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房子，刮刮樂成為一種新剛需

文｜西坡

最近的文章有點沉重，以至于有朋友看見上一篇的標題，問我是不是涉嫌販賣焦慮。我說這年頭，焦慮早就販賣不動了。寫閱讀門檻這么高的文章，還有人看，我很知足。這是一個刮刮樂的時代。

那天看到一個新聞，標題就把我看懵了——《官方回應刮刮樂大面積缺貨：督促指導省市彩票機構進一步優化，保障即開票供應》。這里邊的官方在回應的時候，是什么樣的心情，我是這么體會的，就好像我打牌抓到倆大王四個二然后故作鎮定跟對家講，這啥破牌，全指望你了，我好好配合。看來真沒必要操心財政缺口。

當時也閑，我搜了一下，發現今年的刮刮樂新聞特別多：

《西安：3月1日起領結婚證將獲贈1張刮刮樂》。網友評：“寓意明確，婚姻就像一張刮刮樂，至于是謝謝參與還是一張大獎只有刮開了才知道。”

《上海：身無分文男子刮掉面值2.6萬元彩票，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該男子交代，自己身無分文，且名下無房無車，其本意就是想通過先刮彩票，中獎后再支付的行為來搏一個翻身暴富，正是這種賭徒心理，導致其越陷越深、越欠越多。

《武漢：兩男子配合“調虎離山”，偷走彩票店90張刮刮樂》。

看完這些，我覺得這個時代太抽象了，自己儼然已經活成了岸邊的一個老實人。想暴富為什么不直接去偷錢，而要打刮刮樂的主意？是過于相信自己的運氣，還是過于相信刮刮樂的公信力，還是無法拒絕刮一下的參與感？

我還想到一個技術性問題，萬一他們偷走刮刮樂，中了獎，怎么算？我想法律應該是不承認的，建議彩票店趕緊張貼告示“偷了沒用，中獎不算”。靈感借鑒“光纜沒銅，偷了沒用”。

我又想，刮刮樂的大面積缺貨，沒準是有一種深層寓意的。其原理或許與所謂的口紅效應類似，即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人們會壓縮大宗開支，但會購買一些“廉價的非必要之物”，給自己一點心理慰藉。

作為一個比喻來講，刮刮樂比口紅好多了，形象生動，可以表達人們對即時滿足的追求。尤其在漢語里，“刮刮”還是一種聲效。刮一刮，你就能呱呱樂。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刮刮樂或許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想象中，唯一的一種剛需。我說的不光是這種形式的彩票，還會有其他很多形式的刮刮樂。

比如我發現社交媒體上的人，腦回路越來越短，我們說的標題黨、震驚體、陰謀論都屬此類。這也不能全怪平臺和作者，讀者端也要平攤一些責任，許多讀者的要求就是，不要跟我講這么多，你就告訴我該哭還是該笑，該罵這個還是該罵那個。你要說這事我也不確定，我們一起想一想，一大半人已經罵罵咧咧離開了。

一茬一茬的網紅人物、網紅現象，大概也源于類似的受眾心理。你就告訴誰又火了，什么又上熱搜了，什么地方的小吃又開始排隊了。至于這些人物、地方、食物背后，有沒有值得說道的東西，有是最好，沒有現編也無所謂。人們需要的是火本身，火既是現象也是原因，既是結果也是動機，火是自我預言的奇跡。

這是一個渴望奇跡的時代，最好是立等可取的奇跡。

我們的猜測是有數據支撐的。“2024年1月-3月，全國累計共銷售彩票1494.66億元，同比增加246.42億元，增長19.7%。”而不同類型的彩票，增長幅度是不同的。“其中，即開型彩票銷售額增幅最高，1-3月期間銷售389.75億元，同比增加174.85億元，增長81.4%……競猜型彩票銷售579.49億元，同比減少2.75億元，下降0.5%。”我都來買彩票了，你還讓我競猜，活該逆市下跌。

博爾赫斯有篇小說《巴比倫彩票》。在他虛構的巴比倫這個神秘國家里，彩票最初是作為一種較為常見的游戲出現的，彩票中獎就可以獲得高額的獎金。然而，為了增加懸念，游戲操縱者增加了一些號碼，這些號碼的彩票持有者需要繳納一定的罰金，而不是獲得獎金。后來，制度發展到拒不繳納罰金者就會被判一定的獄刑，最終這一制度擴展至許多非貨幣性的獎懲方式。

彩票游戲逐步變得更加隨意、更加具有強制性和無所不能，并且越來越神秘。所以才有了小說開頭的一幕：“正如所有的巴比倫人一樣，我當過總督；正如所有的人一樣，我當過奴隸；我有過至高無上的權力，也受過屈辱，蹲過監獄。瞧：我右手的食指已被剁掉。”

彩票公司實際變成了隱身幕后的實際統治者。但因為彩票公司“謹小慎微，避免一切招搖”，人們開始猜測公司是否還存在，有人說公司已經消失了幾百年，有人說公司是永恒的。在小說最后，博爾赫斯提出最后一種關于公司的“惡劣的說法”，即“肯定或否認那個詭秘的公司的存在無關緊要，因為巴比倫無非是一場無限的賭博。”

以上就是我想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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