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的毛主席像會永遠保留嗎？早在1980年，鄧公就已經給了答案

1949年1月31日，北平在全國軍民多年的努力下，終于迎來和平解放，三天后，解放軍在北平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儀式，當時恰逢元宵佳節即將到來之際，20余萬北京市民深感解放的喜悅，自發的到天安門廣場集會，此時天安門城樓上同時懸掛的毛主席、朱德、林彪、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的巨幅畫像讓每一位親臨者印象深刻。

1949年2月，偉人畫像第一次掛上天安門

這是我國黨政軍歷史上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懸掛領導人畫像，而且是一次懸掛了多幅，從這以后，天安門城樓上懸掛毛主席的畫像就成了一種“傳統”，直到今天，毛主席的畫像依舊高懸于天安門城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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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80年意大利女記者奧莉婭娜·法拉奇來華采訪時，卻突然畫風突轉，向鄧公問道：“請問，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會永遠保留嗎？”

法拉奇的問題非常尖銳，稍有不慎便會在國際上掀起軒然大波，對于這樣的提問，鄧公并沒有亂了陣腳，而是直截了當的說出了自己的答案。

那么，當時鄧公給出了怎樣的回答？法拉奇又為什么要當眾提出這么尖銳的問題呢？

奧莉婭娜·法拉奇

實際上，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主席畫像并不是一直都是同一張，幾十年的時間內，毛主席的畫像更換了有八個版本。

1949年2月12日，20余萬北京市民齊聚天安門廣場慶祝，毛主席的畫像第一次掛上了天安門城樓，與毛主席的畫像一同掛上城墻的還有朱總司令、葉劍英等人的畫像，同時城墻上還有“北平解放”、“擁護人民政府”字樣的宣傳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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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畫像出自于北平藝專的師生，主筆人是當時國內著名的油畫家董希文，由于這次的畫像反響不錯，到了“‘七七’抗日戰爭12周年大會”時，天安門城樓的布置工作再次交給了董希文和他的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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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抗日戰爭12周年大會”懸掛的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畫像

等到開國大典來臨之際，在如此盛大的場合下，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也需要變動一下，當時負責此次畫像變更事宜的主要負責人周總理對此一籌莫展，為了找到一張合適的照片，周總理試過給毛主席重新拍攝照片，但因科技水平有限，拍出來的照片并不是很好，而且毛主席本人對這種刻意拍出來的，且沒有親和力的照片也并不是很滿意。

聽完毛主席的建議后，周總理當即轉變思路，不再局限于給毛主席拍照，而是從毛主席的日常生活中尋找適合的照片，很快，一張毛主席和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朱瑞在延安交流的照片映入周總理眼前，照片中兩人閑庭散步，毛主席看后一眼就覺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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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照片需要放大后懸掛在天安門城樓，為避免出現照片不清晰的情況，周總理等人商議后決定，以這張照片為摹本繪制出一張畫像，而負責繪制畫像的人則是當時在北京頗有名氣的周令釗夫婦。

周令釗除了擅長畫人物肖像畫以外，還曾在國共和平談判期間繪制過談判會場，正因為當時周令釗繪制的照片活靈活現，獲得了國人的一致好評，所以由周令釗執筆得到了周總理等人的普遍認可。

周令釗

就這樣，這張毛主席和朱瑞司令員的合影交到了周令釗手中，接到任務后，周令釗立即和愛人陳若菊趕到天安門城樓下，開始著手準備毛主席畫像的繪制，由于時間緊，從九月初開始，周令釗夫婦就將天安門城樓的東山墻作為自己的落腳點，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多年后回憶起這段經歷，周令釗還頗為感慨地說道：

這幅畫像用了兩個多星期。我和陳若菊每天自備饅頭和咸菜，拎著暖水瓶，在天安門的東墻下，一畫就是一整天。在沒有升降機，沒有望遠鏡等設備的情況下，畫這樣的巨幅畫像，確實遇到了許多困難。每天要上下好多次，近看、遠看，然后再進行修改、修飾。這主要是在作畫時，看不到作品的全貌，是憑著經驗和感覺來進行創作。

期間，周令釗夫婦還要依據場景的變化對畫作進行相應的修改，當時周令釗拿到手里的毛主席畫像其實領子是敞開的，但因為要用于開國大典，聶榮臻覺得應該莊重一點，所以周令釗又做了修改，將畫中的風紀扣給扣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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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周令釗回憶1949年開國大典天安門毛主席畫像的作畫場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開國大典如期舉行，一幅高6米、寬4.6米，重達1.5噸的毛主席畫像懸掛在天安門城墻正中央，與正站在城樓上的毛主席本人交相輝映，這樣的場景讓國人無不感到光榮與自豪，中華民族從此邁入了新的歷史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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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30日，華北畫報社攝影記者楊振亞、吳群、林楊在天安門前合影，毛主席畫像下面寫著“人民的勝利”

1950年“五一”前夕，毛主席的畫像再次更迭，迎來了第四版畫像，由于當時天安門城樓懸掛的是毛主席頭戴八角帽的畫像，這種戰爭年代的形象與和平年代欣欣向榮的場景不太相符，因此胡喬木建議在五一前更換一張毛主席的新形象畫像。

第四版毛主席畫像是有前延安魯藝美術教員辛莽繪制，解放區來的老干部們普遍認為辛莽是畫毛主席像的專家，因此，胡喬木便將這份重任交給了辛莽，而辛莽也不負眾望，最終為毛主席繪制了一張免冠、雙眼略上看的半側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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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五一”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主席畫像

到了1950年建國一周年即將來臨之際，毛主席的畫像又迎來了第五次改版，原本中央新聞總署副署長兼新聞攝影局局長薩空了準備為毛主席重新拍攝一張正式的標準像，但由于時間倉促、拍攝光線不理想等原因，攝影師拍出來的照片都不是很理想。

最后薩空了和陳正青商議之后決定，由陳石林主筆制作毛主席的標準像，陳石林是中國攝影家學會高級工程師，很早之前陳石林就制作過毛主席的畫像，當時陳石林制作的毛主席畫像還被送到香港九龍的各家書店，讓香港同胞也一睹了主席的風采。

第五版

陳石林接到為毛主席制作標準像的任務后，立即從香港趕到了北京，在激動與自豪的同時，陳石林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為此，陳石林把所有與毛主席相關的工作照、生活照、團體照等全都篩選了一遍，終于發現了一張毛主席與部分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的合影照。

這張照片中，毛主席形象大方，和藹可親又不失莊嚴，確定好照片后，陳石林便開始對照片的面部、頭發、衣服等處加工修飾，還增加了幾種不同反差的相紙，最后交由辛莽、左輝、張松鶴等人繪制出了第五版的天安門懸掛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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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為配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出版，毛主席的畫像再次迎來變更，負責此次畫像變更的人依舊是陳石林，在翻閱了成千上萬張照片之后，陳石林終于從一卷搖頭轉鏡相機拍攝的團體合影中，找到了一張合適的照片。

但是這張照片是用黑白航空膠片拍攝的，層次感欠佳，為了使這張照片能夠使用，陳石林將毛主席的頭像單獨裁剪了出來，然后放大，再進行細致的面部精修，同時更換淺色背景，最終一張和藹可親、氣宇軒昂的毛主席標準像出現了，這張標準像也在1952年國慶節前夕被懸掛在了天安門城樓上，成為第六版被懸掛在天安門的毛主席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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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后，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又在1963年9月30日迎來第七版，這一版本的毛主席像由王國棟繪制，后來1967年繪制的第八版也依舊由王國棟主筆，這個版本的毛主席畫像也就是今天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版本。

第七版

在繪制第八版毛主席畫像時，王國棟做了很多大膽的嘗試，其中最讓人嘖嘖稱奇的便是無論從天安門廣場的哪個角度看這幅畫像，都能看到毛主席與自身對視，而且近看時毛主席面色很紅，極為立體。

第八版

所以，在不斷的畫像更迭中，國人對于毛主席的熱愛始終如一，毛主席的畫像對于國人來說早已不僅僅只是紀念，而是國人的一種信仰。

實際上，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一開始并不是每天都懸掛，五六十年代那會，毛主席的畫像只有五一、十一的時候才會懸掛，一年也就掛十天左右，直到1966年才正式更改為每天都懸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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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為毛主席的畫像對于國人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所以國外對于毛主席的畫像也充滿了好奇，八十年代國外女記者奧莉婭娜·法拉奇訪華時，就向鄧公詢問了“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會不會永遠保留”這種刁鉆的問題。

法拉奇的采訪向來以刁鉆、讓人措手不及而聞名，在國外，面對法拉奇的采訪，很多政壇名人都曾被其帶偏，最后落入法拉奇設計好的“陷阱”之中，就連老練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都曾被法拉奇問的語塞，事后基辛格更是懊惱的表示，接受法拉奇的采訪，是“一生中做過的最愚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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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面對這樣一名記者，鄧公的回答備受矚目，也很容易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但鄧公卻表現的泰然自若，在被提問后，鄧公當即堅定的表示：“這是自然的，我們會永遠地保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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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對于國外人而言，天安門城樓懸掛毛主席畫像很難理解，但這卻是所有國人的共同愿望，是群眾最真摯的熱愛，這份熱愛不摻雜任何政治籌謀，就像鄧公所說的那樣：“沒有毛主席，我們中國人民就還要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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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公的回答雖然簡練，但一字一句都異常堅定，這樣的回答讓法拉奇也找不出任何破綻，這次的采訪讓鄧公的國際形象再次拔高，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信仰的力量，今日中國之輝煌，離不開毛主席的付出，不管是當下，還是未來，中國人民都會接著先輩們未走完的革命之路繼續昂首闊步的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