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斯圖里卡：人性是既強大又脆弱的綜合體

撰文_君偉

2024年4月24日，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庫斯圖里卡電影大師班”在北京朗園Station舉辦。

大師班上，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主席、塞爾維亞導演庫斯圖里卡與對談嘉賓導演黃建新、作家余華一起，以“國族史詩與心靈奇跡”為主題，回顧了庫斯圖里卡的創作生涯與導演理念，詳盡呈現了庫斯圖里卡電影中的家國情懷、人性深度與表現手法。

大師班上，庫斯圖里卡的視野與格局跳脫出慣常談論的電影技巧，而在更高維度的歷史角度、文化角度與政治角度展現，講述了如何在家國情懷中融入個體生命記憶，對人性的復雜性作何理解，以及為何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超現實主義手法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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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個人家國情懷融入大時代背景

庫斯圖里卡的作品充滿濃郁的家國情懷，但都用極度個性化、個人化的方式呈現，譜寫了一部部國族史詩。1981年，庫斯圖里卡拍攝第一部電影《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當時南斯拉夫遭到其他國家的侵略，風雨飄搖，國民經受了特殊的傷痛記憶，庫斯圖里卡第一部電影就在這種特殊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

到1985年，庫斯圖里卡拍攝第二部電影《爸爸去出差》，繼續將大的時代背景作為電影的背景創作，深刻討論國家的變遷、動蕩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深刻討論家國動蕩帶給家庭、孩子的沖擊。

在庫斯圖里卡看來，“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比如經歷一個很大的動蕩，可以為電影工作者提供藝術的養分，提供故事的靈感”，但對于他的個體生活來說，庫斯圖里卡一直到世紀末都沒有減輕心靈的傷痛。他說：“長期的家國動蕩對人民產生一些心靈創傷，與此同時，他們也產生了與苦作樂的幽默感。”

基于紛繁動蕩的歷史背景與苦樂交織的現實處境，庫斯圖里卡一直借電影思考更宏大的命題，諸如政治、戰爭、民族、歷史。但同時，他也在電影中融入個人的家國情懷。

庫斯圖里卡說：“除了政治上的問題，會不會有其他元素可以在我創作的電影中體現出來。我希望能借由大的時代背景的展現，更好地把我個人的家國情懷放在里面，比如我從小怎么長大、我十幾歲求學的經歷、我一路成長的過程，我后來出國的經歷，還有我的價值觀。”

黃建新第一次看完庫導的《地下》久久未動，感受到極大的沖擊。他說：“ 《地下》有一個特別大的時代背景，它講一個國家的解體、分裂，一個民族的心靈歷史，以及具體兄弟之間的故事。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國家的變化，這里面的人，這里面的人性，這里面人的向往。導演用了一種自由暢想、狂放不羈的藝術形式把這部電影拍成了，而且拍得有這么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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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既強大又脆弱的綜合體

對于一名電影創作者或藝術家，個人獨特的價值觀決定作品的深度與厚度。

在大師班現場，庫斯圖里卡借近年一直創作的電影《成吉思汗的白云》對人性觀點進行了闡述。 這個 劇本 來源于 吉爾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瑪托夫的 小 說，庫斯圖里卡一直希望這個故事能在中國拍攝。

《成吉思汗的白云》講述成吉思汗到了歐洲后，發現帶領的軍隊沒有辦法征服其他國家，他們駐扎下來，開始生活。 成吉思汗愛上了一個女人，但是生下來的孩子違反了成吉思汗對整個組織的一個規則，他要把這個孩子藏起來，找到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撫養這個孩子。

談到為什么要講這樣的故事，庫斯圖里卡說道：“我非常堅信一點，我們不論成為什么樣的人，都需要去看當下的一些歷史的選擇，它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改變和啟發。與此同時，找到一個很重要的歷史通道，你才知道你從何而來，要到什么地方去，能從這個過程當中發現人性。

尤其《成吉思汗的白云》這部電影里，能看到很多男性、女性、孩子以及很多人性化的元素。但是這個過程中，我們還需要了解到人性到底是從何而來的，或者在這個過程中人性如何覆滅。

在每個人的心目中，任何一個偉大的形象都可以類比成吉思汗這樣的人，非常強壯的人，可能是非常的堅強的軍事領袖或者統治者。但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通過藝術的形式幫助找到人性的脆弱性，找到一個深層次的人性內涵。

我們不能很單一片面地把人的命運放到電影故事中，好像人性是陰陽兩極的對立，人性不是非黑即白，人性是脆弱的，還是堅強的，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也是人之本性的問題。”

余華讀過翻譯成中文的《成吉思汗的白云》的劇本，盛贊寫得好極了。他強調：“ 《成吉思汗的白云》這個電影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什么呢？庫斯圖里卡要挖掘的是什么？是人性的脆弱的部分，而不是強悍的部分。人性往往在最脆弱的時候才是最動人的時候，或者說，我們能夠了解人性，并不是通過強大，而恰恰是通過脆弱。

我看過那個劇本，所以我有發言權，我很期待那個電影。庫斯圖里卡就是在成吉思汗那么強悍的一個人物身上，反而 從 他 人性的 某 一種 脆弱的 角度切入 進去。 我很希望這部電影能夠在中國順利拍攝。”

在庫斯圖里卡看來，“我們必須要去把這種英雄主義呈現出來，呈現英雄脆弱的一面，而不是現在商業電影為了票房只去展現人轉向強大的一面。我們必須要去展現人的多面，展現人性的復雜之處。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去描述人既強大又脆弱，描述人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在不同的歷史、不同的社會、不同的語境、不同的地域都是這樣的，都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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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個人對生活現實的理解呈現

在大的時代背景中融入個人的家國情懷，在故事中展現人性是既強大又脆弱的綜合體，還需要找到一種個人獨特的藝術表達方式。對于電影而言，需要找到一種呈現現實的個人化的視聽語言。

對于現實，庫斯圖里卡說道：“我們看到現實，能夠把現實剝離出來，而且能夠把別人的奇聞異事或者別人的事跡剝離出來一些元素或者你眼中的現實。所以第一步，每個人有自己主觀的感情，或者自己的大腦來區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講述故事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說把自己的思想通過故事去傳遞給別人，電影不是用來灌輸的。我們做的是我們要看到人的行為，我們要關心人、關心族群，所以提到人性，提到關注人性的本真。

無論是塞爾維亞還是其他地方，無論是什么時代，我們開始創作電影，不是先去從生活中的故事著手，不是說我們不要拍寫實片，不是說我們不要拍紀錄片，而是我們講到了生活里面確實有很多靈感，有很多現實的元素。

創作源于生活，源于現實，但創作的形式可以是藝術化的現實，創作形式的現實化并不是說一定依附于生活的現實，每個人對創作形式的現實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符號、自己的象征、自己的信仰，可以用不同的語言。”

正是這種觀念，庫斯圖里卡在其作品中不斷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或者超現實主義手法進行創作。庫斯圖里卡眼中的現實，幻化成天馬行空抑或驚為天人的畫面，一次次拓展對現實理解的邊界，諸如《流浪者之歌》中角色抱著火雞起飛，《地下》結尾狂歡人群腳下的土地從大陸分裂出去，在水面上越飄越遠，《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這是庫斯圖里卡的心靈奇旅，是個體獨特的心靈對現實的藝術化呈現。

這種創作理念也在黃建新導演的作品中呈現。當談及《黑炮事件》時，黃建新說：“我成長的過程中正好看了特別多的意大利電影，看了維斯康蒂的電影，看了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我特別想用顏色來表現我的故事。所以大家說《黑炮事件》有一些很怪的的場面，比如說開會所有人穿著白色的衣服，喝著白開水，墻上是一面只有指針的大鐘，鏡頭連動都不動，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大師班上，作家余華對他的老友庫斯圖里卡做出評價：“庫導在我心目有兩個靈魂，一個是莎士比亞的靈魂，一個是契訶夫的靈魂。這兩個靈魂有時候是分開的，比如《爸爸去出差》是契訶夫的靈魂在跳動，但是《地下》是莎士比亞的靈魂在跳動，是莎士比亞式的那種放肆、那種開放、那種為所欲為、那種天馬行空，所有的這些都出來了。但是到了《流浪者之歌》，又感覺兩個靈魂合在一起了。”

庫斯圖里卡坐鎮北京電影節大師班，貢獻了一種超脫于電影敘事、電影技法之外的高度，在高屋建瓴處展現對人類與靈魂的思考，關懷寬闊廣博的人類命運，以及藝術所能企及的高度。在當下紛繁復雜的全球格局下，庫斯圖里卡所闡釋的藝術觀念，值得每個人為之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