代經濟特征，經過這40年的發展，中國的金融系統有一系列的改革，可能教授也有所了解。到了現在，中國的金融改革取得很多成績的同時，還必須緊緊抓住制度和機制的建設，而這種制度和機制的建設在現實生活中是有難度的。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已明確地形成了一個框架性認識，中國要把原來的中國人民銀行提升為管理機構定位的中央銀行，這樣一個改革后面跟著的，是人民銀行剝離所有的金融服務的業務，變成管理者這樣一個化身，當時的工農中建四大銀行成為專業銀行，讓他們行使商業銀行的職能，這就是整個中國間接金融系統最開始起步的情況。間接金融機構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我們又發展了中國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取得成績的同時，也有困擾我們的問題，就是機制安排是不完善的。特別突出的一個問題，回到您前面的杠桿的概念上，是這些年我們一方面感覺現實生活中很多市場主體想得到的融資支持，苦苦不能得到，比較典型的有很多的中小微企業，有很多的科技創新企業，他們感覺應該得到的融資支持，而苦苦地不能依他們的意愿去得到，另外一方面，中國的杠桿率概念已非常高了，這些年人們討論中國金融中的所謂脫實向虛問題，核心的指標落在您剛才提到的杠桿率的問題上，是中國宏觀的杠桿率，是把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GDP相比，已經在250：100——2.5倍GDP的水平上。這已經引起了中國決策層的高度重視，中國一些重要會議上都特別強調要去杠桿，和您前面說到的機制性的健康化問題，顯然是理論聯系到實際了。

按照這樣一個理解，請教授再討論一下，就您所觀察的中國現在的高杠桿率和去杠桿的問題，在這方面您有什么點評和可提出的建議？

Eric S.Maskin：我非常認同您的觀點，中國的杠桿率非常高，高到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地步。其中有一個方式能夠緩解當前的情況，或者說有一個解決方案，即去除高杠桿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資本化。資本化程度要更高。這樣的話不用做其他的一些變動，只是對目前的債務做一個資本化。還是同樣數量的資金，如果把這個量降下來，可能會降低企業的活力，我們不能那么做，只能對現有的債務進行資本化，這是一套好的方案。另外，我們要擴大資本的來源，現在大部分借款來自于銀行，中國有股票市場，但是還并不是非常的成熟，并沒有在融資方面發揮出和銀行同樣大的作用。另外還有一個方式可以拿到資本，那就是私有領域的一些融資，比如說私募基金，如果中國能在私有市場這部分取得更長足的發展，擴大這塊發展，那么也不不失為一個解決方案，能夠給我們的融資帶來更多的資金來源。中國目前為止是非常富有的一個國家，資本非常充足，問題就是我們怎么樣去利用好這些資本，讓它們能夠產生最高的生產效率、生產力。相信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國會在私有市場這塊取得更多的進展。

賈康：非常感謝教授在這方面非常睿智的建議。我作為學者，是非常贊成您的思路的，愿意借這個機會再展開談一下。如果說中國在金融有所發展的情況下，相關的一些人們討論多年的資本化，比如說債轉股，現在在實際生活中卻還有不少的爭議和困難；這些年雖然有私募基金的發展，但是要看到在整個運行系統里面，它所形成的比重還是相當低的，中國的股市、債市、私募基金等等合在一起，按照我所了解的信息，直接融資的部分，也就是20%上下，其他的80%左右，是間接融資，是銀行系統以貸款來實行融資支持經濟生活。我們看到的像比較典型的發達經濟體——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美國是直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主和間接融資為主，相比之下，在杠桿率的表現上，間接融資形成重復杠桿率的計算因素累計在那兒了，如果更好地發揮直接融資作用，讓它的比重提升上來，我們特別擔心的宏觀杠桿率過高的問題就削減了。直接融資更大的比重提升起來，更有利于激發企業家精神，讓私募基金和資本化的運行過程中，可以讓要素能夠更充分地流動。我的觀點和您的邏輯是不是一致的？

Eric S.Maskin：完全一樣的，基本上您說的就是我的邏輯。我并不是說銀行的貸款要降低，不是這個意思，他們應該保持現有的水平。您說的直接融資的部分，或者用我的話來說，私有市場的這一塊，應該要得到更大的鼓勵，應該在未來的幾年當中大大地增加，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經濟向前發展。

賈康：中國現實問題里面，也是引起大家關注的一個風險問題，是“去杠桿”這當然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必須控制中國金融風險的原則，但是在去杠桿操作過程中，中國碰到這樣的困惑：按照去杠桿的取向，最嚴格地去控制所有的融資活動，而中國的融資活動就像我剛才提到的80%左右都是貸款發放，大量的去杠桿，就落在了對于貸款可得性一壓再壓。指標上看起來，體現了去杠桿的一些進展和成績，但是不是跟您說到的另外一個問題產生沖突：您剛才專門強調了，您的這個邏輯并不是引出現在整個貸款規模要壓下去，而是要讓這個規模發揮作用的時候，更多讓直接融資的這些經濟活動相關的機制成長起來。在中國現實生活中，恰恰缺乏這方面的呼應，我們整個系統里面最得心應手的，就是響應中央的號召，去杠桿，控制金融風險，管理上看到任何風險，就死死地按住不許動了——當然這代表我的觀點，也有很多學者和我是類似的想法——這樣一個看起來以貫徹中央精神去杠桿的控制風險，可能帶來新的風險。這種新的風險就是經濟生活中的創新要有彈性空間，這個彈性空間需要有直接融資等等承擔一定的風險試錯和創新力量的成長，另外也要有原來的貸款在發放過程中自己必須完成的一些機制的轉變，現在卻都被死死按住，似乎這就是在防范風險，但把創新活動的可能性一起壓低了。帶來新的風險是什么？是中國經濟現在在階段轉變過程中，必要的一些速度并不能得到保持，會更多體現出下行的壓力，而我們想追求的活力卻不能在這中間，在所有的去杠桿的過程中能夠有一個替代。我覺得這個問題，您是否也可以談一些看法。

Eric S.Maskin：我覺得其實在這個觀點上，我們也有很多所見略同之處，尤其是提到在這個未來經濟的成功方面，中國必須要找到更多資本去支持，通過傳統的銀行系統可以做，但是政府也需要允許其他形式的融資行為的存在，包括外資也應該被允許進入到市場，現在有很多外國投資者很期盼能夠投資中國。為什么不允許他們呢？我覺得對中國的發展是好事，不管是從經濟和政府的角度來說也都是有益的。

賈康：中國的官方管理部門，從領導人到具體的這些操作環節的官員，已經有多次的表態，而且有一系列實際的措施。最新的消息是進一步提升了外資在中國興辦銀行和金融機構持股的比重，擴大了業務范圍，您一定也注意到了。跟您說的這個似乎形成了一個對應性。當然我們也希望聽到您再給我們提出這方面的點評和建議。

Eric S.Maskin：您剛才提供的信息比我了解的情況更為符合現實，從外界看中國，中國從傳統上一直還是比較抵制外資進入中國的，尤其是外資企業在中國開展業務，通常情況下要面臨較高的監管審批的成本。我也很高興聽到，中國進入到新的階段，很多過去針對外國投資、外資企業的障礙，會被逐漸放松，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說，情況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去發展。尤其我想提到的，因為多種原因，目前處在一個反全球化的浪潮當中，在美國可以看到，在歐洲也是如此，基本上每個角落，包括拉美都是這樣，我覺得中國毫無疑問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力量，去抵制反全球化的情緒和浪潮。如果中國能發揮一個領導的作用，能夠去鼓勵全球化進一步的發生，能夠去鼓勵更多的外資進入中國，這將會向世界傳遞正確的信號，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賈康：教授對現在“全球化”的情況作出的評論，體現了一個有深厚學養的學者，基于學理來給我們強調的人類文明提升發展中間，全球化體現的是主潮流，全球化是順應著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理論上所說的生產力發展、生產要素在整個世界范圍內更流暢、更便捷流動來調動發展潛力和活力的客觀需要。而且教授肯定了中國在這方面的態度，我們作為研究者也是感覺，中國理所當然應該在認清這種反全球化只是逆流的情況下，繼續義無反顧地推進全面開放，就是中國繼續堅定不移地擁抱全球化。當然，中國在這方面，同時還有我們認為并不是說空話、而是實實在在的認識：中國仍然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您看到的北京、上海，直觀的面貌跟紐約曼哈頓差不多了，但是實際上硬件迅速提升的同時，我們的軟件，科技創新水平，社會治理方面的一些內在機制，仍然是欠發達的，還是有明顯差距的。所以，在中國推進全球化過程中，我們的力量相對有限——但是可能別無選擇，中國要更多跟世界其他經濟體更多地交流，尋求一種共識，更多地在推進全球化所帶來的共贏、共榮方面，起到積極作用，教授給了我們非常好的意見。

中國繼續發揮作用，有待于中國自己能夠在和平發展道路上成長起來。中國的領導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邏輯也是如此。在這個視角來講，我也注意到您作為有影響的學者，在若干場合曾經對中國相關的經濟研究，談到過您的一些看法，您提到的中國的經濟研究和與之相關的政策優化研究等等，還是存在著一些不應忽視的問題，我不知道今天您是不是可以給我們談談這方面的看法和認識？

Eric S.Maskin：我想強調一下，首先，中國目前已經某種程度上成為全球化的一個領軍者，在過去的40年，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國家如何能夠去通過全球化實現致富。中國出口的能力，也向我們證明了中國是世界上重要的經濟引擎。但是這個全球化的過程，主要是關注于進出口，是中國一些真實的產品、實體產品的進出口，很大地借助到了全球化的便利。但是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說，中國沒有完全去把自己整合到全球的金融市場當中，以及中國的貨幣，并不是全球貿易體系真正的一個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所以，想要讓外國投資者在中國投資，依然是非常困難的。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思考一下未來應該有什么發展策略，如果中國選擇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去發展，可以給其他國家，比如給美國樹立更好的榜樣，尤其是現在在美國，這種反全球化的趨勢非常強。

賈康：中國吸引外資進入方面，仍然存在著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外資的進入還是有不便利的障礙因素，我認同您的判斷。但在總的發展趨勢上講，還是體現著逐漸提高便利程度，因為我們作為過來人，印象很深刻，改革開放之前總體的說法叫閉關鎖國，改革開放之后在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過程中，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了改革是現代化的關鍵，而改革需要開放對它的促進，用開放去倒逼改革——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總書記說的一句話“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由于有這種阻礙的因素，外資進入中國往往被這樣那樣的理由，形成了一些比較高的摩擦系數和實際的困難，而且中國內部要構建統一市場，生產要素順暢流動也碰到了很多問題，比如說很多領域里面，民營企業在準入這方面是碰到障礙的，所以這幾年改革過程中反復強調，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對于民營企業等等的發展，也要降低準入，讓他們充分地來實現要素流動，發揮他們的潛力和活力的作用。所以，我們自己的改革放在全球化過程中，跟您強調的對外開放要連成一體，而且改革和開放應該互動，某些情況下要特別借助于開放來倒逼改革。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說有了一個進一步的投資便利化的方向，我認為還是應該有一定的信心：中國在推進的過程中這個開放的大門應該還會是越開越大，而不會變成一個收緊。當然，也值得憂慮，在實際生活中，說得多，做得少，只說不做的情況確實存在，我們作為研究者也感覺很不愉快，乃至焦慮。但是現在總體的趨勢，體現中央意圖的事情，還是有強烈的信號：第一，在不久前最高決策層明確地說中國的海南島要建成全球最大體量的自由貿易港區，這是讓外資在自由貿易港里面盡可能地發揮作用；第二，在中國的珠三角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廣東、深圳和香港、澳門發展成一體化的區域，這個打造大灣區，我認為內在的目標就是爭取把這個區域打造成類似于美國的紐約、舊金山和日本的東京這樣在全球排名最前的灣區和增長極區域，那么規則上，顯然廣東、深圳不可能讓香港、澳門往他們已有的規則上靠，而是必須把廣東和深圳的規則向香港、澳門的國際慣例規則去對接、對標，形成一個更有一體化特征的大灣區增長極，這可說是中央非常明確的可以成為戰略部署的舉措；另外第三，上海自貿區也是以改革為重點，要求可復制，經過幾輪復制，全國已有十幾個自貿區，投資的便利程度在這些區域要明顯地提高起來。雖然有種種的矛盾，不同的認識和實際生活中的阻礙，但是您期盼的、也是我高度贊成的、中國很多實際工作者和學者都贊成的，是堅定不移地對外開放，歡迎外資進入中國更好地共同發展，我覺得這是大趨勢，而且在未來一段時間里面，我們可以給予希望，已經有的部署，可以促成更多的積極的成果。

Eric S.Maskin：這一點我也非常認同，我覺得其實中國的政府非常明智，包括在改革開放這樣的策略上采取了逐步推進的策略。我相信大家都認同改革開放的方向是對的，出現爭議的地方可能是速度這一塊，可能有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應該要更快，但我個人覺得，我們要時刻去調控這個速度，讓這個速度保持適中、穩定，或者是穩中有快的速度。這個策略當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國政府的智慧，包括您剛才說的自貿區，中國已經有超過10個自貿區了，也是逐步去開放，先有上海，然后是其他的地方再去復制，而不是說所有城市都一起來做這個自貿區，如果說太著急來做這些事情，可能會形成反效果，可能都做不好。所以這種逐步推進的方式是更容易把控的。

賈康：教授說得非常中肯，中國人有句老話“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衷心感謝您以這樣有深厚學養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專家的定位，在百忙當中參加今天的高峰論壇，發表了非常有價值的看法和意見。時間關系，我們的單元要接近結束了，請您再說一兩句最想說的話。

Eric S.Maskin：每一年我都會來中國，過去的25年中我每年都來中國，每次來我都會印象深刻：中國發生的變化，使我覺得和中國的關聯非常密切，因為有我的一些學生，他們在中國任職了，他們也成為中國的經濟學家，我感覺我也是中國大家庭中的一員，我也期待著中國未來的發展，我時刻關注著，我也會做出我的貢獻。

賈康：非常感謝您的金玉良言，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會從教授今天的談話中受益良多，謝謝Maskin教授！

主持人：在座的觀眾也想參與到對話當中來，我們的觀眾還有問題想要提給兩位。

提問：非常感謝，我是來自于復旦大學的老師。您剛剛提到金融危機的時候，您有說金融機構放款的時候也和外部機構有非常多的聯系，我非常認同，我覺得如果說金融機構都這么做，而且沒有監管方式加以制約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我要問的問題和這個不太一樣，我要問的是數字貨幣，我們都知道Libra發布了一個聲明，大家都很感興趣，我們都知道大部分和數字貨幣相關的活動在中國是沒有的，所以Libra的聲明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像臉書這樣的公司有全球的用戶，幾十億人，如果說有相關的監管框架，比如說全球的監管框架來管理這個全球數字貨幣的傳播和流通，您覺得我們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Eric S.Maskin：我個人其實是對私人數字貨幣持懷疑態度的人，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臉書如果要做這方面的業務，我個人覺得很失望，它不是有利于我們金融系統的。如果不介意，我花點時間給大家解釋一下為什么我會這樣認為。數字貨幣，像比特幣，加密貨幣，這一類型的貨幣確實有一些潛在的價值，包括貨幣的流通，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支付，我們可以繞過銀行直接來完成，也可以是在安全的方式下，匿名的方式下來完成。但是我覺得國家貨幣也承載著同樣的功能，為什么需要私人貨幣呢？中央銀行也可以提供數字貨幣，他們可以提供，如果想要做的話，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我覺得比特幣這樣的私人的數字貨幣是值得懷疑的。首先，他們用的是私人的貨幣，而不是國家法定認可的貨幣，不是美元，不是人民幣，所以，政府的威懾力，或者說政府的監管能力就會相對較弱。中國的中國人民銀行，還有美國、歐洲的央行，有非常有價值的政策工具可以調整貨幣的流通，大蕭條的時代，我們可以看到中央銀行可以刺激經濟，可以印更多的鈔票，如果過熱的話，我們的央行也可以進行調整來限制印發貨幣的數量。如果大家都不用國家的貨幣了，都不用人民幣，都不用美元，只用比特幣了，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就失去了，這是沒有監管的一項私人貨幣了。所以，這些私人的數字貨幣如沒有大規模的流通，我們確實可以用比特幣，從一個點把錢轉到另一個點，但是不能讓其買賣大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務，這些私人的貨幣價值也會出現非常多的波動，他們會被看作是一項投資，而不是流通的貨幣。所以，我個人是強烈持懷疑態度的，對私人的數字貨幣，不管它是什么類型，我個人覺得中央銀行可以提供一些數字化的替代方案，這一點將會把數字貨幣的價值發揮到最大。我們不應該把希望寄托在私人公司上。

主持人：非常感謝兩位教授給我們帶來這么精彩的對話。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镕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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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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