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賀子珍同朱旦華交談，提到當年離開毛主席的原因：我見識少

1959年賀子珍同朱旦華交談，提到當年離開毛主席的原因:＂我見識少＂。這句話雖然簡單樸實，但背后隱藏著一段紛繁復雜的故事。賀子珍為什么會覺得自己＂見識少＂？這種＂見識＂與她離開延安、遠赴蘇聯又有什么關聯？她和毛主席曾經相濡以沫十年，最終又是什么原因促使這對革命伴侶分道揚鑣？賀子珍離開延安后的生活又是怎樣的？當年那些細節和原由，似乎漸漸被時光的帷幕遮蔽，唯有一絲絲蛛絲馬跡留存。讓我們耐心追尋，窺看那段崢嶸歲月下的動人故事。也許從中，我們能找到一些有趣的答案。

一、賀子珍的出身和成長環境:永新農村、家庭觀念保守

1909年9月，賀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她的父親賀煥文、母親溫吐秀，是一對典型的封建農民。那個年代，永新縣地處偏僻，群山環繞，民風陳舊。人們思想保守，生活簡陋，對女子教育的態度也十分守舊。

賀煥文一家原本家境小康，但在賀子珍6歲那年，一場冤案將他們陷入窮困境地。為籌錢替賀煥文伸冤，溫吐秀不得不典當了全部家產。從那時起，一家人的生活就拮據起來。賀煥文在永新縣城開了一家小茶館維持溫飽，而賀子珍就是在那間茶館后院的舊房里度過了她的童年時光。

賀家雖然讀過一些私塾先生的教導，但觀念卻十分保守。賀煥文夫婦認為，女兒終歸是要嫁人的，讀書實在無益。因此他們只讓長子賀敏學在家里讀書，卻把賀子珍拒之門外。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漸漸傳播到永新，他們這才勉強同意讓賀子珍上學。

然而，當時賀子珍已經10歲了。在那個年代，10歲的女童算是錯過了最佳入學年齡。為了激勵自己重視學習，賀子珍特意給自己取了＂自珍＂這個名字，希冀能自我珍惜、好好讀書。但她真正能夠用于讀書的時間卻是有限的，因為在1927年她就已踏上了革命之路，將革命事業視為畢生追求。

在賀子珍成長的那個環境里，一切都滲透著封建思想的色彩。她從小就被熏陶，認為男女有別，兩性交往應該有分寸。儒家經典中＂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規陋習，已經深深印在她的腦海里。這種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后來也成為她與毛澤東產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延安時期賀子珍的生活和認識轉變

1935年10月，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延安，開辟了一塊嶄新的革命根據地。一時間，數以萬計的熱血青年蜂擁而至，希望在這里為國家、為人民的事業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賀子珍和毛澤東亦在此時重逢，共同開啟了延安生活。

對于久年流浪戰斗的賀子珍來說，延安是個截然不同的環境。這里和她故鄉永新縣別無二致的，還是那片片青山綠水；但與之迥然有異的，卻是彌漫在空氣中的那股濃濃的革命熱情。來自五湖四海的進步分子在這里匯聚，相互啟發，思想亦日漸開放進步。

延安不僅有黨的高級領導人，還有諸多外國友人。他們借助各種場合同革命黨人交流思想，也漸漸影響著當地人的傳統觀念。在這種氛圍的熏陶下，賀子珍對男女平等、思想解放等新理念也有了初步認識。

然而，賀子珍數十年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要徹底轉變是一個漫長過程。每當她看到毛澤東和外國女記者親昵交談時，她仍會下意識地認為那是有失體統，甚至大發雷霆，和毛澤東發生爭執。

毛澤東生長在湖南農村，受過新式教育，早已拋棄了封建糟粕。他試圖開導賀子珍:＂男女平等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你應當跳出舊框框，擁抱新思想。＂但賀子珍總是無法理解，認為丈夫的做法傷風敗俗。

兩人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緩解了他們當年甜蜜的夫妻生活，也預示著日后的決裂。賀子珍雖在延安度過了一段重要的革命歷程，但思想上的轉變仍然是徐徐漸進、步履維艱的。

1938年1月，賀子珍離開延安，遠赴蘇聯＂治病學習＂。她原本以為只是暫時離開，幾年后就能學有所成、身體康復，繼而重返延安、重拾當年的革命事業。

賀子珍沒有料到，這趟遠行竟讓她面臨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那里，她將迎來一次思想的洗禮，也將親身體會到改變一個人保守思想是多么的艱難。

三、賀子珍離開延安的導火索

1938年1月，賀子珍離開延安，遠赴蘇聯＂治病學習＂。她在臨行前給毛澤東留下一封信，說明＂就此分手＂。這個決定顯然出乎意料，也讓外人費解她為何會在這個關鍵時刻選擇離開。

事實上，賀子珍離開延安的直接導火索，正是她多年來不能完全接受毛澤東與外國女記者親密交往的做法。在賀子珍保守的觀念里，這種行為是難以啟齒的禁忌。

1937年的一天，一位外國女記者探訪延安，希望能采訪毛澤東。根據慣例，毛澤東會親自接待這位貴客，與她促膝長談。當天，賀子珍偶然撞見了二人在書房里親密交談的場景，頓時被這出乎意料的一幕驚呆了。

按照賀子珍的傳統觀念，一個已婚婦女若見到丈夫如此接近異性，實在有失體統。她被深深冒犯了，當即沖進書房，對毛澤東大聲斥責。一時間，房內外一片嘩然。

毛澤東試圖平息賀子珍的怒火，解釋這只是一次普通的采訪，沒有任何出格的行為。但賀子珍根深蒂固的舊觀念難以轉變，她認為丈夫已經傷風敗俗，決不能容忍。

最終，這起小小的家庭矛盾，演變成了二人關系破裂的導火索。賀子珍痛下決心，要離開延安遠赴蘇聯，一方面是為了＂治病＂，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異國他鄉放松心情，忘記這段不愉快的經歷。

雖然毛澤東一再解釋并希望賀子珍三思，但她已下定決心。于是，在1938年1月的一個寒冷清晨，賀子珍匆匆告別延安，離開了這個曾經革命報國的重要戰場，踏上了漫漫異鄉之路。

離別前，賀子珍給毛澤東留下一封信，信中說＂就此分手＂。這幾個簡單而沉重的字眼，像一把銳利的尖刀，生生割斷了這對革命伴侶十余年的感情紐帶。

四、賀子珍蘇聯生活的掙扎和蛻變

1938年1月，賀子珍離開延安，懷著復雜心情啟程前往蘇聯。出于當年的＂治病學習＂的念頭，她原本以為只是暫時離開，幾年后就能重返延安，重拾革命事業。但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一離開竟然是漫漫十年，期間她在蘇聯經歷了種種掙扎和蛻變。

抵達莫斯科后，賀子珍一開始的生活相當清苦。作為一名普通的流亡者，她只能依靠黨的一點補助度日。身邊也缺少親朋好友的陪伴，她感到無比孤獨。當初離開延安的一念之爭，如今在異國他鄉竟有些后悔莫及。

更讓賀子珍感到陌生的，是蘇聯這個現代化大都市的生活方式。她從小生長在偏僻封閉的永新農村，后來又長期在延安這種小縣城生活，對城市文明還很陌生。俄國人的開放思想和生活習慣，讓她感到無所適從。

最初的幾年，賀子珍幾乎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整日待在窗前遠望，神情恍惚。有時她會想起延安時期的點點滴滴，內心五味雜陳。她渴望早日治愈病痛、完成學業，好回到熟悉的環境去。

直到1941年，賀子珍在莫斯科大學開始正式的學習生活，她才逐漸從郁郁寡歡中走出來。學習無疑是一種新的體驗，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禮。在那里，她第一次真正接觸到西方的開放思想，體會到男女平等、思想解放的重要性。而毛澤東當年的教導，也終于在此時被她慢慢理解和接納。

賀子珍在蘇聯的生活，可以說是一個漫長的從封建到開放、從陳舊到新鮮的轉變過程。這其中，她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她不得不放下自己根深蒂固的舊習，用痛苦和彷徨的方式重新審視自我，開啟新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這個轉變過程是曲折的，需要一點一點耐心地引導。好在在蘇聯期間，賀子珍結識了不少有識之士，他們用理性和友善影響著她，幫助她走出思想牢籠。從一開始的拘謹，到后來能自在交往，賀子珍改變了許多。也正是這種蛻變，讓她在晚年時反思起自己年輕時的愚鈍。

1949年，新中國成立，賀子珍本希望能立即回國，但由于一些原因，她的歸國之路一拖再拖，直至1959年才得以重返祖國。走出蘇聯這個異國他鄉，離開那里的生活習慣，又是對賀子珍一個新的考驗。不過，這一次她已不再像當年那般患得患失。在這十年的蛻變中，她終于學會了開放、包容，并以更理性的眼光審視這個世界。

五、賀子珍離世前的生活和反思

1959年，賀子珍終于重返祖國，在北京與朱旦華重逢。當朱旦華提及當年她離開毛澤東的原因時，賀子珍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我見識少＂。這幾個樸實無華的字眼，似乎道盡了她此生的許多際遇和感悟。

重返北京后的賀子珍，生活相當簡樸。她租住在一處四合院里，周圍環境與當年的永新故鄉沒什么兩樣。不過，這一次她并沒有感到陌生或者不適應。相比二十年前離開延安時的患得患失，如今的賀子珍已經變得從容大度、坦然接納新事物了。

在北京的這段時日里，賀子珍過著清閒的晚年生活，偶爾會應邀作些演講，講講自己的革命歷程。她對于年輕人頗有一番照拂，總是鼓勵他們要開放思想、勇于創新。在她看來，思想保守正是她年輕時最大的遺憾，如果當初能像毛澤東那樣放下成見、接納新理念，或許她的人生將走出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賀子珍離世前幾年，她的身體每況愈下。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樂于結交新朋友，與他們促膝長談。與往日相比，這個老革命已經變得更加通情達理、豁達大度了。她常常自嘲年輕時的＂愚鈍＂，并誠懇地讓年輕一代＂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有一次，賀子珍在北京大學作了一場演講，講述了她離開延安、遠赴蘇聯的前因后果。當她談及當年那一念之爭時，現場響起一片嘩然。作為回應，賀子珍并沒有像往日那般辯解自己，而是坦白地表示:＂是啊，我那時見識短淺，才會做出那樣的決定。＂

從某種程度上說，賀子珍晚年的這種反思和開放態度，也是她在蘇聯十年蛻變的縮影。在那個特殊的環境下，她用痛苦重塑了自我，也徹底擺脫了舊有的精神枷鎖，真正做到了思想解放。

直到臨終前夕，賀子珍一直在自省、在反思。她有太多的話還沒來得及對后人講述，只能將自己的一生經歷，留作無聲的教誨。而她那句＂我見識少＂的自我評價，也許就是她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后的總結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