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改革20多年，推行了幾十年的配給制度為何還會破產？

2024年1月，金正恩公開表示，“無法保障地方人民基礎食品和初級生活必需品的順利供應。”

這位年輕的朝鮮領導人，無奈地宣布了在朝鮮實行幾十年的配給制度的破產。

其實早在他掌印之前，配給制在朝鮮已經名存實亡。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朝鮮進行一系列農業方面的改革，實行介于包產和包干之間的聯產責任承包制。

朝鮮是怎么操作的呢？

1996年初，朝鮮調整了從60年代末建立的“分組管理制”，在3000個合作農場中推行新的管理辦法。

主要措施是分組承包、合理計劃、超產自留、余糧可賣。

分組規模從過去的二三十人，縮小到十多人。每個組原則上由家庭成員、親戚和鄰居組成，長期不變。

這和我國80年代初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點類似。

2001年，朝鮮又進行了經濟改革。將原來的農業小組，改變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農制”，每組成員更少了，基本上是一個家庭一個組。

這次改革的一大亮點是：

將原來對超額產品的分配方式，從平均分配變為按業績進行分配。

這樣改革，旨在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

另外，朝鮮政府允許農民在自家養家禽，允許有自留地，允許在房前屋后栽種果樹，其產品也有權自行處理。

也允許小集體單位設立攤位，出售自己制作的各種食品。

允許服裝、布料、魚、肉、糧食等輕工業產品進入農貿市場，增加了市場銷售的物品種類。

同時，在中朝邊境設立幾處露天農貿市場，可同中國人進行農產品交易等。

金正日這樣改革，就是在為放棄從1952年開始實行的覆蓋全民的糧食配給制做鋪墊。

2002年7月起，朝鮮徹底放開糧價，特別是大米的價格，對原來幾乎免費提供給農業小組的水、電、化肥、農用薄膜等物資，按實際價格收取費用。

工業方面，改變了原來一直在企業推行的“大安工作體系”，即黨委負責制，實行“獨立核算制，正確利用成本、價格、盈利性等經濟杠桿”，讓企業自負盈虧，并首次提出了盈利的概念。

金日成時代，國營企業與集體企業只是國家的附屬物，金正日主政后，企業有了一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

1998年9月，朝鮮憲法修正案，將以上改革以憲法的形式加以固定。

在進行工農業改革的同時，朝鮮還調整了價格體制和工資制度。

從1997年到2002年，朝鮮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明確提出廢除配給制度，改善雙重價格制度，擴大獎勵制度，將物價和薪水分別上調了約25倍和18倍。

物價的大調整，讓各種食品、生活日用品都大幅度漲價。

如大米的收購價格，從原來的每公斤0.6朝幣提高到40朝幣；銷售價格則從原來的0.8朝幣提高到44朝幣。

工資的漲幅也較大，一般工人的工資，提高后平均可達2000~2500朝幣，提高了15~20倍；教育、科研工作者以及廠礦企業一線職工，工資漲幅最高。如大學教授的工資原來是200朝幣，提高后可達4000~5000朝幣。

以上改革措施，幾乎是按照中國改革的步子走的，可是效果卻大不一樣。

軍費開支一直居高不下的朝鮮，一直沒有更多的物資積累來滿足人們生活需求。

幾十年來，朝鮮在中、蘇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下，習慣了伸手要，沒養成過苦日子的習慣，沒有打下扎實的工業基礎，而是將大多數錢投入到軍事建設中。

朝鮮軍費最高時，曾一度達到GDP總額的41%，2021年是24%，2024年也將達到15.9%。而四處出兵、搞軍援的美國，2023年軍費開支只有3.21%，中國則更少，僅為1.3%。

金日成時代，朝鮮依靠來自其他國家的援助，百姓生活一度比韓國都好得多。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中朝兩國關系正常化，幾乎停掉了對朝鮮的一切免費援助，讓朝鮮陷入糧食恐慌和經濟危機。尤其是90年代末，危機逐漸加重。

金日成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推行的經濟解凍計劃，主動與日本、法國、聯邦德國、中國香港等國家與地區接觸尋求合資，正是在中、蘇兩國尤其是中國“斷供”的前提下進行的。

可是朝鮮相關法律并不健全，最終留下來的外資企業少得可憐。

90年代初，朝鮮經濟出現了崩潰局面，尤其是94年到98年的苦難行軍時期，因為農村勞動力不足導致的糧食產量銳減，以及罕見的自然災害，讓朝鮮經濟遭到重創。

雖然來自中國、俄羅斯、韓國等國家的援助讓朝鮮沒有出現重大饑荒，但大幅度的糧食減產，讓本就產糧不多的朝鮮難以承受，經濟一度倒退了約四分之一。

因為這些原因，才讓金正日下決心要像中國那樣進行改革。可是，朝鮮的家底太薄，又急于求成，在沒有充足的政策保障和群眾積極性的條件下，大幅度提高物價和工資，只是制造了通貨膨脹，并無太多收獲。

比如，2002年每公斤44朝幣的大米，到2009年飆升到每公斤2500朝幣，上漲了57倍。

顯然，金正日廢除配給制、改善雙重價格制度、擴大獎勵制度的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

這也是金正恩上臺后，又開始實行配給制的一大原因。

2010年以后，朝鮮通貨膨脹更加嚴重，地下錢莊的外幣兌換業務火爆，連外幣兌換價格也跟著暴漲。

通脹的嚴重后果，又導致朝幣廢紙化。自由市場的主要存在形式，從錢物交易變為原始的物物交易，占朝鮮人口70%的非農業人口，想購買農產品，只能拿東西交換。

而那些有錢卻沒有東西的中產家庭，很多只能靠親朋饋贈或用外幣購買高價物資以滿足生活需要。

但是，通脹沒有遲滯金正日改革的步伐。

1996年9月起，朝鮮先后開放幾個經濟貿易區，并計劃設立經濟特區，并將中朝邊境的新義州改為特別行政區，直屬于朝鮮中央政府。

新義州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上擁有很高的獨立性。朝鮮政府的目的，是將該州建成金融、貿易、商業、尖端科學、娛樂和旅游等為一體的國際綜合區。

并學習香港的模式，任命一位非朝鮮籍國際人士擔任特區首腦，聘請一位歐洲人擔任特區法務局首長，一半以上的立法委員聘請人擔任，實行無關稅原則、美元為通用貨幣、允許土地私有化，等等。

為滿足外貿需要，朝鮮還在金日成大學等重點大學設立對外貿易專業，以培養所需要的經貿人才。

為適應改革，1998年9月，朝鮮又對憲法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

如將“生產資料只能由國家和合作集體所有”，改為“生產資料歸國家和社會合作社所有”；增加了“特殊經濟地區”的概念；刪除了“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基礎”和“背叛祖國和人民是最大的犯罪”等等。

憲法的修改，實際暗示著朝鮮將新建一些不同類型的經濟特區，擴大對外開放。

按朝鮮領導人的說法，我們的對外經濟關系在平等和自由性原則基礎上，該開放的都開放了。

但事實上，朝鮮并未學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精髓，一邊改革開放，一邊沉迷于計劃經濟時代“閉關鎖國”所帶來的安全感，改革也就走了樣。

金正日為加大改革力度，陸續向中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派出專家組，研究他們在企業管理和市場經濟的動作情況，以便借鑒經驗。

他還成立了專門研究中國經濟發展變化過程的特別研究小組，設置了一個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的機構，同時命令有關部門的干部研究大企業的管理，以利于朝鮮黨和政府更好的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認知和了解。

金正日的這些舉措，本意是好的，只是由于種種原因，收效甚微。

金正恩上臺后，繼續加大改革力度，同時也繼續推行配給制。

但以朝鮮的經濟狀況，根本無力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配給制，而僅限于平壤300多萬人才能享受得到。可即便如此，平壤的配給制也進行不下去了。

至于那些被單獨劃出來的特區，也在試行幾年后紛紛宣告失敗。

配給制度，作為戰時或物資匱乏時期的一種物資分配制度，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以及二戰時期的蘇聯、英國等國家均推行過。

但長期以配給制度作為一個國家的物資分配體制，就意味著生產力水平不足，意味著貧窮和落后，必然會出現問題。

遠的不說，疫情期間的上海就是如此。

和朝鮮差不多人口的上海，疫情期間對援助物資實行配給制，但在調度和分配上沒有協調好，出現過不小的混亂。

上海還只是物資調度出現問題，并不是東西不夠用。

但朝鮮連東西都不夠。

有人因此開玩笑說，在撒哈拉沙漠實行配給制，沙子都不夠用。

中國之所以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就是看到了配給制度的弊端——平均主義永遠不會讓人民富裕，國家強盛。

于是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國力大幅度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實實在在的提高，不僅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還讓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后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與此同時，中國也摸索出一套成功經驗，走出了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可是朝鮮改革了20多年，連人民基礎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都保障不了了。

1985年4月，鄧小平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姆維尼時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但始終堅持社會主義不曾動搖。

朝鮮設立特區的那些做法，就有些跑偏了，甚至有復辟資本主義之嫌。

總的來說，朝鮮在改革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想要成功，想要國家富強，要學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