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刑事律師：惡勢力案件對犯罪集團的辯護問題

（本文作者張永華律師，法學博士，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刑事律師，金融犯罪辯護律師，經濟犯罪辯護律師。專注于金融犯罪刑事辯護、職務犯罪辯護律師、民營企業家刑事辯護和詐騙罪辯護。與辯護團隊辦理了多起重大職務犯罪、重大金融經濟犯罪系列案件)

目錄

一、惡勢力犯罪集團辯護對當事人有何意義？

二、惡勢力犯罪集團的認定依據

三、刑事律師如何辯護？談惡勢力犯罪集團與惡勢力團伙的區分

四、從案例研究中總結辯護方向

五、結語

正文

以下刑事律師就惡勢力犯罪集團案件辯護的幾個問題發表粗淺看法：

一、惡勢力犯罪集團辯護對當事人有何意義？

兩高兩部2018年出臺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2018《指導意見》”）和2019年的《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2019《意見》”）都規定了對惡勢力案件“從嚴懲處”的要求。對惡勢力犯罪，在偵查、起訴、審判、執行各階段，運用多種法律手段全面體現依法從嚴懲處精神，有力震懾惡勢力違法犯罪分子，有效打擊和預防惡勢力違法犯罪。

以上“從嚴懲處”的要求，是否即等于刑事案件量刑的“從重處罰”？仔細分析法律規定，實際上二者是不同的。（見方晉曄：《“惡勢力”犯罪情節認定后的從重量刑規范》）但是司法實踐中一旦認定惡勢力，則在量刑上明顯從重處罰。此其一。

其二，惡勢力集團犯罪是有組織犯罪。根據《刑法》第26條，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也就是說，只要是整個集團所實施的犯罪，不論是否參與，是否有直接組織、指揮，首要分子均承擔責任。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也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

這么認定，結果就跟一般共同犯罪有顯著不同。

僅以詐騙案為例，認定構成集團犯罪后，整個集團的“總業務量”可能達到幾個億；相比未認定集團犯罪，某具體行為人的金額可能只有幾千萬或者更少。金額不同，量刑就會有重大差異。

二、惡勢力犯罪集團的認定依據

惡勢力是形成惡勢力犯罪集團的基礎，惡勢力犯罪集團是惡勢力的下一發展形態。二者是發展、遞進的關系。《刑法》對“惡勢力”未提供準確的定義，但是對犯罪集團有明確規定。

《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3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是犯罪集團。”

另外2019《意見》第11條第一款規定：“惡勢力犯罪集團，是指符合惡勢力全部認定條件，同時又符合犯罪集團法定條件的犯罪組織。”

從以上法律規定可知，犯罪集團的成立必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是參加人數3人以上；二是具有明確的犯罪目的性，即犯罪集團的建立是為了反復多次實施一種或幾種犯罪而組織起來的；三是具有較強的組織性，成員相對固定，成員間有分工、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可分為首要分子、骨干分子、一般成員等。這一點區別于一般共同犯罪的普通犯罪團伙。

2018《指導意見》另規定了惡勢力案件“3人3次”的最低認定標準：“15.惡勢力犯罪集團是符合犯罪集團法定條件的惡勢力犯罪組織，其特征表現為：有三名以上的組織成員，有明顯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員較為固定，組織成員經常糾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實施三次以上惡勢力慣常實施的犯罪活動或者其他犯罪活動。”

三、刑事律師如何辯護？談惡勢力犯罪集團與惡勢力團伙的區分

涉黑涉惡案件如何對惡勢力和惡勢力犯罪集團進行辯護，是刑事律師履行辯護職責的重點。在有基本犯罪事實的前提下，惡勢力犯罪集團案件的辯護包括兩個方案，一是惡勢力和犯罪集團均認定錯誤；二是僅承認成立惡勢力，但不構成集團犯罪。刑事律師的辯護以維護當事人的利益為己任，同時應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對當事人來說，兩種辯護思路都有重要意義。

以上方案一涉及到惡勢力的認定問題，擬以后專文分析。這里僅談方案二。

惡勢力犯罪集團與惡勢力團伙的區分主要在組織性。惡勢力團伙也可能有三人以上，為了多次實施犯罪而結合起來，但是結構松散，成員不固定，有一定的組織但是組織化程度低，結構松散，因此在犯罪層級上還未達有組織犯罪的程度。這樣就不構成有組織犯罪，不屬于惡勢力犯罪集團。

比如有的民間放貸案件被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但分析案件事實，其顯然是這些被告人在一起從事高利放貸的松散團伙。與普通犯罪團伙有顯著差異的是，該案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只存在一種不穩定、不固定的合作關系。這種合作關系一般取決于出資。沒有出資，則不產生合作關系，只有在催債時存在不穩定的幫助、協助的關系。這種不穩定的合作關系是人之常情，并未超出友誼、朋友、親情以及業務伙伴關系的范圍，未變質為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借款人若未及時還錢，則可能有更多聯絡，出現未出資人幫助出資人一起催債的情況。

有的案件中反復出現指控的“一把手”對其他成員進行“安排”，這是混淆了這個概念的不同語境。這里有一個普通語言和法律語言的差異問題。普通語言中，安排是被廣泛使用的，其內涵和外延并不明確。但是如果在刑事訴訟案件中使用“安排”的說法，則“安排”隱含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隱含組織性，被安排者必須聽從，否則就不叫組織意義上的“安排”。分析全案，該案的基本事實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放貸，二是催收。就放貸而言，所謂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均無權安排其他人出資。這個必須根據各人的能力和自愿。催收方面，也無明確證據證明“一把手”和“二把手”安排其他被告人去幫助催收，因后者不聽從安排而受到組織處罰的證據。

實際過程中有未出資人幫助出資人催收的情況，理解為互相幫助更為貼近證據所證明的事實，而不是組織行為。

根據《刑法》規定，首要分子是指在集團犯罪或者聚眾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刑法第97條）。該案中，若認為指控的“一把手”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顯然未考慮到被告人之間的實際獨立的關系，拔高了該放貸團伙的組織性，因而是不客觀的。

四、從案例研究中總結辯護方向

司法判例反映了掃黑除惡案件中對惡勢力犯罪集團審判的實際情況。判例是法官的知識、經驗、智慧的結晶，也是刑事辯護律師的重要參考工具。這里提供兩個案例，辯護律師可借鑒辯護思路：

案例I: 趙×潤、趙×武、曹×平等尋釁滋事、詐騙、職務侵占、敲詐勒索案〔(2020)晉0721刑初7號〕

本院認為，被告人趙×潤、曹×平、趙×汶、李×山、李×茂、李×勇、趙×武單獨或結伙多次實施尋釁滋事犯罪活動，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造成較為惡劣的社會影響，屬于惡勢力，對上述被告人辯護人關于上述被告人不構成惡勢力的辯護意見不予采納；被告人趙×潤等人惡勢力犯罪，從組織特征上看，成員大多基于親情，沒有明顯的首要分子，沒有明確的職責分工和組織架構，犯罪沒有預謀，具有偶發性；從經濟特征看，趙×潤惡勢力犯罪沒有專供犯罪使用的經濟基礎，綜上所述，趙×潤等人惡勢力犯罪不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對公訴機關指控趙連潤等人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的公訴意見不予采納。

案例II: 鄒×、楊×俊、楊×等尋釁滋事、非法拘禁案〔(2019)川08刑終117號〕

本院認為：惡勢力犯罪集團是指符合惡勢力全部認定條件，同時又符合犯罪集團法定條件的犯罪組織。經查，鄒×、楊×和楊×偉在2017年分別找羅某1收取高利貸時，才知彼此是羅某1的債主，鄒×提出以后約到一起去收錢。爾后，鄒×伙同或者邀約楊×、楊×俊、梁×龍分別找母某1、羅某1追討高利貸。為了追討高利貸，在收取高利貸的過程中，四被告人分別采取了言語威脅、滋擾、糾纏等手段威脅、恐嚇他人及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經常到被害人的工作單位、家里索要高利貸，以達到非法索債的目的，給她人的生活、工作造成嚴重影響。

其行為屬于對社會秩序的挑釁和破壞，其目的并不是為了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成員彼此間松散、聚合隨意，無首要分子，無紀律規約，不存在組織成員的內部分工，亦不存在控制財物及進行分配，不符合犯罪集團的基本特征。四被告人經常糾集在一起，以非法拘禁、尾隨滋事、強索財物等方式在劍閣縣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百姓，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造成較為惡劣的社會影響，形成以鄒×、楊×為糾集者，楊×俊、梁×龍為其他成員的惡勢力團伙。故公訴機關指控屬惡勢力犯罪集團的公訴意見，不予采納。

五、結語

惡勢力犯罪集團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和萌芽階段，在認定中要嚴格依據罪刑法定原則。刑事律師主張應堅持2019《意見》的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要嚴格堅持依法辦案，確保在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準確認定惡勢力和惡勢力犯罪集團，堅決防止人為拔高或者降低認定標準。

那種認為一旦出現強迫交易、尋釁滋事、聚眾斗毆或詐騙、賭博等犯罪行為，因為人數眾多，達到法律規定的人數標準，就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的觀點和作法明顯不符合法律規定。

以上是刑事律師辦案過程中的案例研究和經驗總結，是個人觀點，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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